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24年，唐穆宗长庆四年，十二月初二，长安靖安里韩府，一代文宗韩愈奄奄一息。床榻边，门生李汉、张籍等人低声啜泣，而庭阶前，几位年轻侍女惶恐不安地徘徊。这位以儒家道统自任的文坛领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留给世人的却是一桩千年未解的公案。
将时间推回至两年前的长庆二年，二月初二这天，刚刚就任兵部侍郎的韩愈，就面临着一项棘手的使命。彼时镇州发生叛乱，兵马使王庭凑杀了朝廷派去的节度使田弘正，并要求朝廷正式委派他做节度使。朝廷派遣15万大军讨伐却失利，只得暂且同意让王庭凑做节度使，并派韩愈前往“宣慰”，也就是劝说王庭凑解除对深州的围困。
可以说，这是一次九死一生的任务。连唐穆宗也意识到风险，急忙派人阻止。但韩愈慨然答道：“止，君之仁；死，臣之义。岂有受君命，而可以逗留自顾的道理！”说罢，韩愈慨然赴行。
在镇州，韩愈面对的是严阵以待的全副武装甲兵。他镇定自若，义正词严地对士兵们说道：“儿郎们，且不要乱闹，听韩愈来说。我且同你们谈谈叛逆与忠顺的利害吧。姑且不需远引古事，只看今朝安禄山、史思明这些叛贼，他们的子孙还在吗？还有当官的吗？”甲兵回答：“没有。”
韩愈接着说：“令公（指田弘正）忠义，封为节度使，又封中书令，子孙还在幼年，已经授了好官，其荣其宠，光耀天下。”士兵们喊道：“田弘正待我们刻薄，所以军心不安。”韩愈机智回应：“然而你们三军把他杀了，还说什么？”士兵们只得服软：“侍郎说的是。”
王庭凑见势不妙，担心军心动摇，立刻命令甲兵退出，并答应了韩愈的要求。镇州之行，韩愈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展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智慧。宋代文豪苏轼后来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称赞此举为“勇夺三军之帅”。
凯旋回朝后，唐穆宗对韩愈大为赞许，准备重用。然而，就在仕途看似一片光明之际，韩愈的私生活却悄然发生了变化。据五代陶榖《清异录》记载，韩愈晚年“颇亲脂粉”。他蓄养了一批年轻貌美的姬妾，其中有名可考的有绛桃和柳枝，两人皆能歌善舞，善于吟咏答对。
更引人注目的是，为了维持精力，韩愈开始服用一种名为“火灵库”的壮阳药膳。这种药膳的做法是将硫磺末搅拌进粥饭中，喂养小公鸡。等公鸡长大后再食用鸡肉，通过这种间接的方式摄取硫磺的“壮阳功效”。韩愈每天都要食用一只这样的“硫磺鸡”。
而这与韩愈公开的形象形成了鲜明对比…他曾在《李干墓志》中批评了六七个因炼丹服药而死的人。表面上，他斥责服食丹药的行为，但私下里，自己却未能免俗。而在韩愈的《昌黎先生文集》 中，我们很难找到关于这方面生活的直接记载，所以，韩愈有意隐瞒了自己不为人知的一面。
长庆四年夏，57岁的韩愈身体每况愈下。他不得不请假到新置的城南别墅休养。此时的韩愈，深受“足弱”之苦。这种也称为“软脚病”的疾病，以双脚软弱为主要特征，严重时甚至不能行走。韩愈在诗中自述：“足弱不能步，自宜收朝迹”，表明这一疾病已经影响了他的上朝办公。
韩愈的“足弱”症很可能与他在潮州的经历有关。公元819年，唐宪宗元和十四年，韩愈因谏迎佛骨被贬为潮州刺史。潮州湿热的气候条件，使得当地成为“瘴气”多发之地。韩愈的侄子韩老成和好友柳宗元，都是因类似的疾病去世的。
而当时治疗“足弱”的药方中，硫黄正是主要成分之一。这些药方通常将硫黄、石钟乳研末，佐之以附子、天雄、石斛等药物。如此一来，韩愈便有了服食硫黄的“正当理由”。然而，如果韩愈同时为了壮阳而服食硫黄，又为了治病而使用硫黄，双重剂量的毒物积累，无疑会加速他身体的衰朽。
