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5月7日凌晨，印度安巴拉空军基地，灯火通明。
第17“金箭”中队中校指挥官辛格，坐在编号BS001的“阵风”战斗机座舱内，埋头确认作战简报。
14架“阵风”、28架苏-30MKI、18架米格–29、12架幻影-2000，72架战机分八个编队，以狼群战术，从四个方向突击，轰炸巴基斯坦。
规则只有一个，不越境，发射后立刻返航。
“打了就跑。”辛格有些不以为然，觉得战术过于保守。
在他眼中，巴基斯坦的空军，根本不值一提，完全可以“放开打”。
他们的主力战机是JF-17“枭龙”，脱胎于20世纪60年代的米格-21战机，虽被中国成都飞机制造厂进行“魔改”，但起点还是太低。
还有些美国的F-16战机，不仅老掉牙，还是二手货，估计上天都得掉零件。
听说新添了几架歼-10CE，但在“阵风”面前，也不够“塞牙缝”，要知道，一架2.4亿美元的“阵风”，能买4架歼-10CE。
更何况，印度有第17（金箭）和第101（金鹰）两支“阵风”中队，足足有36架！别说巴基斯坦，就连北方的邻居也得掂量掂量。
除了五代机，它在这片天空没有对手，巴军最多只敢起飞，做做样子吧。
地勤人员做出“一切就绪”的手势。辛格深吸一口气，推动节流阀，两台M88发动机咆哮起来，把他摁在座椅上。
00：30，72架战机全部升空，完成编队。
00：55，在距印巴边境20公里处，辛格轻轻摁下发射键，两枚“风暴阴影”导弹呼啸而出，直奔300公里外的“穆罕默德军”营地而去。
“哥斯拉报告，发射完毕。”他推动操纵杆，战机以一个利落的侧转进入返航航线，“目标摧毁，返航”。
返航过程中，雷达屏幕上一片平静。
临近基地，耳机里突然传来尖叫，“长机！规避！你三点钟方向有导弹！”
下一秒，一道刺眼的火光在夜空中炸开。
一枚霹雳-15E导弹，以4马赫的速度，悄无声息地撞上了BSOO1的机尾，钨合金破片撕裂了机体，“阵风”瞬间化作“一阵风”。
辛格抓住弹射把手，用尽全力一拉，眼前一黑。
直到在野战医院醒来，他才知道，在这场近30年来人类最大规模的空战中，印度被打了0：6，损失了6架战斗机，其中包含3架“阵风”。
而击落他们的，正是“廉价”的歼-10CE，那些出自成都飞机制造厂的中国战机。
他闭上了双眼，眼皮却止不住地颤抖。
一、东风113的启蒙
要理解这场胜利，就必须回到1949年。
10月1日，开国大典。
22岁的林虎，驾驶美制P-51战斗机，和其他8架一起，在天安门上空飞了两遍。这是周总理专门交代的，飞快点，绕回来再飞一遍，凑个数。
那个时刻，他不知道将来能当空军副司令，还会救歼-10一命，只知道新中国的空军，只有17架拼凑的“万国牌”飞机，而当时的美国空军，是17000架。
腊月二十日，国民党4批次17架飞机突袭上海，投下67枚炸弹，杨树浦发电厂被炸。防空部队只能眼睁睁看着，因为高射炮够不着。
“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教员的一句誓言，成为中国航空工业的起点。
可咋开始呢？只能从修飞机开始。
1951年，21岁的宋文骢从航校提前毕业，成为志愿军空九师的机械师。在吉林孤店子机场，每天猫着腰钻到米格-15的机腹下，装弹、挂副油箱。
他发现拉-9战斗机着陆时，容易在固定位置折断机翼，便判断这不是飞行员操作问题，而是设计缺陷。
