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斩杀线”并非孤立现象，而是整个西方世界的普遍做法。
它是西方500年来宗教、政治、经济、思想共同演进的产物，是一套以排他、筛选、淘汰、清除为核心手段的操作系统，对内制造“可清除”人口，对外斩杀“可牺牲民族”。
西方从宗教的排他性、国家定义的民族化、《契约论》的精英化、马尔萨斯《人口论》的冷血化、“优生学”对“劣等人”的筛选标准化，再通过社会达尔文主义赋予暴力合法性，最终强化种族主义，给“白人优越论”建构了身份闭环，并在全球范围内划定“可牺牲民族”。
美国最想“斩杀”的，是中国所代表的另一种文明可能性：一条不靠掠夺、不靠排斥、以人民为中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因为中国的成功会推翻他们所鼓吹的“西方优越论”“西方中心论”“白人优越论”，这是它们不能容忍的。
第一章 奴隶贸易：“斩杀”初体验
跨大西洋奴隶贸易是西方“斩杀线”在全球尺度上的首次系统性实践。它不仅是经济行为，更是思想、神学与法律的合谋，为后续所有排他机制提供了原型。
宗教合法性：“异教徒”即“可奴役者”
15世纪，葡萄牙在西非扩张时，教皇尼古拉五世于1452-1455年间发布多份诏书，授权基督徒君主“征服、镇压并永久奴役所有撒拉森人、异教徒及其他基督之敌”。
这一神学逻辑将非基督徒定义为“自然敌人”，其人身与财产可以被合法剥夺。此后，西班牙法学家维多利亚虽批评无端奴役，但仍承认若“野蛮人”拒绝福音或侵犯自然法，即可被正义战争征服为奴。这种“有条件奴役论”，为殖民者提供了灵活的道德借口。
法律建构：种族与奴役的身份绑定
为确保奴隶制永续，美洲殖民地从17世纪起立法将非洲血统与奴隶身份直接绑定。
1662年弗吉尼亚法案确立“母亲为奴，子女即为奴”；
1705年《奴隶法典》将黑人定义为“动产”，剥夺其基本权利，并授权白人可以随意惩罚甚至杀害奴隶而不受法律追究。
至此，奴役从临时状态变为种族世袭制度。
哲学与“科学”背书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为种族奴役提供“理性”支持。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奴隶论”被复活；
休谟、康德等虽倡导自由，却宣称黑人“缺乏反思能力”；
18世纪，林奈、布卢门巴赫将人类划分为等级化“种族”；
19世纪颅骨测量学“证明”黑人脑容量小、智力低。
这些“知识”生产，使种族差异本质化、生物学化、不可改变化。
资本与契约论的共谋
讽刺的是，奴隶贸易的鼎盛恰与资本主义兴起和社会契约论传播同步。
洛克本人投资主要从事奴隶贸易的英国皇家非洲公司，却在其《政府论》中高呼“财产权神圣”，他的“个体”默认排除黑人。
美洲种植园经济为工业革命提供了原始积累：蔗糖、棉花成为原料与市场，奴隶劳动创造的利润转化为资本。正如马克思所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奴隶贸易在西方思想谱系中具有奠基性地位：它首次在全球实践了基于种族的排他性逻辑，为种族主义、优生学、国际“斩杀线”提供了制度模板与思想原型。
第二章 西方国家观：排他性的俱乐部
现代西方对“国家”的理解，始于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所确立的主权国家模型。
该模型的核心在于三个要素：固定的领土边界、对内至高无上的主权，以及对外的独立自主。
这一模型的诞生，是对欧洲三十年宗教战争（1618—1648年）血腥混乱的回应。战争的惨烈使欧洲君主们认识到，若要维持秩序，就必须终结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对各国事务的干涉，承认每个统治者在其领地内拥有最高权威。
《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事实上采纳了“谁的领地，谁的宗教”的原则。这一原则虽旨在保障和平，却无形中将国家与单一信仰、单一文化乃至单一民族绑定在一起。
国家不再是一个开放的、包容多元的文明容器，而变成了一个需要内部同质化的政治堡垒。
民族国家模型的排他性基因
18世纪末至19世纪，随着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的推进，“民族”的概念逐渐取代了“君主”成为国家合法性的新来源。卢梭的“公意”、赫尔德的“民族精神”等思想，共同催生了“一族一国”的理想。
这一理想看似民主，实则极具排他性。它预设了一个清晰、同质、排他的民族共同体作为国家的基础，任何不符合这一标准的群体——无论是境内的少数民族，还是境外的“异族”，都天然被视为威胁。
西方的民族国家模型在面对多民族共存时，往往陷入两难：要么强制同化，如法国的“共和同化”模式，要么走向分裂，如南斯拉夫的解体。其根源在于，它们的国家观是契约式和排他式的，而非文明式和包容式的。
国家是“有产阶级的俱乐部”
洛克、卢梭等人的社会契约论进一步强化了国家的排他性。他们将国家定义为个体为保护自身权利（生命、自由、财产）而自愿让渡部分权力所形成的共同体。
这里的“个体”指的是拥有土地、受过教育、信奉基督教的白人男性，妇女、无产者、黑奴、殖民地人民，统统被排除在这个“契约”之外。
因此，现代西方国家从诞生之初，就不是一个全民共享的家园，而是一个有产阶级的俱乐部。
国家的功能，首要的是保护私有财产权，其次才是提供公共安全与秩序。这种定位决定了其政策的天然倾向：当资本的利益与普通民众的福祉发生冲突时，国家机器往往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前者一边。
这种结构性偏袒，为日后“斩杀线”的出现奠定了制度基础。
对非西方世界的“文明等级论”
西方国家观的排他性不仅体现在内部，更投射到外部世界。
为了给殖民扩张提供合法性，18-19世纪的欧洲思想家们构建了一套“文明等级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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