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党的文化领导权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延安时期，毛泽东高度重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统一战线的领导，虽未直接使用“文化领导权”这一表述，但从世情、国情和党情出发，对文化领导权进行了系统思考。毛泽东认为构建文化领导权的根本保证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根本立场是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内在要求是以文化力量完成革命任务，实践路径是党的政策引领与模范教育，由此形成了毛泽东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这一思想对新时代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担负起建设文化强国的使命具有重要价值。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党的文化领导权的确立与巩固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2023年6月，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大命题，并强调：“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延安时期毛泽东虽未直接使用“文化领导权”这一表述，但通过《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等论著，系统阐发了中国共产党对文化工作统一战线的领导，突出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治理，实质上形成了具有中国实践特点的文化领导权思想。近年来，学界围绕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展开了诸多有益的探讨：回溯其与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的理论对话，聚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本阐释，引入话语叙事等新视角进行分析，等等。然而，面对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产业发展等带来的挑战，关于延安时期毛泽东构建文化领导权的系统思考及其当代价值的研究，尚有深化空间。鉴于此，本文尝试从构建文化领导权的根本保证、价值立场、内在要求与实践路径等角度，对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展开整体性考察，并探讨该思想应对上述现实挑战的当代价值，以期为在复杂环境中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提供理论参考。
一、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是构建文化领导权的根本保证
领导权不仅体现在政治、经济方面，还深刻体现在文化方面。文化领导权作为领导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个政党来说至关重要。列宁指出：“现代历史的全部经验……都无可争辩地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才正确地反映了革命无产阶级的利益、观点和文化。”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就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坚持无产阶级对革命事业的全面领导，这是确保革命胜利的关键。
延安时期，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国革命面临新的历史课题，党的意识形态建设同样面临极其复杂的情况。一是从世界环境来看，二战爆发后，共产国际推动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促使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由对峙转向合作，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更强化了这一趋势。二是从中国国情来看，日本侵略者不仅加紧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进攻，还推行奴化思想文化。中国共产党从中华民族的利益和前途出发，积极促成国共再次合作，团结全国各民族一切抗日力量，倡导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然而，在统一战线局面之下，边区进步文化却遭到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摧残，中国革命两大阵营政治斗争的形式，转为更为隐蔽的思想文化领域对话语权的争夺，即夺取文化领导权的斗争。三是从党内情况来看，党员队伍的快速发展与系统马克思主义教育的相对滞后，致使党内滋生了多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国际形势、国家现状与党内情况的变化要求中国共产党突破传统意识形态框架，进行理论创新以适应新的斗争任务。
毛泽东及时认识到，在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主要任务在于：一是争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加强对意识形态的领导，积极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激发中国各族人民的民族意识，打退日本侵略者的进攻；二是大量吸收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完成对各类人才的储备工作，为将来建立新中国服务。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强调要将旧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构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显得尤为重要。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文化领导权进行了系统论述，明确提出了构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命题。一方面，毛泽东认为资产阶级不能充当中国文化革命的领导者。五四运动是中国文化战线的分水岭。五四运动之前的新文化运动是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具有旧民主主义性质。“旧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在帝国主义时代，已经腐化，已经无力了，它的失败是必然的。”这种由资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文化夹杂着中国的封建余毒，并不能对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形成有效打击。另一方面，毛泽东强调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来领导。自五四运动之后，无产阶级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不仅向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文化展开猛烈进攻，还在社会科学领域和文学艺术领域取得了长足进展。而资产阶级由于其固有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无法再领导中国文化革命向前发展。事实表明，中国文化革命的“盟长资格，就不得不落在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肩上”。毛泽东这一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必然占据指导地位的充分肯定。毛泽东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抗日战争背景下体现为“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了的”。就当时中华民族所面临的革命形势和文化形势而言，中国革命需要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因而不论是政治上还是思想文化上，中国革命是万万不能脱离无产阶级领导的。