苏联专家不屑一顾，拉-9是苏联主力机型，怎么可能有问题？
但技术检测最终证明，这个中国小伙子说对了。
35年后，这个敢于质疑、追求真相的年轻人，会成为歼-10的总设计师。但那时，他和整个中国航空工业一样，还站在“修飞机”这个起点上。
抗美援朝后，苏联对中国刮目相看，给了156个援助项目，其中有11个是航空工业。
1956年7月，112匹（沈阳飞机制造厂）的车间里挤满了人。第一架国产喷气式战斗机歼-5滑出总装车间时，有工人当场跪下磕头。
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歼-5
这不是迷信，而是激动，中国人终于能造自己的飞机了！
虽然是仿制米格-17，但中国终于从“修飞机”走到了“造飞机”。不久，米格-19仿制成功，命名为歼-6。
所有人备受鼓舞，突然觉得“造飞机也就是那回事”，咱们得“赶英超美”。
“大跃进”来了，各地“喜报”连连，全国首飞了19个机型，连民间都在“给祖国献礼”，有人用木头和铁皮造飞机，有人用自行车零件造发动机。
在这股热潮里，有两支“正规军”较上了劲。
一支是112厂的飞机设计室。这是沈阳飞机设计所(601所)的前身，当时是唯一的飞机设计单位，里面都是技术专家。
设计室追求稳健，侧重的是改进，他们的方案叫“东风107”，在歼-6基础上进行性能提升。
还有一支是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教授带着400多个军校学员，直接把课堂搬到了112厂，“一切都要为了实战”。
宋文骢也是其中一员，作为已经学习了3年的优秀学员，他被任命为总体设计组组长。
哈军工的方案叫“东风113”，请记住这个名字，这算是歼-10的“单细胞形态”。
当时，国民党空军“黑猫中队”的U-2侦察机能升空2万米，歼-5和歼-6根本够不着。更让人头疼的是，他们有空空导弹了，而我们还在用机炮。
在“温州湾空战”中，一架歼-5被“响尾蛇”导弹击落，另一枚导弹落地后未爆炸。苏联人拿去逆向研制，我们再仿制，命名为霹雳–2————这是霹雳系列导弹的祖宗。
基于现实威胁，“东风113”的标准为“双二”：2马赫速度，2万米升限。
两个方案都引起了高层重视，为了给建党40周年献礼，国防科委准备择优重点推进一个。
争论开始。
112厂认为，“东风113”过于激进，根本没有能力完成；而哈军工觉得，“东风107”过于保守，完成了也没用。
其实，112厂是立足于现实，而哈军工是着眼于未来，都有一定道理，这种路线之争，本质就是所谓“保守”和“创新”的区别。
最终，空军选了“东风113”方案，但也有顾虑，哈军工是一帮“学生兵”，缺经验。
于是两拨人马合并，112厂负责技术把关，哈军工负责总体设计。宋文骢仍任总体组组长。
随着研究深入，问题越来越多，仅起落架方案，宋文骢就修改了37次。
不是设计不出来，而是材料承受不住、发动机推力不够、风洞数据缺失⋯⋯每解决一个问题，就冒出三个新问题。
雪上加霜的是，中苏关系还闹崩了，专家撤走，资料带走，停供一切零部件。
全国航空项目瞬间陷入停滞，歼-5、歼-6的生产都成了大问题。
1961年7月，一纸通知下来，“东风113项目暂停”。没人说“下马”，只说“暂停”。但所有人都懂，没有后续了。
那些日子，宋文骢时常在车间里徘徊。那些木质飞机模型，都像随手扔掉的垃圾，可怜兮兮地躺在角落里。
