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距离鲁迅公园不到8公里，此前韩方并没将它列入行程，显然是顾虑日本以及韩国右翼会受到刺激。
但李在明最终还是决定要去一趟。
当年尹奉吉在上海滩惊天一炸，成为了一个转动韩国历史的时刻。
第二天，李在明在网上发文：“我参观了上海鲁迅公园……这位来自小国的年轻人投掷的水壶炸弹，是对侵略和掠夺的帝国主义秩序的直接反抗……中国政府正式承认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分散的独立运动力量得以重新集结。上海成为了争取自由和尊严的团结中心……”
尹奉吉和安重根一样，都是民族英雄，绝不是日本人嘴里的“恐怖分子”，这是大是大非问题，必须说清楚。
关于尹奉吉的刺杀行动，也就是“虹口公园爆炸案”，网上一直有很多传说。
很多视频和文章还将斧头帮帮主、“暗杀大王”王亚樵说成是事件参与者，甚至是策划者。
其实，王亚樵与此事毫无关联。王亚樵“被卷入”，始于80年代末期，起因是他的弟弟王述樵的一篇文章。
但文中硬伤太多，早已被研究者否定。比如“王亚樵提供经费和炸弹”、“尹奉吉三人进入会场”、“热水瓶定时爆炸”等等。
还原一下当年的刺杀过程，就可以知道王亚樵为什么与此案无关，以及王述樵为什么要“冒功”？
惊天一炸
1932年4月29日的“虹口公园爆炸案”，还得从1932年1月8日韩国义士李奉昌在东京刺杀裕仁说起。
1919年，金九（二排右一）等流亡者在上海成立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吸引了许多韩国热血青年前来投奔。
1931年夏天， 在上海日侨工厂打工的韩国青年李奉昌找到“朝鲜留民团”团长金九，说要刺杀裕仁。
经过考察后，金九决定为他准备船票和两枚炸弹。
李奉昌的日本名为“木下昌藏”，属于“良民”，所以，他以去东京读书为名，很顺利地拿到了日方介绍信。
1932年1月8日，裕仁视察代代木练兵场，回宫经过东京樱田门，混在人群中的李奉昌趁机将炸弹投向裕仁马车，但由于炸弹威力太小，只伤了几个随行人员，裕仁仅仅受了惊吓。
李奉昌功败垂成，令金九十分痛心。
1月28日，蒋光鼐和蔡廷锴率十九路军奋起反击不断挑衅的日寇，“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
2月底，金九领导的“韩人爱国团”行动组计划炸毁一处日军弹药库，但由于3月4日停战，计划取消。
这令化装成装卸工人准备炸毁弹药库的尹奉吉十分失望。尹奉吉就请求金九，如果再有“东京樱田门”那样的行动，一定不要忘了他。
尹奉吉，1908年6月21日出生于朝鲜忠清南道礼山郡。
少年时就学会中文和日文，当过乡村教师。后因不堪日本奴化教育，决心抗日救国，1930年告别妻儿，只身前往青岛，1931年8月到上海投奔金九。
但“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穷得连房租都付不出，尹奉吉只好在虹口公园附近开了家蔬菜店，以挑担卖菜为生，暗中观察日本人动静 。
1932年3月，金九派出两组人马分别前往汉城和东北，刺杀朝鲜总督和关东军司令官，但这些人一到目的地就被日寇逮捕。
金九就决定在上海找机会动手，煞一煞日本人嚣张气焰。
4月20日，上海日资报纸《上海日日新报》刊登通知：欢迎日侨参加于4月29日在虹口公园举行的“天长节”（裕仁生日）庆祝活动，每人可携带饭盒一个、水壶一个和日本国旗一面……
尹奉吉当晚就找到金九，而金九也正有此意，两人就决定大干一场。
基于“东京樱田门”炸弹威力不足的教训，金九找到了上海兵工厂的王雄中校（朝鲜人，本名金弘一，之前东京那两枚炸弹就是他提供的），请他帮忙找几枚威力大、体积小的炸弹。
但上海兵工厂没有这样的炸弹，王雄立刻联系了复旦大学化学系教授林继庸。
刺杀行动还有李东海（女）知道，韩国人冒着生命危险将计划告诉了林继庸教授。
林继庸当然值得信任，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十九路军顾问兼技术组组长”，他是广东香山人，跟粤军关系紧密。
另外，他还是复旦大学抗日组织“复旦学生义勇军”（1928年成立）的领导者之一（“军训委员会”主委）。
“复旦学生义勇军”参加过十九路军与日寇的巷战，共赴国难。后因蔡廷锴将军力劝，才退至闸北太阳庙，担任通讯、救济及治安等任务。
不愿撤离的战场的学生则与一五六旅一起坚守吴淞炮台34天。
林继庸教授是炸弹专家，“一二八抗战”期间，他曾研制水雷，计划炸沉黄浦江畔的日本海军旗舰“出云号”。
他为上海兵工厂制造了500磅TNT水雷，再通过杜月笙和水上警察厅长沈葆义，找了江湖“水鬼”15人，准备泅泳实施爆炸。但由于兵工厂有内鬼向日本人报信，日军加强了戒备，计划失败。
林继庸答应金九在五天之内制造出满足其需要的“水壶炸弹”。
炸药和试爆场地由兵工厂提供，制造场地、工具、食宿、经费由上海新民机器厂老板胡厥文提供。
十九路军发给复旦学生义勇军的路照
林继庸设计好特种炸弹后，由学生在白天用锉刀把炸弹外形锉成很深很密的菠萝纹（增加弹片）