为确保党的文化领导权得以确立和巩固，毛泽东提出国民文化的指导方针——“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进一步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此后，毛泽东多次提出构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思想。1942年5月，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真正人民大众的东西，现在一定是无产阶级领导的。”这一论断鲜明指出构建文化领导权的方向，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无产阶级领导本质上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只有以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体系为思想根基和行动指南，才能确保文化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确保文化成果真正属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1942年7月，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信中再次强调：“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这一精辟概括确立了思想领导的优先地位，思想领导的核心就是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使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成为社会共识和行动指南。由此可见，构建党的文化领导权，最根本的就是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二、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是构建文化领导权的根本立场
以意识形态为核心的文化领导权，其内核首先体现为价值立场。正确的价值立场源于对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认识。因此，构建党的文化领导权必须建立在真理与价值相统一的基础之上，只有基于此，确立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根本价值立场，才是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的不二法门。也只有这样，才能使文化产生真正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统一战线在意识形态领域体现为文化统一战线。延安时期国共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交锋不断，对文化领导权的争夺也十分激烈。此时，争取知识分子以扩大革命阵营和稳固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为此，毛泽东在1939年12月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着重指出：“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才能组织伟大的抗战力量，组织千百万农民群众，发展革命的文化运动和发展革命的统一战线。”各地知识分子聚集在抗日救亡的革命旗帜之下，在延安开展了如火如荼的文艺创作活动。在不同思想文化和价值立场的交锋碰撞之下，知识分子、文艺工作者同革命干部之间的价值取向差异日益凸显。毛泽东就曾形象地指出：“亭子间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吃，山顶上的人弄出来的东西有时不大好看。”针对延安文艺界在整风运动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毛泽东强调：“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文艺要服务于政治，而当时最迫切的政治就是抗战，所以文艺战线必须在党的领导下从思想、立场等方面统一起来，如何化解矛盾、统一思想、树立价值取向，就成为当时意识形态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了建立文化统一战线，占领意识形态阵地，首先必须解决的就是立场问题。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正如列宁所言，无产阶级文艺应当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是站在无产阶级的和人民大众的立场”，文艺工作者的工作对象就是根据地的工农兵以及革命干部。其次，为文艺工作者指明正确的创作方向。在延安时期，毛泽东要求文艺工作者坚持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反对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倾向。只有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为人民大众服务，“我们才能有真正为工农兵的文艺，真正无产阶级的文艺”。毛泽东在继承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学说的基础上，进一步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毛泽东强调要明确一个根本原则，那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离开这个原则，文艺工作就成了“无的放矢”。此外，毛泽东还强调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创作出反映群众思想感情和斗争精神的文艺作品。文学艺术源自生活，革命知识分子只有通过对人民生活的深入了解获取文学艺术的原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作，才能真正“形成观念形态上的为人民大众的文学艺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解决了“为什么人服务”以及“如何为人民服务”的问题，巩固了文化统一战线，极大地推动了边区工农兵文艺作品的创作和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抗战奠定了坚实基础，彰显了毛泽东对构建文化领导权的重要思考和实践探索。在毛泽东的引领下，文艺工作者深刻反思并纠正了自身脱离群众实践的倾向，通过创新秧歌剧、创作红色歌谣、改造传统说书等多种形式，成功将民间文艺与革命话语结合起来，显著提升了红色文化的传播力与感染力，从而帮助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形成广泛而深入的动员优势。