他心里有个声音在问，“难道我们永远只能照着葫芦画瓢，永远只能仿制别人的飞机？”
那一年，他31岁。
二、第一只烤鸭
“东风113”下马后，国家决定以原班人马为班底，就地组建沈阳飞机设计所(601所)，专门负责战斗机设计。
这是中国第一个战斗机设计所，直接隶属空军。
技术专家入了伍，穿上了军装，身份变化可以很快，但思想变化却需要过程。
空军下达的第一个任务，摸透米格-21技术。这就让专家们很不理解，“米格-17、米格-19也没摸透，不照样成功仿制歼-5和歼-6吗？”
在他们看来，这是“无事找事，摸透摸透，怎样算透？”
结果空军副政委在大会上批评，“别以为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什么都知道，要反对专家当政！”
这话听着刺耳，但背后逻辑很简单，军队是为了打仗，敲敲打打、修修补补是工厂的事，而战斗机设计所就得瞄准未来，抓紧技术储备，为创新做准备。
然而才“充电”四年，体制编制就再次调整。1965年1月，601所划归三机部，所有人员集体转业，又成为国营单位职工。
军装脱了，肩章摘了，军衔没了。
看起来只是行政关系的调整，但实际上，压力又变了。
因为作为国营单位，任务只有一个，设计和制造产品。
于是，新一代战斗机研制再次启动。
会议室里烟雾缭绕，大家围绕着“单发”还是“双发”争执不下。
“必须双发！”空军代表把帽子扔到桌子上，“要造就造高性能飞机！”
“歼-7是单发，双发要重新设计！”一位技术专家反驳，“我们的工业能力达不到！”
“那你说怎么办？继续改进歼-7?继续让U-2飞到头顶上拉屎？”
所谓“单发”“双发”，指的是战斗机装1台还是2台发动机。
双发飞机性能好，单发飞机性价比高，大多数国家都是“高低配”。
比如美国，在四代机时代，F-15是双发重型战斗机，性能强悍；F-16是单发轻型战斗机，用于常态任务。到了五代机时代，F-22是双发，综合指标最高；F-35是单发，成为装备主力。
除开性能外，发动机技术也是“单发”“双发”的决定因素。
这次的战术目标是F-4“鬼怪”战斗机，要与之对抗，至少需要推力达到12吨级的发动机，而歼-7的发动机推力才6吨。
会议讨论了整整5天，审了23个单发方案，但每当谈到发动机，会场就陷入沉默。
最后，606所（发动机研究所）的领导失声痛哭，“我们根本造不出这样推力的发动机！”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有人轻声说了一句：“听说有些年轻人，私下搞了个双发方案。”
第二天，宋文骢被喊到了会场。
在几十双眼睛注视下，他从帆布包里小心翼翼地拿出一个木质飞机模型，昨晚连夜赶做的，还没来得及上漆。
模型一拿出来，会场先是一静，紧接着哄堂大笑。
“小宋，你这是从哪儿顺来的烤鸭？”
宋文骢脸红了，但没有退缩。他深吸一口气，把模型放在桌上。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我们的想法是，用米格-21的机翼，装2台涡喷-7发动机，两侧进气，可以短时间内达到战术指标要求。”
会场慢慢安静下来。有人拿起“烤鸭”，仔细看了看，放下时，没有再笑。
会议最终决定，两条腿走路，先上双发方案，命名为歼-8;同时研究单发方案，命名为歼-9.
全所集中90%的骨干，全力推进歼-8，剩余的10%，去研发歼-9.
