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中国的地缘政治要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张文木教授访谈（上篇）|2026-03-13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中国在改革开放中取得巨大成就，同时也进入新的发展时代。中国许多著名学者将新思想、新理论的研究视为使命。《经济导刊》编辑部走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张文木，对中国地缘政治研究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

张文木是当代中国地缘政治研究的重要学者，其研究的重要性并不表现为他的论著量大小，而是他在战略研究中国化方面所作的突出贡献。

以战略研究中国化为基本方向

中国学派在战略研究中要结合中国国情并为国家利益服务

张文木教授一直致力于推动战略研究中国化，并做出成绩。在1998年的一篇文章中他就提出“建成贯通经中国内陆通往中亚南亚乃至中东的石油管道线路，对我国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并分析了修建这条管道及保障安全的可能性。后来“西气东输”成为现实。

张文木在其著作《论中国海权》中提出，中国的全球商业力量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用来支撑它的强大海军。后来，鉴于中国海上力量已有长足推进，他的这一立场又有深入。他在2014年出版的《论中国海权》（第三版）和《印度与印度洋》两书中，提出绝对的制海权要依托于绝对的制陆权，反之，绝对的制陆权也要依托于绝对的制海权，从而在整体上概括出陆权与海权的作用与反作用理论。基于这一理论，他认为中国因超大的近海大陆板块，特别是具有中远程导弹打击技术，使得当代中国对太平洋和印度洋有着强大的反作用力以及由此形成的较强的近海制海能力。这在相当程度上弥补了被西方人认为的海权技术上的短板。继而，他提出中国具有“东接太平洋财源（市场）、西接印度洋资源”的独特地缘政治优势，这就打破了近代西方“海权”神话，并使中国海洋安全研究有了革命性的视角，即中国是一个天然具有海权资质的大国。他提出中国应该树立“海洋自信”“海权自信”，因为目前中国虽不是世界一流的海权技术大国，但中国以自身的地缘政治优势，会比西方英美国家以更快的速度步入海权大国行列。

张文木将台湾看作是中国安全的重要瓶颈，因为它牵制了中国海上力量的全面发展，而中国海上力量的全面发展就是中国终极安全的重要保障。他近来在文章中呼吁用“西太平洋中国海”的概念统合“南海”“东海”“黄海”分立表述，并将并排于中国东部海域的南海、东海、黄海三大海上力量合编为统一的西太平洋舰队指挥体系。他提出，在这样的海上力量体系中，台湾回归祖国以及捍卫东海、南海海域的中国主权已成应有之义，同时又不致将其力量伸展过远，大体在远东雅尔塔体系安排之内。他认为，只要中国坚持不懈地努力，在不远的将来，切实将中国海上实际控制线前移至台湾东界——这原本就是中国领土的东界，届时台湾和平回归就是可想象的事。

有人称他是中国的“强硬学者”，“鹰派人物”的帽子向他飞来。张文木则认为自己是一个“实事求是”派，自己的学术定位是由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决定的，该“鹰”就“鹰”，该“鸽”就“鸽”，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他在访谈中说到，对两极分化现象日益严重的国家来说，“左”一点较好；对受压迫的国家来说，还是“鹰”一点比较好，哪里有压迫，哪里自然就有反抗；但是对一个强国来说，还是鸽派好些。他多次提出“大国崛起于地区性守成，消失于世界性扩张”的警告，提示中国不应该像某些大国那样“过度扩展”。他认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如果不重复苏联、美国四面出击、分散力量的前车之鉴，中国将会更加生机勃勃。如果一定要用形象比喻，他认为“龙派”比较贴切：该屈就屈，该伸就伸，怎么对中国好就怎么来。

谈到中国学派的学术研究立场，张文木在访谈中再三强调，战略研究需要结合中国国情并为中国的国家利益服务。他明确反对国际政治研究中的所谓“客观”“中立”之说，认为学问尤其是国际政治这门学问是要扎根于祖国这片土地的。他说，在祖国的立场上，犯了错误好改正，如果脱离了这个立场，恐怕就不是一般的学术错误了。

对于学术与政治的关系，张文木提倡二者的和谐与宽容，主张 “学而优则学，仕而优则仕”。他认为，学者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提出正确的见解；为政者的任务是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双方各有其短，而相互不必尽究其短；只有双方取长补短，学术与政治才能发挥建设性的和自觉的合力作用。他在访谈中建议，学者在要求为政者尊重学术规律的同时，也要尊重为政者的难处以及他们独立思考和选择的权利。学者向为政者建言，要考虑对方接受的程度或建议可行与否，要留给对方理解和消化的时间。

张文木的研究带有有明显的问题意识和经世色彩。他认为，经验介入学问是学问成熟的标志，也是学者成熟的标志。学问须经世，而经世需要的主要是经验。传世之作多是经验的集结，而非猜想大胆和逻辑严密的结果。他强调，偶然性是牵动历史变革的先锋，而应付历史偶然性的成功经验，尤其是其中的政治经验往往是社会科学变革的伟大杠杆。

知青岁月是人生经历的重要起点

四年的知青岁月让我知道了知识人应当向人民学习

经济导刊：您曾讲过毛主席的书对您的影响是第一位的，读毛著对您的学术研究有何影响？

张文木：是的。毛泽东同志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并应用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典范，他也是中国学者学习的榜样。直到现在我都喜欢毛主席的文章。上中学时，毛主席号召青年人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当时我不知天高地厚，一上来就学历史、学哲学、学马列主义。按当时流传的所谓毛主席为青年人开的书目，我有计划地读了几年书。它们对我影响较大，在我知识结构的形成中确实起到了“取法乎上”的效果。当然这还要感谢当时没有考试的特殊历史条件，也感谢毛泽东为中学生大幅“减负”的教育政策。当时自己对所读的著作其实似懂非懂，有时还有些偏激，一味地只想再造天地，也常被社会思潮弄得颠三倒四。但不管怎样，马克思、列宁、毛泽东的书，尤其是毛泽东那种结合中国实际的学风、明白如水并具有中国气派的文风，使我在后来的学术研究乃至整个人生中获益极大。现在有的学生让我推荐好书，我还是推荐《毛泽东选集》。

经济导刊：您曾经做过4年的知青，知青的实践经历对您此后的学术和人生有影响吗？

张文木：如果说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送我进了大学校园，那么，是毛主席让我在这之前先上了4年社会大学。当时知青下乡有点强迫性，而我则是半自觉地参与其中。毛主席说“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对我这个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很有吸引力。从1975年到1979年，我听毛主席的话到农村插队锻炼。现在看来，农村4年对我是笔超值财富，因为在我人生开始阶段我在中国最基层的地方得到锻炼：帮农民办沼气、搞夜校，与他们一起会战黄河大坝。与农民的朝夕相处使我知道了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知道了知识人还应向人民学习。知道了中国的农村和农民，也就了解了中国的多半国情。这种只有从生活，特别是基层生活学到的知识又使我得以在后来的社会动荡中保持冷静。我认为，现在的知青小说有把那段历史妖魔化的倾向。其实那段历史对青年人的人生进步绝对是有益的。即使是那些由妖魔化知青历史而成名的作者，也不能否认正是那段历史给了他们相当正面的精神财富。就我个人而言，我后来的人生动力、对祖国的感情都与那段经历分不开。习近平主席说，梁家河里有大学问，感谢毛主席，他让我在上大学之前先得到这种大学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