林继庸照常上课，每天晚上过来组装炸弹。
炸弹做好后，外面用纸糊成水壶状，再画个日本美女图案。
“大菠萝”由林继庸亲自交到尹奉吉，教他怎么用（可定时，可拧盖，拧盖五秒后爆炸），临别前，他向尹奉吉深鞠一躬，预祝成功。
尹奉吉在行动前，由金九为他拍下了这张照片，他手上的小菠萝，就是那批炸弹之一，胸前挂着宣誓文。
40年代金九写回忆录，为了保护复旦师生，没有透露此事半点信息，只说是兵工厂的王伯修工程师提供了炸弹。
4月26日，另一位“大韩民国临时政府”领导人安昌浩才得知此事，讨论善后事宜（王述樵却说是安昌浩与王亚樵联系）
4月29日，尹奉吉扮成日本人，坐电车和日本侨民一起前往虹口公园，9点前抵达。因为9点之后，日本第九师团、海军陆战队和宪兵就封锁了公园附近，一路电车和二路电车都不得经过。
日寇活动分成两个阶段：检阅军队和庆祝“天长节”。
检阅从10点半开始，有外国使节参加。
“天长节”从12点前开始，外国使节离场，剩日本人在那鬼叫。
为避免伤及无辜，28日晚，金九就与尹奉吉决定在外国使节离场后投掷炸弹。
尹奉吉以流利的日语顺利通过检查。原计划曾让李东海与他扮夫妻入场，掩护行动，但李东海日语不大流利，最后决定由尹奉吉单独行动。
11点30分，检阅台两边的外国使节离场。
11点40分，白川义则大将（前关东军司令官、上海派遣军司令）率六人到检阅台宣读祝词。
由于检阅台面积很窄，七名日寇站得很近。
机不可失，座位靠前的尹奉吉趁全场日本人都在唱“君之代”时，拧开“水壶”盖，冲出座位，掷向了检阅台。
轰的一声巨响：
白川义则身中204片弹片，第二天死在平凉路日本兵站医院；
日本居留民团团长、日本“浪人”总头目河端贞次，当天死在北四川路福民医院；
日本海军第五舰队司令野村中将被炸瞎一只眼；
日本陆军中将、第九师团师团长植田谦吉中将右腿被炸断；
日本驻中国公使重光葵右腿被炸断；
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松井苍松和日本居留民团书记长友野受重伤。
尹奉吉当场被围，遭到逮捕。
林继庸和胡厥文在虹口公园附近等动静。巨响过后，两人立刻开车逃跑离，心情又喜又悲。
喜的是，日本军政要人肯定挨炸了；悲的是，尹奉吉必死无疑。
爆炸事件轰动整个上海滩，最早发布新闻的是国民党中央社电台，当天下午二时报道，“高丽人向阅兵台投掷炸弹，已被捕，白川等人受到重伤”。
半小时后，英国路透社发布消息，“刺客是韩国人，自称尹奉吉，多名日本要人受伤”。
然后，上海所有中外报纸、电台全部在赶发“号外”。
第二天开始，中国人争看报纸，喜形于色，人心大快，手上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白川义则老贼终于死在上海了。
顺便说下，王述樵怎么会认为王亚樵参与此事呢？
因为还有一路人马也想刺杀白川义则。他们是“上海抗日青年同盟”，王亚樵为他们弄来了手枪，并送了一笔经费。
但由于之前拍胸脯保证的通行证无法弄到（中国人需要通行证才能进入，哪怕是汉奸），计划失败。
王亚樵向他们道歉后，再次帮助“上海抗日青年同盟”采取行动，准备在7月23日刺杀新任日本驻华公使，日本《朝日新闻》一名驻上海记者（无政府主义者）愿意配合行动。
结果到了23日下午，三名抗日青年全部被捕，因为那名声称“民族不同，主义相同”的日本记者出卖了他们，三人全部被处死。
王述樵应当是将这两件事搞混了，晚年才会写出“冒功”的故事。
当日本人在上海疯狂搜捕可疑人物时，5月10日，金九委托美国友人皮奇（FITCH）将他写下的事件经过（英文版）和尹奉吉生平和照片交给上海《时报》发表。
外界这才得知是“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干了这起惊天动地之事。
随后，金九逃往嘉兴避难，得到了嘉兴名人褚辅成先生的保护。
日本人出60万大洋悬赏金额，但没有一个知道金九下落的中国人出卖金九。
1933年5月，由于蒋介石想见见金九，金九这才“重现人间”，由戴笠和陈果夫安排汽车将他秘密送到南京面见蒋介石。
会面之后，“大韩民国临时政府”不仅得到了中国的承认，还得到了经费保证，不用再苦哈哈地过日子，双方共同抗日到日本投降。
尹奉吉在1932年5月25日，被日军军法会议判处死刑。
11月，日寇将他押往日本大阪，再次逼他说出炸弹来源。
12月8日，转往金泽（第九师团司令部所在地）
12日上午被枪杀，年仅25岁。
尹奉吉从被捕到牺牲，受尽酷刑都没有说出炸弹来源，守口如瓶，确实英勇。
可悲的是，韩国新右翼（尹锡悦支持者以及他的“接班人”金文洙）竟与日本极右翼一起长期指责尹奉吉是恐怖分子。
所以李在明临时增加行程，是在明确表态：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李在明接下来还要访问日本，他与高市早苗如何过招，还有待观察。
但愿韩国青年人能了解并铭记自己的抗日先烈，学习尹奉吉的气节，总有一天要跟日本人算总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