然而，歼-8综合论证刚完成，一场风暴来了。
文化大革命爆发，宋文骢被列为“五一六分子”，从项目组抽离，带着“烤鸭”去了歼-9，又因为“鼓吹资产阶级技术路线”，下放到农场挖土豆。
那个烤鸭模型，被当作证据，砸得粉碎。
三年农场生活，他每天天不亮就起床，除草、挑粪、喂猪，晚上回到宿舍，在微弱的灯光下，在草纸上一遍又一遍地画“烤鸭”。
歼-8项目进展很快，1969年7月5日，原型机首飞成功。
机场上的人群相互拥抱，欢呼雀跃。
歼-8首飞现场
宋文骢被带到现场接受“教育”，他努力抬着头，看着蓝天。
寻找他的第一只“烤鸭”。
那一年，他39岁。
三、夭折的哥哥歼-9
歼-8首飞成功的当晚，601所就迫不及待给毛主席发电报喜，然而有群年轻人，却不以为然。
他们认为歼-8没有像当初的设计，只是把米格-21等比例放大，没新意、没提升，纯粹就是给歼-7硬塞了一台发动机。
显然，说这些话的人，肯定没参与歼-8设计，他们大多数是歼-9组的。
领导听着心烦，正好全国开展“三线建设”，需要在成都备份一个飞机设计所(611所)，于是领导一拍大腿，你们有本事，那就去四川研发歼-9，当备胎吧。
让人啼笑皆非的是，宋文骢当时不在名单里，虽然已从农场“放”了回来，但属“闲人”一个，他就和妻子买来木板，两口子把行李装箱，收拾收拾就跟着“刺头”们来到了成都。
1970年5月，成都所首批主力队伍和物资器
材从沈阳到达成都。
或许由于宋文骢太过边缘化，他去成都的事情，居然没有人同意，也没有人反对！
到了成都，611所任命宋文骢为总体室主任，负责设计歼-9的气动外形。他重新做了个“烤鸭”模型，带到了歼-9现场。
他有个执念，就是要用鸭式布局造中国人的战斗机。
所谓鸭式布局，就是机头位置有一对小翅膀，称为鸭翼，使飞机看起来像只鸭子。
而传统战斗机，这对小翅膀是在后面，称为水平尾翼，使飞机看起来像只鸟，可称为“鸟式布局”。
其实，莱特兄弟的第一架飞机就是鸭式布局，因为这种布局很容易飞起来，机动性好，但问题也很突出，过于灵活，难以控制，一不小心就会摔。
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鸭式布局是飞机设计的“禁区”，在专家面前提“鸭式”，是会被当成笑话，给轰出去的。
宋文骢坚持鸭式布局，只有一个原因，动力不够，外形来凑。
咱们工业能力差、发动机差、雷达差、材料差，想要达到战术指标，唯一能快速提高的，就只有气动外形。就好比朝鲜战争中，志愿军只能靠战术能力和战斗精神，来弥补武器装备的差距。
这里需要简单提一下，咱们战斗机设计生产的基本过程。
甲方只有一个，就是空军。空军提出需求和战术指标，上报国家。国家筹措经费，下达任务给三机部。然后三机部安排设计生产，601所或611所负责设计。
611所是备胎，没啥“议价权”，给点任务就得接着，哪怕这个任务很“变态”。
歼-9项目，601所本身就觉得不靠谱，才甩出来的，可后面发生的事，才是真正的“变态”。
歼-9项目先后设计了5款飞机，因为空军变换了5次战术指标。
有一次在北京汇报，时任空军司令吴法宪豪情万丈指着墙上的语录牌说，无限风光在险峰，大家努力去攀登，要双三（即速度3马赫，升限3万米），总之要搞个高的。
最终下达的指标是“双26”，这是中国飞机研发史上的最高指标。
造成这种情况，除了个人因素外，还有个原因，就是空军的压力极大。
以前赫鲁晓夫只是打打嘴炮，而勃列日涅夫直接把军队部署在了中蒙边境，苏军的Tu-22M逆火式轰炸机，10分钟就可带着10吨炸弹突防到北京。
如何截击？让空军头大。我们的歼-5、歼-6和歼-7，，被戏称为“机场保卫者”，飞不远，追不上，根本没招。
没招，又瞎指挥，随意更改战术指标，一次次推倒重来，导致歼-9最终不了了之。
歼9研发工作现场
