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惨败的屈辱，到觉醒年代的迷茫；

从建党建军的艰辛，到红色中国的光芒；

从抗美援朝的立威，到中间地带的坚强；

从改革开放的蓄力，到入世闯关的周章；

从一带一路的主动，到战略反攻的硬刚。

每一步，都是一曲催人奋进的反霸乐章。

每一段，都镌刻着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

一、百年屈辱与反霸实践（1895–1949）

1895年甲午惨败，《马关条约》签署，割地赔款，主权破碎，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丘逢甲悲愤写下：“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字字泣血，道尽民族危亡之痛。

清政府腐朽透顶，“防汉大于防洋”的执念，让国家沦为列强砧板上的鱼肉。本以“反清复明”为志的义和团，毅然将民族矛盾置于阶级矛盾之上，喊出了“扶清灭洋”的悲壮口号：“男练义和团，女练红灯照。砍倒电线杆，扒了火车道。烧了毛子楼，灭了耶稣教。杀了东洋鬼，再跟大清闹。”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义和团遭到八国联军与清政府的联合绞杀，但它用鲜血证明了中国人民绝不屈服的骨气。

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给中国带来了空前的屈辱和枷锁，外国军队可驻扎北京，关税由列强控制，司法被治外法权践踏。

帝国主义通过“分而治之”策略，在中国扶持代理人：北洋军阀依赖英日支持，国民党右派接受美援，买办阶级充当外资在华利益代言人。这便是霸权最阴险的本质：不费一兵一卒，却能榨干一个国家的血汗。

文人士大夫们一片哀嚎，从器不如人、制不如人到文化不如人，反思了个遍，精神一片迷茫，民族自信在屈辱中被消磨成民族自卑。

但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从义和团的刀枪相向，到孙中山“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呐喊，再到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怒吼，反帝反殖的思想火种在暗夜中逐步觉醒。

1922年，中共二大明确提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首次将帝国主义列为首要敌人。

1925年，教员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他明确将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代理人：军阀、买办和地主，列为革命对象。

中国革命的难度比苏联的十月革命要高一个量级，他们只需推翻沙皇就行，我们要同时打败帝国主义、军阀、垄断资产阶级、买办和地主，将中国所有利益集团一并打倒才行。

1945年雅尔塔会议，美苏秘密划分势力范围，将中国东北划入苏联“特殊利益区”，再次暴露大国霸权对弱国主权的漠视。

解放战争则是对美帝在华代理政权的最后清算。美国向蒋介石提供62个师的美械装备，派遣3000名军事顾问，甚至出动海军陆战队驻守青岛、天津。1946年《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更被称作“新二十一条”，允许美国商品、资本、人员自由进入中国，妄图将中国彻底变成美国的商品倾销地和原料产地。但民心向背定成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终淹没了这支“美援武装”。

“炮击紫石英”是反霸的标志性事件，它意味着列强在中国耀武扬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当时在英国留学的程开甲听闻此事，毅然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后来他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人民科学家”称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和“八一勋章”，被称为“核司令”，晚年回忆此事时，仍然泪流满面：“我们当时看的时候真是高兴啊，中国终于能挺直腰杆了！”

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不是简单的政权更迭，而是一场彻底的反霸革命，它终结了百年来帝国主义通过代理人控制中国的模式，实现了政治、军事、经济主权的全面回收。这是反霸斗争的第一个历史性胜利，为后续发展筑牢了根基：唯有独立，方能谈反霸；唯有自主，方能谋复兴。

二、抗美援朝与工业奠基（1950–1960）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9月15日，美军仁川登陆，迅速北进，战火直逼鸭绿江。

面对“要不要出兵”的激烈争论，教员力排众议：“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这一拳，是要为新中国打出和平的发展环境，更是为世界被压迫民族打出反抗霸权的勇气。

这场战争，表面是保家卫国，实质是新中国对美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首次正面挑战。志愿军将士跨过鸭绿江，在冰天雪地中吃炒面、啃冻土豆，用血肉之躯对抗武装到牙齿的联合国军。一军打三军，历时两年零九个月，毙、伤、俘联合国军71万，打出了国威、军威！

