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北京日报》？
我怎么瞅着像是近百年前的《南京日报》呢……
1
九十二年前的1934年10月6日，《南京日报》在蒋介石悉心关照下正式创立，成为国民党舆论体系里重中之重的“舆论保卫机器”。
这份报纸最大的使命就是捍卫蒋氏政权、维护稳定、对抗在我党带领下愈发兴起的左翼进步思潮。
当日的《本报创刊宣言》即直白的不能再直白：
今日中国之患，不在内部之民生凋敝、阶级隔阂，而在外部之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赤匪祸乱。本报愿以笔为剑，宣扬民族复兴之道，唤起民众共御外侮，肃清内乱，拥护蒋委员长领导之国民政府。
两个月后的“元旦特刊”，报纸再刊重磅文章《新年献词：民族自救之途》：
环顾国内，虽有灾荒频仍、民生困苦之象，然此皆由日本帝国主义之经济掠夺与共党之破坏捣乱所致。若能同心同德，追随蒋公，先安内而后攘外，则民族复兴指日可待！
现实是，1935年前后蒋介石治下的民国，贫富差距已悬殊至令人发指之地步，阶级矛盾已达到临界点。
全国地主约240万户（占农户总数4%），占有逾七亿亩土地（占全国可耕地七成），而占人口85%的贫农、雇农仅拥有不到十分之一的土地，其中25%的家庭完全无地可用。
更为可憎的是，国民党官吏与地主高度重合。
拿江苏为例，374个千亩以上大地主中，有77个是国民党官员（1928-1934年统计数据），包括占据苏北五千亩良田的陈果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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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在不考虑隐性垄断资源、大肆贪污腐化的情况下，仅明面上，就说蒋介石个人，身为国民政府主席的他月薪八百元，已是1934年上海普通工人的114倍，与贫农之距更是无从算起……
闻一多曾在致饶孟侃的书信中愤然挥墨：
我近日在青岛，见纱厂工人之苦，令人心寒。每日工作十二小时，工资不足糊口，厂房如囚笼，空气污浊，工人多患肺病，童工尤惨，十四五岁便被榨干血汗。所谓‘国货工厂’，竟如人间地狱，资本家之剥削，与洋鬼子何异？
郑振铎亦在五卅运动时致友人书信里一语道破：
上海的纱厂工人，在帝国主义与资本家的双重压迫下，过着非人的生活，他们的血汗，滋养着所谓的‘民族工业’，却得不到丝毫的尊重与保障。
饶是如此，作为蒋氏的舆论坦克，且看《南京日报》是如何进行舆论作业的——
当年度的五一节，该报发表社论《劳工神圣与民族复兴》，冷言如刃：
工人同胞当知，今日之贫困非雇主之过，实乃帝国主义经济压迫与共党煽动罢工所致。应与资方携手合作，提高生产，共赴国难，勿为异端邪说所惑。
“异端邪说”，怎么跟今时今日许多人的嘴脸如此之相像～一年后又临五一，《南京日报》再刊“雄文”《劳资协调为民族复兴之基础》，笔锋依旧犀利：
近闻各地时有工潮发生，此皆共党分子利用工人生活困难，挑拨离间，破坏生产！
跨越浩瀚时空，总是能够在史海翻腾之间寻到一丝又一丝“默契的回声”。
“自愿加班”被美化为“奋斗精神”，“过度劳累”被包装成“敬业奉献”，“放弃家庭团聚”被歌颂为“舍小家为大家”——连996都可以被称为“福报”，这是一番连资本主义国家都根本不敢宣传的场景。
大可以去问问法国上街游行如家常便饭的工人，去问问美国动辄罢工停运的铁路员工，去问问韩国每年在全泰壹祭日当天聚集呐喊的青年，以及西方国家那些议价权力高耸的工会组织——996是福报，你们要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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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是宣传层面的叙事策略，只能说恩格斯所言极是：
占统治地位的，将是统治阶级的思想。
在资本主义社会（或仍存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社会）中，控制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也同样控制着精神生产的资料。
因此，主流媒体作为精神生产的核心机构，其产品天然地带有统治阶级的烙印。
事实上，这种“悬浮”与“脱节”，恰恰是其发挥意识形态功能、维护现行社会秩序的精准“接地气”之举。
2
为什么打工人们、牛马们、社畜们在今天不愿意继续为绚烂的经济数字贡献肉身了？
为什么一个个的都开始佛系了、开始“无所谓”了、开始“爱咋咋地”了？
原因很简单：过去那一套我们似乎早已习以为常参与进去的劳动方式、成本投入、作业流程，好像已经无法为自己生产理论上应当生产出来的价值反馈了——不论是经济价值还是情绪价值。
恰如很多确实是年轻时白手起家的资本家、企业高管、权势人物近年来忍不住发自肺腑的诘问当今的年轻人“为什么反对内卷”、“凭什么控诉996/007”、“让你加个班怎么了？我们当年参加工作那会儿可是没日没夜的干……”