歼-9虽然没有诞生，但实实在在是歼-10的哥哥，给成飞留下了两笔宝贵财富。
第一笔便是具有中国战机特色的“鸭式布局”。
为了设计鸭式布局，歼-9项目是“做不完的模型，吹不完的风”，无意间把中国各类风洞实验数据给填满了，独创的“鸭式布局”最终在歼-10、歼-20上发扬光大。
第二笔是“拦射武器系统”。这就是未来的“超视距空战”，把印度“阵风”打下来的“法宝”，没想到中国在50年前就未雨绸缪。
此外，研发歼-9，还让成飞获得一个经验
——想到甲方前面去，别光想着满足他们的要求，而是要教他们如何在未来作战。
这一点，在随后经济变革，争取研制歼-10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四、先得活下来
1978年，改革开放，对军工企业冲击尤其剧烈。
计划经济时期，任务指标由国家下达，干好干撇都有钱。改革后，国家不直接下任务，而是采取竞标方式，军工企业得自己抢订单，没订单就没钱。
那个年代，破产或改制的军工企业很多，比如研发机载火控雷达的780厂，没有订单“活”不下去了，就去生产家电，改名长虹集团。
在战斗机设计和制造上，主要是沈阳和成都两个基地。
沈飞相当于“太子”，实力雄厚，重大项目都会优先考虑。而成飞，则是备胎，只能捡点“边角料”。
在竞标模式下，成飞连“边角料”都没了。
因为国家的需求少了，小平同志提出，要苦一苦军队。
首先，国家要全力以赴搞经济建设。
其次，打仗的可能性很低。“乒乓外交”后，中美建交，而苏联一头扎进阿富汗，接着领导人连续去世，高规格“葬礼外交”后，中苏关系也缓和。
在此背景下，军队的研发项目纷纷下马，就算有点航空任务，也直接“竞”给了沈飞。
姥姥不爱、舅舅不疼的成飞，那些年过得很艰难，许多职工下班后，就在成飞附近摆摊，卖包子、抄手、面条，差点形成小吃一条街。
歼-9存在时，多少还有点划拨经费，歼-9一下马，成飞立刻到了生死关头，得想法活下来。
怎么办？只有自救。
成飞干过家电，产过摩托，虽然很努力，但那个年代，军工企业一下子全都挤进这条赛道，有点像全民送外卖，没客户啊。
成飞牌洗衣机
看着销路越来越差，离破产一步之遥时，好运来了。
国家给了个机会，决定大改歼-7系列，因为歼-7主要由132厂（成都飞机制造厂）生产，这个任务就直接落进了口袋。
这个项目叫歼-7Ⅲ型，就是把米格-21升级到最新版米格-21M.
当时苏联和埃及闹崩了，而埃及全是苏式装备，成飞便跑去搞了两架米格-21M回来，沈飞把一架米格-23锯成三段，也偷偷搞了回来，准备以此改进歼-8.
空军订单是300架歼-7Ⅲ型，宋文骢担任总设计师，研发经费由国家出，生产材料费先由成飞垫资。
歼7Ⅲ飞机
成飞上下折腾了半天，终于生产定型后，空军却突然说，不要了！
理由就一个，那是上届领导定的，现在认为不合适了。
成飞直接呆了，不但没赚到钱，反而亏进去几千万材料费。
他们拽着三机部天天评理，闹得空军没法，就说再给个项目。
第二个项目叫歼-7M，这个任务简单，就是给现在的歼-7换装电子设备。
说白了，就是国产战斗机还没有电子火控系统，让成飞去西欧把设备搞回来，顺便把技术也顺回来。
成飞派的是屠基达（中国工程院院士），去和英国马可尼公司吵架，吵了十轮，有次在上海国际饭店，本来双方晚上一起晚宴，结果大吵一架后，咱们扭头就走了。
英国人想挣钱，咱们想技术，有目标迟早就能妥协。
最终，合同签了，订金交了，皆大欢喜。国家决定三机部、四机部、五机部联合仿制，定点7个厂，投资改造了生产线。
可是万万没料到，空军又不干了！
还讲了3条意见。
一是改了也不先进；二是改造生产线的费用，空军一分钱也不出；三是毁约的费用由三机部出。
这笔钱大概600万英镑，4000多万人民币。
成飞的脑袋嗡嗡响，这是不让人活了。