韩愈生命最后阶段的生活细节，通过他的诗歌和友人的记录，依稀可辨。在《南溪始泛三首》中，韩愈写道：“我云以病归，此已颇自由”。在城南别墅养病期间，他确实享受了一段相对闲适的时光，常与张籍、贾岛、姚合等友人泛舟、垂钓。
然而，表面的闲适背后，韩愈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他在诗中感叹：“余年懔无几，休日怆已晚”，透露出对来日无多的预感。据考证，就在韩愈去世前不久的八月十六日夜，他还与张籍、王建等人在家中聚会。韩愈作《玩月喜张十八员外以王六秘书至》诗，其中“玩玩夜遂久，亭亭曙将披”之句，表明他们彻夜未眠。
而张籍在《祭退之》中透露了更多细节：“中秋十六夜，魄圆天差晴。公既相邀留，坐语于阶楹。乃出二侍女，合弹琵琶筝。”可见，即使在生命尾声，韩愈的生活中仍不乏声色之娱。那个夜晚，他们有女乐助兴，直到天明。颇具意味的是，韩愈诗中提到“惜无酒食乐”，或许此时的他已经因健康原因被禁酒食，但女乐之娱却未停止。长庆四年十二月初二，韩愈在长安靖安里府第与世长辞，享年57岁。
关于韩愈的死因，争议持续了千年。其女婿兼门生李汉只是简单记载“长庆四年冬，先生殁”，未言明原因。而白居易在《思旧》诗中明确说：“退之服硫磺，一病讫不痊”。作为同时代人，白居易的证词具有相当分量。
清代学者如方崧卿、李季可、钱大昕等，都认为这一说法是“诬谤前贤”。他们提出，当时还有一个叫卫中立的人，也字“退之”，并且是因服食丹药而死，白居易诗中所指可能是这个卫中立，而非韩愈。然而，白居易与卫中立毫无交往，不可能在诗中突然提到一个和自己毫无关系的人。
另一方面，从医学角度来说，韩愈一直身体状况不佳，有明显的早衰迹象，比如视力不好、白发脱发严重、牙齿早脱等。他在诗文中多次提到父辈兄长盛年而亡，感慨“诸父诸兄皆康强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在这种情况下，韩愈很可能为了治疗早衰而服食硫黄等当时被认为是补药的东西，结果导致硫黄中毒，而“足弱”只是其中一种症状。
要理解韩愈的晚年行为，必须将其置于中唐士大夫的生活风尚中。当时，蓄养家姬、欣赏歌舞是文人雅士的普遍风尚。与韩愈同时代的白居易，就有著名的侍妾樊素、小蛮。元稹与韦丛、薛涛、刘采春等人的情感纠葛也为人津津乐道。在这种社会风气下，韩愈蓄养绛桃、柳枝等姬妾，并不算特别出格。
而服食丹药，更是唐代社会自上而下的潮流。从太宗到宪宗，多位唐朝皇帝渴望通过丹药延年益寿，甚至因此丧命。士大夫阶层争相效仿，以服食为时尚。韩愈的特别之处在于，他公开批评佛老，却私下服食丹药；表面上恪守儒家规范，实际生活却有所出入。这种公开形象与私下行为的矛盾，恰恰体现了唐代士大夫群体的复杂性和多重面相。
韩愈去世后，他的历史形象经历了复杂的演变。在正统文学史和思想史中，韩愈被塑造成“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儒家卫道士。他反对佛教，倡导古文，强调道统，这些成就被不断强化。而他晚年服食硫黄、亲近脂粉的行为，则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淡化或掩饰。后世“为尊者讳”的倾向，使得韩愈的死因成为一个谜团。
值得深思的是，韩愈对自己的行为似乎并非毫无认知。在临终前夕，他写信给门下弟子皇甫湜：“死能令我躬所以不随世磨灭者，惟子以为嘱”。他似乎已经预见到，能够让他不朽的，不是他的私生活，而是他的文字和思想。
“古史散左右，诗书置后前。岂殊蠹书虫，生死文字间。”韩愈的这首自嘲诗，恰如其分地总结了他的一生。他编撰过史书，从军征淮西，对军事、思想、教育等各类大事都表现出卓异的能力。但在各项事业中，最有成就的还应属文学事业。他是最恰如其分的“生死文字间”的文人，无论他的私人生活有多少争议，最终令他不朽的，仍然是那些流传千古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