抗美援朝的胜利，打服了所有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打服了苏联，意义远超战场：

军事上，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从此再也没有国家敢轻易与中国在陆地上较量；

心理上，彻底重塑了民族自信，“站起来”不再是口号，而是刻进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底气，极大压缩了“软骨症患者”的生存空间；

战略上，让苏联看到了中国的硬实力，斯大林意识到，苏联看住西方，中国能看住东方，而这样的盟友值得扶持。于是，156个工业项目应运而生，覆盖能源、冶金、机械、军工、化工等核心领域，构成了新中国工业体系的骨架，至今仍是骨干央企。

更重要的是，抗美援朝向世界宣告：霸权并非不可战胜，只要人民团结、意志坚定，就能打出一片天地。

此役之后，美国再也不敢直接入侵中国本土，全球的民族解放运动也受到了极大鼓舞。这是中国反霸斗争从政治独立迈向战略拒止的关键一战，至今我们仍在享受抗美援朝的红利。

三、自力更生与中间地带（1956–1971）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提出“三和路线”：放弃斗争，与美帝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一妥协退让的路线，与中国坚持的反霸立场严重对立，中苏分歧初现。

1958年，赫鲁晓夫得寸进尺，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联合舰队，教员震怒：“他们要在军事上控制中国，我们不干！”

1959年，苏联在中印边境冲突中偏袒印度，还要求中国在台湾问题上放弃使用武力，配合其“苏美合作”战略，“老子党”的霸权行径愈发嚣张。

1960年，赫鲁晓夫策划多国共产党围攻中共代表团，随后单方面撤回全部在华专家，废除数百个经济技术合作合同，让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的中国雪上加霜。

1963年，苏共发表公开信指责中共，我们以“九评”回应，系统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将论战推向高潮。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勃列日涅夫延续对华强硬政策，彻底关上了和解的大门。

一夜之间，中国同时面临美苏两大集团的封锁、制裁和打压。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边境冲突频发；美国的封锁从未松懈，妄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

绝境之下，中国没有屈服，而是选择自力更生、硬刚到底！

一方面，我们开始搞三线建设，“好人好马上三线”，在以云贵川、陕甘宁为主的地区建设工业备份，遵循“靠山、分散、隐蔽、进洞”原则，做最坏的打算：即便沿海工业全军覆没，也要保留反霸斗争的工业根基。修建川昆铁路时，教员下令：“铁轨不够，把沿海的拆下来也要修好！”这份紧迫感，源于对霸权威胁的清醒认知，只有做好万全准备，才能让敌人不敢轻举妄动。

另一方面，教员提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除美苏两大霸权外，其他国家都是可团结的对象。第一个“中间地带”是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第二个是欧洲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我们广交朋友，《毛选》成为亚非拉国家反抗殖民统治的“圣经”。1964年，戴高乐顶住美国压力，成为首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大国，正是这一理论的生动实践。后来，这一理论发展为“三个世界”理论：美苏是第一世界，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其余为第二世界，为中国构建反霸统一战线奠定了理论基础。

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别人不帮咱，咱就自己干。

1964年10月16日，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67年6月17日，第一颗氢弹试验成功；

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升空。

在苏联断供和美国封锁的双重压力下，中国依靠自身力量掌握核威慑能力，彻底打破了“核讹诈”的逻辑。这是反霸斗争从“被动防御”迈向“主动拒止”的里程碑。

中国有了核武器和卫星，发展中国家精神为之一振，他们有了反抗霸权的主心骨。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以76票赞成通过，恢复中国合法席位，其中50票来自亚非拉国家，这是“两个中间地带”理论的胜利，更是反霸统一战线的巨大成功！

在此期间，除了自力更生，我们还在军事上对美苏霸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1958年炮击金门，通过有限战争阻止了美蒋“划峡而治”分裂国家的图谋，迫使美国放弃“两个中国”方案。

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不仅捍卫了领土，更粉碎了美印联手遏制中国的企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