没关系、没人脉的成飞，看着就要倒计时，就拼了命地“找人”，最终军委副主席刘华清批了句，“以前是同意的，现在要三机部赔偿，将来肯定要扯皮”。
领导发了话，只是赔偿费用可以协商，但终止合同的工作还得启动。
结果和英国人一谈，才知道远远不止4000万。
英国人说，“为了这个合同，我们招了很多人，现在要辞退，得赔偿，怎么也得1+6吧。”
成飞眼泪都流干了。
好在脑子还在，知道胳膊拧不过大腿，靠别人施舍，还不如自救。
成飞多方努力，争取上面开了个口子，可以找个“接盘侠”。
这个接盘侠就是约旦。正好他们订购了些歼-7，成飞便主动凑过去说，添点小钱，升个大级。
成飞还琢磨着怎么打动约旦时，人家直接说，把账号给我，打钱！
成飞疯了似的干活，不仅保质保量，还提高标准，第一次把霹雳-8挂到了歼-7M上，性价比简直逆天。
这波操作赢了一片口碑。尼日利亚、叙利亚都抢着购买歼-7M，连美国都订了15架，用来组建“敌机模拟中队”。
巴基斯坦更是爱不释手，不仅买，而且还想一起研制，这就有了后来超7项目，咱们叫“枭龙”，他们叫JF-17，把生产线都搬回去了。
歼-7M，成为新中国最创收外汇的机型，救活了成飞，锻炼了成飞，让成飞终于可以和沈飞掰一掰手腕了。
五、机会只有一次
1981年底，国家决定研制新一代歼击机。
许多人溯源认为，当时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邹家华起草了一份报告，小平同志批示“新歼项目较为重要，前期投资5亿左右，拟同意”，把此事作为歼-10启动的起点。
其实，这个溯源不准确。这份报告，顶多算是个例行工作，真正的启动早就开始了。
因为中国空军形势，不容乐观。
当时的中国空军，不是惨，也不是非常惨，而是非常非常惨。
在20世纪80年代初，空军只有几十架歼-7，数千架战机的主体依然是一代机歼。-6，还有老式歼-5，，而此时美国空军主力是F-15和F-16，苏联的米格-29也已经批量服役，差距已经不是一点半点。
导致这一情况有两个原因。
其一，航空工业太弱，没有研发能力，空军装备客观上无法更新。虽然歼-8早在1965年就首飞，但质量问题不断，直到1979年才定型生产。
其二，空军的指导思想有偏差，甚至提出“歼-7是活棺材”“歼-6万岁”等口号，主观上不愿意更新装备。
虽说80年代战争压力较小，但战斗机整体落后二代的现状，也迫使空军必须更新换代。
如何更换装备，国内形成了两种意见。
一种是三机部的想法，由沈飞仿制美国的IF-16，并命名为歼-13，从巴基斯坦搞样机。
另一种是空军的意见，坚决要求直接购买。
当时，葛文墉将军亲自试飞了法国达索公司的幻影-2000，评价是“在空战中，对方只要不犯低级错误，咱们的战斗机就没有任何机会”。
除了性能好，达索公司也会“做人”，花了不少钱搞招待，还邀请了一批高干子弟去考察。
中国想买飞机的消息传出去后，以色列也跑来“钓鱼”，建议咱们别买幻影-2000，他们可以用技术帮我们搞一个比“幻影-2000”更好的飞机。
幻影-2000战斗机
那时贝卡谷地空战还没发生，咱们对以色列还满脸问号，于是以色列就把美国给拎了过来，让美国同意卖F-16，甚至F-15，考虑到我们没钱，还“贴心”地搞了个F-16“丐中丐”版本。
其实，美国不仅想让咱们买飞机，还想拉咱们加入北约，那时苏联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美国希望咱们变成抗苏第一线，但看到咱们的装备，实在太差，所以就准备提供些美式武器。
“没见过世面”的空军，一下子就眼花缭乱了，就像一直在骑小电驴，突然说奔驰宝马随便挑，这能让人不兴奋吗？
沈飞的歼-13，就相当于山寨一个面包车；
而成飞的歼-7大改，就相当于给小电驴装个遮阳伞，你说空军他能愿意吗？
