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6日，在成功暗杀拉里贾尼后，以色列彻底疯了。
3月17日，以色列暗杀巴斯基民兵组织领导人苏莱曼尼。
3月18日，以色列暗杀伊朗情报部长哈提卜。
3月20日，连革命卫队发言人纳伊尼都被暗杀了。
连手无缚鸡之力的发言人都杀，足以说明，以色列现在已经越来越像一个输红眼的赌徒了，它已经不琢磨着赢牌了，而是要把所有赢钱的对手全都干掉。
有意思的是，这种卑劣的暗杀手段，居然有人在洗地，说这是“为民除害”，甚至搞了一套“让战争决策者先走”的歪理，说战争进入了新时代，人类无须再打动辄伤亡数千万人的世界大战，只需通过暗杀把决策者干掉就行了，这样战争就能早早收场，平民伤亡降到最低。
听起来似乎挺有道理，很“人文主义”，但暗杀真的能解决问题吗？暗杀真的能让以色列赢得最后胜利吗？
答案是，不能。
一
首先，我们需要搞清一个问题：权力是什么？
在古代，权力是人。一个国家的运转，很大程度上都依赖最上面的老大。
所以在世界历史上，刺客文化源远流长，因为权力系于一人，一旦刺杀成功，可能真的能改变历史。
但是呢？当人类组织政党化之后，暗杀的边际效应，就急剧下降了。
政党，不是一群人聚在一起开开会、吃吃饭那么简单，而是基于共同的利益诉求、共同的意识形态或者共同的生存危机而凝结成的一个利益共同体。
而政党的领袖，哪怕他有再大的威望，也只是这个政党推举出来的一个集体意志代表。
所以，在现代政党政治和复杂国家机器面前，权力虽然是某个人行使，但却不真正属于某个人，而是属于一套严密的组织体系。
对一个组织来说，可以出来当代表的人有很多，你杀了一个没关系，我手头有个领袖池子呢，人多的是。
你当然可以连续杀，但这样一来，你就进入了一个抽卡的过程，而且结果完全不可控。
你有一定的概率，可能会抽到一个懦弱无能的弱鸡，导致对方组织陷入内耗和衰退。
但从历史上来看，更大概率发生的情况是，会抽到一个比前任更加极端、更加强硬的人物。
为啥暗杀会导致强硬派上位呢？
因为组织的生存环境变了。
当一个组织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中，它可能倾向于推举那些懂妥协的温和派或者务实派作为领袖。
但如果连温和派都死了，那所有人都明白了：妥协没用，只能不死不休。
这样一来，整个组织会陷入一种生存焦虑之中，温和派将彻底失去发言权，所有的权力、资源和民意都会迅速向最强硬的强硬派集中。
所以，为了生存，这个组织必然会选择那些最擅长战斗的人上位，而不是最擅长妥协的人上位。
某种意义上说，这已经成了一种定向筛选了。
在暗杀过程中，那些结构松散的、组织模式落后的抵抗组织，那些水平不行的领袖，一个接一个地被干掉，那么最后剩下的，又会是什么样的组织和领袖呢？
这一点，以色列已经有过很多次教训了。
1992年，崛起不久的真主党参加黎巴嫩议会选举，成为黎巴嫩最大的反对党，以色列对这个什叶派组成的政党如临大敌，于是出动战机，炸死了当时真主党的总书记阿巴斯·穆萨维。
穆萨维这个人吧，虽然反以，但相对来说，其行动主要停留在政治和宗教层面，对以色列的威胁，并没有那么大。
结果呢？穆萨维死后，真主党内部迅速推举出了一位年仅32岁的少壮派——哈桑·纳斯鲁拉。
纳斯鲁拉是个堪称雄才大略的人物，他用了30年时间，将真主党从一个松散的民兵组织，彻底打造成了一支拥有严密地下网络、庞大导弹库和极强社会动员能力的准军队。
正是在纳斯鲁拉的带领下，真主党才在2006年的黎以战争中让以色列损失惨重、无功而返。
你看，以色列暗杀了一个穆萨维，结果给自己抽出来一个王炸，怨谁呢？
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了哈马斯身上。
哈马斯早些年的精神领袖，是亚辛，没错，就是早些年经常上电视的那个坐在轮椅上的老人。
但是呢？以色列把亚辛给炸死了，接着又暗杀了继任者兰提西。
结果，哈马斯不仅没有削弱，反而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中赢了，组建了哈马斯自治政府。
少了老一代宗教领袖，哈马斯的指挥权迅速转移到了卡桑旅等一线军事指挥官手里。从叶海亚·阿亚什到穆罕默德·戴夫，再到后来的叶海亚·辛瓦尔，哈马斯的领导层一代比一代年轻，一代比一代极强硬，一代比一代更懂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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