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5日，外交部就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事宜回应，中美双方就此事保持着沟通。这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首次访华，成为当前中美关系的重要外交信号。一边是元首外交释放缓和预期，一边是美国关税动作持续加码：近期美方接连推出药品、钢铝等新关税计划，并在多边场合质疑最惠国待遇原则，贸易施压与规则博弈并行不悖。
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后，继续以“美国优先”为旗帜，政策更趋强硬。他依托总统豁免权、重组官僚体系、清理“深层政府”，牢牢掌控施政主导权；面对联邦债务高企、财政赤字承压、高利率与高通胀并存的困境，其经济政策始终围绕“权”与“钱”两条主线展开。对内，他力推“大而美”减税法案，以大规模减税刺激增长、吸引制造业回流，却进一步放大财政缺口；对外，以关税为核心工具，对全球主要贸易伙伴加征基准关税，对华关税一度冲高至极端水平，本质是用关税收入填补减税亏空，同时以贸易保护推动产业回流、压缩贸易逆差。
从关税轮番加码到日内瓦经贸会谈达成“战术性休战”，再到此次访华释放缓和信号，中美经贸关系在边打边谈中持续重构。这场博弈早已超越单纯的贸易摩擦，延伸至科技竞争、供应链重组、投资限制与全球规则主导权争夺。如何穿透关税与外交表象，看清特朗普第二任期经济政策的底层逻辑，把握中美经贸重构的长期趋势？中国人民大学翟东升教授的新著《缠斗：中美经贸重构与全球经济新秩序》，以财政政治、产业链主导权与国内政治撕裂为切口，系统解读大国博弈的本质与走向，为理解当下变局提供关键思路。
以下内容节选自《缠斗：中美经贸重构与全球经济新秩序》，翟东升、朱煜著，中信出版集团2026.04。
01 特朗普第二任期经济政策的逻辑与趋势
2025年1月，特朗普正式开启其第二个总统任期，他继续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聚焦“打击非法移民”“把工作带回美国”的目标。特朗普再次上台也面临一些与第一任期不同的处境，促使其在推行一系列内政外交政策时更加强硬：其一，他本人享有总统豁免权。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2024年7月释法：总统在担任国家元首期间的官方行为，可享有免于遭到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的特权。因此哪怕他决策失误，也享有豁免权，并可以赦免其合作者。其二，他充分吸取了第一任期他任命的共和党建制派官员对他不忠诚，以及深层政府拒不忠实贯彻其政策的教训，这次上台特朗普精心挑选、任免了很多忠诚于他本人的高级官员。清算深层政府成为特朗普第二任期执政首月的重中之重。在第一任期得不到官僚体制有力支持的他，就曾形容联邦政府机构是“沼泽”，发誓要进行清理。国务院、司法部、中央情报局、美国国际开发署乃至军方，都被特朗普视为“495公路圈”内的“沼泽中的大鱼”。在他和马斯克的共同努力之下，美国建制派精英和中高级事务官之间编织成的利益共生网络浮出水面，目前大部分美国民众是乐见其成的，因为普通民众已经对美国的传统精英政治、金钱政治感到厌倦。特朗普之所以要这么做，主要是为了清除执政障碍，顺便节约联邦财政开支。他上任后便指派马斯克牵头组建政府效率部，以削减冗余支出、提升行政效率为名，整顿那些不认同他政策理念的职业官僚。他借助政府效率部的审查，通过裁减联邦政府机构和人员来立威，将这次运动作为其第二任期针对华盛顿官僚体制的一次“忠诚测试”。
要把握特朗普第二任期经济政策的基本逻辑和未来动向，就必须抓住两条主线索：一是权，二是钱。“权”是指选票的来源问题，即特朗普在政治上要讨好谁，可以让谁来承担更多代价；“钱”则是指联邦财政的收支问题，即他要在什么方向花钱，又从哪里筹钱。按照这两条主线，我们可以探究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的施策方向。
支持特朗普的核心力量是右翼民粹主义MAGA派，其再次上任之后推出的政策，比如加征关税、遣返非法移民、打压“觉醒”文化，都是在迎合MAGA派的利益诉求；强行推进制造业回流，促进制造业就业岗位回到美国，紧盯就业率、通胀率、工资水平等核心指标变化，是在回应“铁锈地带”蓝领工人和中产阶级的呼吁；同时，他本人支持军工、传统能源的发展，推动人工智能、加密货币的“去管制”，这也契合科技资本和部分工业巨头的利益偏好。
特朗普第二次上台时的美国面临更加严峻的国际收支失衡和财政困境。持续的贸易逆差和财政赤字规模，积累了大量外债，让美国债务存量居高不下，2024年美国联邦总公共债务占GDP的比重超过124%，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占GDP的比重接近100%，这部分国债是由联邦政府系统之外的各类实体，包括美联储、外国政府等持有的。从理论上讲，只要美元继续被世界各国接受为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美债继续被视为安全资产的首选，各国继续愿意持有美元，那么美国国债的规模就可以持续滚动下去。但是当前的美元霸权是建立在世界各国对美国国家信用的信心之上的，这也是美国债务可持续的关键，如果债务长期依靠美联储扩表和顺差国的美元回流来维持，美国自身的债务规模和利息支出却居高不下，那么最后必将削弱人们对美元的国际信任。对美国而言，持续积累的经常账户逆差，可以通过金融账户的资本净流入进行平衡，但是会不断形成海外净负债。海外净负债规模越来越大，占GDP的比重不断上升，就会使国际投资者和各国政府更加担忧美债风险，直到不再购入美元资产。
特朗普第二次上任，美国正处在高通胀和高利率的经济环境之中，这将对减税的政策效果造成较大约束。经济实力的相对下降，使美国越来越不愿意承担为世界提供公共物品的责任，特朗普想要减少联邦财政对国际事务的支出，这也是他不断退出国际协定，裁撤美国国际开发署，试图推卸国际责任，要求盟友增加军费预算的直接原因。1981—2025年美国贸易逆差和联邦财政赤字情况以及2009—2025年美国不同期限国债收益率曲线，如图2.8、图2.9所示。
图 2.8 美国贸易逆差和联邦财政赤字情况（1981—2025年）
资料来源：贸易逆差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联邦财政赤字数据来自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以财年为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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