高层也倾向于购买法国的幻影-2000，可兜里的钱，最终让高层和空军清醒了过来，不是不买，而是有价值地买。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把有限的外汇，用于购买西方的先进设备和技术，但很少买产品。
在航空上，引进了空中客车，从生产电子客舱门开始，一点一点地攒，带动了整个航空业的腾飞，这种智慧和毅力，这个星球上还是比较少的。
在这个背景下，国家决定投资5亿元，启动新歼计划。
新歼计划，刚开始没成飞什么事，都没通知他们，基本内定了沈飞，就是歼-13计划，当时航空部领导让人给沈飞带了话，下一个战斗机还是沈飞干。
当然，还找了个陪“太子读书”的，江西南昌的洪都320厂，这个厂主要是生产强击机（对地攻击），不造对空的战斗机。
很明显，洪都厂是来打酱油的。
1982年2月，在北京海运仓总参招待所，新歼研制方案评审会开了9天。
会议开始前，组织者突然想起，成都611所也是设计战斗机的，便临时通知他们来几个人，带笔带本，好好学学。
宋文骢带队，来了4个人。沈飞来了31个人。
会议开得很热闹，从雷达、发动机，再到导弹，都在讨论，感觉都在谈怎么造新歼，至于谁来造，好像不用讨论了。
有天，军机局副局长王若松对宋文骢说，“老宋，你们也是搞飞机，怎么不发个言呢？”
宋文骢说，“会议没有安排我们发言啊。”
王若松想了想，“那我去跟他们说说，给你们安排15分钟”。
终于第三天后，主持人点名宋文骢发言。
宋文骢上台后，拿了几张连夜赶制的明胶片，上面画的是“烤鸭”。他指着这些“烤鸭”，就开始讲起了故事。
他的故事很简单，未来的空战什么样子。
15分钟讲不出方案，但讲个道理没问题，空军的需求应该是什么？新歼战斗机能否打赢未来战争？
故事讲完，全场一片沉默。许久，响起一片掌声。
会后，有位部领导找到宋文骢，“老宋啊，你是不是在编聊斋，故意把沈飞搅黄啊？”
宋文骢很不解地说，“我说的是心里话，也相信咱们能造出来。”后来，他还专门写了保证书，立了军令状。
在最后投票环节，空军、海军和总参居然都投了成飞，考虑到他们是甲方，会议只好决定3个月后再重新评定。
回到四川后，成飞全体上了发条，不分昼夜赶制方案，宋文骢亲自动手，做了一个有机玻璃的“烤鸭”，他要带到下次会场上去。
六、把歼-10抢过来
1982年4月，新歼方案二次评审会，在北京大窑堡空军招待所召开。
这次比第一次人更多，邀请了众多航空高校专家。
沈飞相信，空军不懂技术，但专家们懂，多年前的“东风113”，蓝图画得也很好，但根本没可能实现。
所以说，专家们会客观评价的，必定能戳穿那些“虚假的科幻”，让空军明白啥是“猴子捞月亮”。
沈飞来了35人，成飞来了22人。
沈飞先讲，6个小时，和上个版本一样。
轮到宋文骢后，他上台就把“烤鸭”放到了投影仪上，有机玻璃打到影布上，好家伙，威风凛凛！
演示方案投屏
讲完以后，专家们都点着头说，“鸭式布局设计方案也比较成熟。”
但是，最终仍然没有确定方案。
在离开北京前，航空部领导再次找到宋文骢，“老宋啊，你们两个所的方案各有所长，但这次空军的要求很高啊，如果把握不大，干脆让他们去买幻影-2000吧”。
“他们买不买，是他们的事。我只是按照要求，做好新歼方案，搞好实验。”宋文骢回答道。
“那你们还要做多久的工作呀？”
“还要3轮风洞试验，一年做一轮，需要三年。”
“不行，三年黄花菜都凉了，再做一年，你看怎么样？”
“一年就一年”，宋文骢坚定地回答。
实验要做，但其他工作也得进行。
沈飞找到辽宁省委书记郭峰、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成飞找了四川省委书记谭启龙，都帮着说话。
这里面还有个关键人物，就是谢光。
谢光是宋文骢的哈军工同学，一起分到601所，一起“发配”到611所，都属于“东风113”的那支。
