自从上次初雪之后，近来京城的天气是一天比一天冷了，每天回家的头一件事，就是烧上一壶开水，沏一杯茶，感受红泥小火炉的温暖。只是，在这浑身温热，眼见寒风肆虐的同时，也让我不由得想起历史上的寒苦之事…
欲论其苦，首证其寒。古时虽无精密仪器，但史官与文人对异常气候的记载却不遗余力。自唐末以降，我国气候就整体转入一个波动性变冷的通道，其中尤以“明清小冰期”为甚。这一时期，江河湖海的大规模封冻，公元903年，唐代天复三年冬，浙西大雪，“江海冰”，富春江竟也冻结，十余日方解，令时人惊异于“吴、越地气常燠而积雪，近常寒也”。宋代此类记载更频，公元1110年，大观四年冬，太湖一夜之间封冻，“冰厚数尺”，湖滨洞庭山的柑橘树尽数冻死，次年只能砍作柴薪。寒流势力甚至南侵至福建，长乐县的荔枝亦大批死亡，故有“三百五十年间未有此寒”之叹。太湖在公元1329年，元代天历二年，再次“冰厚数尺，人履冰上如平地”。至明清小冰期，冰封的南界持续推进，公元1453年，景泰四年冬，山东、河南、江浙直隶等地大雪数尺，淮河以东的海水结冰竟达四十余里…
可以说，明代景泰年间是严寒的一个高峰，公元1450年，景泰元年冬，浙北大雪连绵二十日，“雪深丈余，鸟雀几绝”，民众多有冻饿而死。景泰四年冬到五年春，雨雪连绵竟长达四十余日。公元1595年，万历二十三年正月，雨雪天气又持续四十多日，湖州地区“雪冻两月不消”，金华各县牛马多被冻毙。公元1841年，清代道光二十一年冬，浙北大雪七日，记载积雪深度达一丈，房屋倒塌无数，压伤人畜，积雪至次年二月方才化尽。公元1861年，咸丰十一年底，杭州大雪数昼夜，平地雪深五至六尺…对于以农为本的古代王朝而言，冬季严寒的残酷性，最直接、最致命的体现莫过于对农业生产毁灭性的连锁打击，而且这种打击是全方位的，且具有可怕的滞后性与持续性。首当其冲的是对越冬作物的毁灭，柑橘、荔枝等亚热带果树是南方重要的经济来源，但它们在历史上数次大寒潮中几近遭到灭顶之灾。
宋大观四年、元天历二年太湖洞庭山柑橘“冻死几尽”，清代顺治年间，衢州柑橘亦因奇寒“大多冻死”。不仅果树，连生命力顽强的竹木也难逃厄运。明正德四年，兰溪“连日大霜，寒冻极甚，竹木之后凋者，叶皆枯落，有经春不复发生者，蔬菜尽死，民馑尤甚”。光绪年间，黄岩“油雪”冻死大量橘树与麦苗…这些林木植被的死亡，意味着农民多年投入的血本无归和未来数年收入来源的枯竭。而更为凶险的是“倒春寒”，公元1165年，南宋乾道元年，一场严重的春季冷害自苏南延至浙南，“灾连九郡”，导致“春种皆败，蚕、麦失收”，饥民流亡者不可胜数。公元1588年，明代万历十六年，衢州府“春雪连宵，淫雨数月”，大小麦淹没，导致米价飞涨。公元1741年，清代乾隆六年，浙北自春至夏阴雨寒冷，豆麦歉收，杭、嘉、湖三府蚕丝减产高达六成。春季是希望之季，而倒春寒则无情地将这希望扼杀在摇篮中，直接导致青黄不接时节的粮荒。
严寒、大雪与冻雨对农业的破坏是立体的，大雪压毁房屋、冻死牲畜的记载史不绝书。公元1555年，嘉靖三十四年冬，浙江武义县雪深丈许，山区积雪至次年三月方消，以致“民间烟火几绝”，山中獐、麂等野兽饿死不可胜计。万历二十三年的严寒，不仅导致金华牛马冻毙，湖州更是“死者甚众，鸟隼狐兔虎狼俱冻死”。要知道，牲畜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和财产，它们的死亡使农民失去耕力，家庭陷入赤贫，粮食绝收或大幅减产，必然导致粮价飙涨，社会储存消耗殆尽。公元1641年，明代崇祯十四年正月，绍兴大雪，“斗米涨至银三钱”，饥民被迫群起“往富家抢米”，清代道光年间多次寒冬后，常伴随“粮食短缺”。此外，饥饿与寒冷交织，成为收割生命的双重镰刀，景泰五年春，江苏南部“冻饿死者无算”，弘治十四年及正德三年，宁波府属县“民众死于饥寒者甚众”。这些冰冷的记载背后，是无数家庭在风雪中断绝炊烟、在饥寒中无声倒下的悲惨景象。
在古代，御寒的能力成为区分社会阶层最残酷的现实表现。对于上层社会而言，汉代有“温调殿”、“椒房”，唐代宫廷与贵族府邸中有精巧的手炉、足炉。白居易诗中“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的闲适，是士大夫阶层方能享有的冬日情趣。明清故宫更是集古代建筑供暖智慧之大成，火墙、地暖系统完备，设有专门的“烧炕处”由宦官管理，确保宫室温暖如春。康熙、同治皇帝大婚的坤宁宫东暖阁，其地暖系统主烟道粗达七八十厘米，道光皇帝甚至悠然吟出“暗热松枝地底烘”的诗句。然而，对于占总人口绝大多数的平民百姓，尤其是戍卒、流民、贫农而言，冬季意味着最直接的生存考验。他们无力享受任何技术性的取暖设施，甚至连最基本的衣物与燃料都成问题。敦煌出土的汉简就曾记载了戍卒的衣物配给，包括“单襦复襦”、“裘绔”、“絮巾”等，说明朝廷试图提供基本保障，但事实上依旧是杯水车薪。
对于更底层的人，则如杜甫所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白居易《卖炭翁》中“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的矛盾心理，将贫民在严寒与经济压力间的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而且在极度贫困下，甚至出现了“纸衣”这种心酸的御寒物。唐宋时期，一些贫民、僧侣或清寒士人，会以坚韧的麻纸或树皮纸制作“纸裘”蔽体。纸衣虽有一定挡风效果，但在真正的酷寒和潮湿面前，其保暖性能可想而知，这完全是无奈之下的最后选择。此外，考古发现，早在五千年前的甘肃大地湾遗址，先民就已在半地穴式房屋中设置火塘，而直至近代，火盆仍是广大农村最常见的取暖设备。从史前火塘到明清火盆，普通民众的取暖方式在数千年间并无本质飞跃，他们始终直接暴露在自然寒威的第一线，严寒如同一面镜子，清晰地照见了封建社会资源分配的极度不均与阶级间难以逾越的生存鸿沟。这也就是为什么，“柴米油盐酱醋茶”，“柴”始终是为古人生活的首要因素。
综览数千年记载，古代冬季的严寒，绝非仅是文人墨客笔下“风雪夜归人”的诗意点缀，而是悬挂在农耕文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红泥小火炉？路有冻死骨…这才是最真实、最直观的历史写照。所以为何我们看清末一些老照片的时候，几乎看不到任何树木植被的原因所在，因为平日要烧火做饭，冬日要砍柴御寒，怎会留下什么绿水青山呢？故而还是新时代好啊，时代进步、科技进步、生活进步，谁要想穿越回去，真就是脑子有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