他们当然不能明白今天的年轻人所思所想。
他们无法理解今天的失信人口为什么会接近九百万，他们也无法理解今天的适龄劳动力为什么“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挂在嘴边，他们更无法理解为什么突然就就群体性的不婚不育了……
因为，他们曾经那一套生产认知和现实回报已经无法匹配眼下的环境和土壤。
这个时候，如果再妄图像2019年马云鼓吹“996是福报”时偷换概念拿毛主席时代的“两弹一星奋斗精神”来给今天的加班内卷生态脱罪，必然不可能换来共鸣。
建国后的前三十年，国家的口号同样是“奋斗”，但奋斗是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下一代不再受到帝国主义与修正主义的威胁”，而今天来自政策与职场的一系列PUA奋斗论，又是让剩余价值归了谁？
毛主席那一代领导人带领全国工人节衣缩食积累了三十年的巨大财富，在“入世”前后如开闸洪水一般看似促进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但伴随着90年代末的私有化，众多矿山、煤田、钢铁厂、汽车厂被以白菜价卖给民营野蛮人和外资洋大人，曾经作为国家主人翁的工人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看起来交给了国家以“全民所有制”的形式名义上储存下来，但实际上送给了柳大善人、曲婉婷母亲这样的人，乃至今天的众多“民营企业家”。
我们这个民族从来就不缺为国家奋斗献身的人，那个遍地王进喜、满目焦裕禄的时代还依稀历历在目，直至弄到今天这步90/00后群体性反感加班、憎恶调休、痛恨PUA洗脑的田地，罪不在这些年轻一代。
如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直言：
当贵族们在沙龙里讨论艺术时，工人们正在矿井里为他们的优雅买单。
不卷不累不拼，不婚不生不育，就是最好的「非暴力，不合作」式表达。
如今局面，配合我们曾经走过的那段阶级长征路，恰如其分地应证了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在几近两百年前（1835年）对英国工业城市曼彻斯特的评论：
从这污秽的阴沟里泛出了人类最伟大的工业溪流，肥沃了整个世界，从这肮脏的下水道中流出了纯正的金子。人性在这里获得了最充分的发展，也达到了最为野蛮的状态——文明在这里创造了奇迹，但文明人却把这儿又几乎变成了野蛮人。
之前写过，人口的自然下降其实是一个细思恐极的事情，因为这代表了在“人生是否值得去经历”这个终极哲学问题上，这个社会所创造的生活让参与其中的大多数人选择了否定。
政策降低利率是鼓励购房，结果年轻人要么提前还贷、要么拒绝买房；
政策延迟退休是为了缓解社保资金的不足，结果年轻人拒交社保；
政策放开三胎是为了鼓励生育、增加“人口红利”，结果年轻人打出旗号：“我们是最后一代”、“拒绝生产软肋”………
现在连刷直播间淘个便宜货也要被大主播PUA“哪里贵了”“反思一下自己有没有努力工作”、被进一步的驱离……这本质上是一种双向排斥：底层抵触顶层超出正常劳动致富的呈指数级的财富扩充效率，而顶层则鄙斥底层“怎么会这么穷，竟消费不起我的产品！”
这就是阶层分化的后果。
一套长久以来被维持和信奉的「算法系统」与「游戏规则」，开始出现问题了。
不论是底层的无产者还是脆弱的伪中产，他们过去跟随「算法系统」亦步亦趋走来的路，全部成了一个又一个黑洞：说好的投资理财能赚翻的，说好的努力工作拼命加班就能升职加薪的，说好的房价会一直上涨的……
当所有付出都难以兑现「正反馈」时，能够做的，唯有离场。
就像电影《逆行人生》里的男主，曾经坚定的认为“房子是一家人的底线”，但在现实的冲击波下，卖掉房子不过一夜之间——恰似他曾经以为自己是操纵算法的提线人，结果被裁员时恍惚惊觉：之所以被裁掉，正是源于自己亲手设计的那套“员工评估系统”……
什么提线人，原来大家都是木偶而已，都是那个老实的「力工」罢了。
不是人类失去了道德和情感，而是私有制的流水线上本就不需要道德、情感、温暖、善良、人性……它只需要效率和结果，最终的局面就是人作为原本情感动物的异化，从拥抱走向对立，从亲密走向猜疑，从集体走向分散，所有群体被拆分，最后造福了资本立于不败之地的增值与控制。
都知道一段毛主席1940年在延安讲演的名句：
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化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摩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
道德的前提是团结，团结的本质是集体。
那么当一个个“社会主义的螺丝钉”沦为“资本主义的力工”，集体早已瓦解，团结自然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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