他当时已经在国防科工委任职，虽然无法决定使用哪个方案，但“县官不如现管”，敲敲边鼓，呼呼口号还是行的，他一直吆喝，要在成都建一个中国的“达索”。
在此情况下，双方“势均力敌”，方案评定一时难有结果。
一直到了1983年6月，事情才出现转机。
国防部长张爱萍来成都检查工作，并专门要听成飞的新歼汇报。
张爱萍是个严厉的人，几乎没有表扬过航空，通常就是批评。
这让成飞很紧张。可当宋文骢拿着“烤鸭”讲解时，将军却听得很仔细，不仅没批评，反而非常兴奋。他告诉宋文骢，“这就是一种创新，这很好。但现在一定要保密，不然外国人又要糟蹋你，又说是他们搞出来，我们跟着学的。”
临走时，张爱萍还给成飞题了个词，“创新”。
张爱萍将军给611所的题词
正巧不巧，沈飞连续出了两起状况。
一件是十一航校的歼-8，在飞行中出了事故，后机身突然着火，一头栽了下来，飞行员被迫弃机跳伞。
另一件是空一师在训练中发现，歼-8降落时有时无法“收油”，相当于不能刹车，认为是设计的问题，需要重新修改。
1984年，国家决定举行大阅兵，并裁军百万。
空军不敢派歼-8参加阅兵，只让歼-7去飞，张爱萍知道这个情况后，火很大：“你们沈阳别干别的了，把歼-8干好就行了”。
于是，新歼任务落在了成都。
1984年2月，在河北召开第三次新歼评定会，确定了611所鸭式布局为新歼方案。
1986年1月，国家正式发文，启动“十号工程”，由宋文骢任总设计师，目标是使空军2000年能装备我国自行研制的先进战机。
那一年，宋文骢56岁。
七、先搬两座大山
成飞磕磕绊绊拿到了项目，并没有喜悦，因为他们深知，这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造新歼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估计大多数人认为，肯定是工业基础差，技术落后，造不出来啊。
这是个核心困难，但这个困难前面，还有两座大山，如果不搬掉，别说解决困难了，连困难都没资格看到。
第一座山，就是人。
造一架战斗机，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涉及空气动力、电子信息、材料冶金、机械制造等14个部委、100多家单位、数十万人直接参与。
如何把这支大兵团调动起来，是个最现实的问题。
以前，咱们实行的是苏联军工科研体制，具体地讲，所有工作都需要由上层统一分配。
举个例子，成飞需要100颗螺丝，就给上面打报告，上面同意后，就将任务下达给螺丝厂，然后螺丝厂完成后，交给成飞。
这种模式最大的问题是，容易扯皮。
生产的只管生产，用不用的了，那是你的事；而使用者，监督不了生产者，不满意只能向上面反映。
苏联的百事可乐事件最为典型。
当时，苏联生产的百事可乐，味道非常奇怪，勃列日涅夫很生气，问为何？下面答道，是糖浆厂的问题；又问糖浆厂，糖浆厂说是玉米的问题；再问农业部，农业部说是气候的问题。最终不了了之。
虽说86年已经改革开放，搞市场经济，但正处在“老的不管用，新的没形成”阶段，军工企业正尴尬着呢。
首先，上面不管了，各个企业都在“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其次，市场还不能主导生产，特别是军工企业，大多“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什么挣钱就做什么。
成飞拿到了歼-10项目，按理说，配套工厂都有订单了，大家高兴才对。然而，事实不是这样。
很多厂家都在推三阻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