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介绍
文一，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聘高级研究员，总裁读书会全国领读者联盟领读导师，曾任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圣路易斯分行）助理副行长兼高级经济学家，清华大学经管学院CCB讲席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其研究领域聚焦宏观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与政治经济学，长期致力于探索中国经济发展模式与全球工业化历史规律。
【摘 要】 一个国家贫穷的根源,是因为无法对消费品和生产资料实现规模化大生产。但规模化大生产并非0~1的技术发明问题,而是1~100的市场应用问题:规模化大生产方式只有依赖规模化大市场才有利可图。然而“市场”是个公共品,需要国家力量才能创造。市场赖以横空出世的三大基石———政治稳定、社会信任、基础设施,都是国家力量和国家意志的产物。土匪出没的地方没有市场,欺诈横行的地方没有市场,“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方没有市场。基础设施决定了市场的时空结构,物流的规模、方向与速度。
【关键词】 工业革命;规模化大生产;市场创造;市场培育;产业政策
一、 抢先工业化是国家兴衰的关键
以规模化大生产为特征的工业革命,是近代中西方大分流的界碑。但工业革命为什么爆发在18—19世纪的欧洲,而不在古代科技曾遥遥领先的中国? 在欧洲诸国中,为什么爆发在边陲岛国英国,而不在资本主义的发源地意大利,也不在率先开启大航海与地理大发现的葡萄牙和西班牙,甚至不在政治制度远比英国开明的欧洲金融中心荷兰?
无论是韦伯的新教伦理理论,哈耶克自发演化的市场秩序理论,还是阿西莫格鲁基于“包容性—攫取性”二分法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都无法回答这些问题。
这些流行理论也无法回答日本为什么能够在19世纪下半叶通过天皇绝对君主制而迅速崛起? 为什么采纳计划经济模式的东欧国家能够迅速工业化,却又需要面临市场化改革的危机? 为什么在诸多实行市场化改革的计划经济国家中,只有中国异军突起成为制造业强国?
以上这些问题都应该而且可以在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里加以讨论和回答。而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斯文·贝克特(2019,p.147)在刻画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全球性影响的《棉花帝国》一书中,谈到了一个国家实施工业化的基本动机:“工业是财富的来源,也是极其优越的战争工具。”这句话精辟地概括了工业化对于一个民族与国家的战略价值,而流行的自由贸易理论和新古典经济学却完全忽视了这一点,因此不可能充分理解自文艺复兴以来欧洲国家的行为逻辑。
从贝克特这个角度来看待欧洲历史上驱动工业化背后的国家力量和英国的工业革命,便可以发现经济发展不可能是任何一个国家纯粹的内部事务,而是在强敌环绕的国际环境中必须进行的战略博弈,因此一国的经济发展也必然受到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一句话,工业化不可能是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与哈耶克“市场自发演化”的产物,反而是国家力量有效主导并利用市场竞争的结果。显而易见,已经爬上制造业食物链顶端的国家具有强烈动机向其他国家推行“自由贸易”,因为这样便可以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工业品市场,而将其他国家变成自己的农业基地和获取高科技垄断利润的对象。
因此,流行经济学理论也没有意识到西方工业化历史上的一个基本事实:“强权优先于利润。无论这两个领域如何亲密地相互渗透,最终还是由战争决定商业的法则。”(波兰尼,2020,pp.11-12)正如马克思曾精辟指出:“各国间的竞争,归根结底,还是通过战争(特别是海战)来进行和解决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960)马克思1857年9月25日致恩格斯的信中也说道:“军队的历史比任何东西都更加清楚地表明……军队在经济的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大规模运用机器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开始的。部门内部的分工也是在军队里首先实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1972,p.183)
由于大工业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而军事工业都是重工业,因此19世纪欧洲出现的“工业资本主义”便不可能完全是自由市场的产物,而更是国家意志推动的产物,是政府一系列工业政策导向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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