报刊宣传是党占领意识形态阵地、确立与巩固文化领导权的核心武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报刊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延安时期，为了宣传党的主张，动员全民族抗战，中国共产党创办了《解放日报》，毛泽东为其撰写了发刊词，阐明了《解放日报》的办报方针与使命：“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而后，《解放日报》的改版，是党强化文化领导权建设的重要标志，深刻体现了党报坚持党性与人民性相统一的原则。《解放日报》改版后在《本报创刊一千期》的社论中指出报纸有两个特点：一是“我们的报纸是中国共产党的报纸，是人民大众的报纸”;二是“我们是在农村里办报，这与大城市里办报又大不相同”。《解放日报》除报道军事政治动态之外，还开创了“群众办报”新模式，开设了“信箱”“群众呼声”等栏目反映工农兵心声，在报道的内容上也更贴近群众话语，以通俗生动、易于理解的语言将党的政策主张转化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日常表达。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的《反对党八股》一文，充分运用鲜活生动的民间语言阐释了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毛泽东巧妙借用“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看菜吃饭，量体裁衣”等俗语，反对空话连篇言之无物的党八股，成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的典范。此外，报刊通过宣传报道劳动英雄、批判封建陋习，既塑造了符合革命需要的新人物、新风气，也推动形成了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话语风格，从而在意识形态层面占据高地，增强了党的主张的传播力与感召力。
三、以文化力量完成革命任务是构建文化领导权的内在要求
文化不仅是社会意识形态的反映，更是推动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中国共产党必须牢牢掌握思想文化的领导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强调的，“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掌握“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对于无产阶级政党执政后面临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取得最终胜利的问题，列宁认为“问题‘只’在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文化力量”。因而，充分发挥革命文化的力量来完成革命任务，是构建文化领导权的内在要求。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化是强有力的武器，为完成革命任务凝聚了重要力量。早在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就充分认识到文化教育对于革命任务的重要性。一方面，毛泽东强调了文化教育对于开展经济建设的重要性，提出“用文化教育工作提高群众的政治和文化的水平，这对于发展国民经济同样有极大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毛泽东着重强调了文化教育对于革命战争的重要性。他指出，为了动员广大人民群众投身伟大的革命斗争，取得革命战争的胜利，为了巩固和发展苏维埃政权，也为了培育革命的新后代，“苏维埃必须实行文化教育的改革”。
延安时期，革命形势已发生改变。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任务》中指出，抗日战争时期总的革命任务就是团结抗日，“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了完成革命任务，“新的政治力量，新的经济力量，新的文化力量，都是中国的革命力量”。文化与政治经济有着密切联系，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作用于政治经济。从当时的革命环境来看，中国共产党经济基础相对薄弱，政治领导亦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和国民党的对抗。正如毛泽东所说：“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此时，掌握革命文化的领导权，显得尤为重要。革命文化不仅为革命提供思想准备，还是革命总战线中重要的战线，革命的文化工作者作为“这个文化战线上的各级指挥员”，带领着自己的“文化军队”朝着打倒敌人的目标前进。
文化不仅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推动革命任务完成、塑造政治认同的内在动力。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共产党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文化战线也有军事战线，要想战胜敌人，取得革命的胜利，仅仅依靠手里拿枪的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宣传委员会召开的宣传工作会议上发表《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再次强调文化对军事的重要作用，“它反映军事，又指导军事”。毛泽东指出，文化的力量不容小觑，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文化势必会对经济、政治和军事的发展产生促进作用。提倡通过“搞识字组，搞唱歌，搞春联”等通俗方式加强文化教育。1944年10月30日，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毛泽东强调文化是仅次于当前战争和生产的重要工作，“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这表明文化是军队战斗力的内在组成部分，革命军队的战斗力不仅依赖武器装备，还取决于政治觉悟与文化教育水平，充分体现军队文化教育的战略意义。毛泽东在布置《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时再次强调：“为着战胜日本侵略者，于充分注意军事、政治、经济之外，还要注意文教工作。”
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毛泽东领导党和人民充分运用革命文化的力量，争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权，推动抗日战争走向胜利，完成了民族革命任务。并在此基础上，推动无产阶级取得政治革命的领导权，进而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民主革命任务。历史已经向我们证明，没有革命文化事业，“革命战争与革命建设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只有无产阶级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只有中国共产党掌握文化领导权，充分发挥文化的力量，革命战争才能走向胜利。
四、党的政策引领与模范教育是构建文化领导权的实践路径
文化领导权的真正实现，体现为人民群众自愿自觉接受并认同。正如葛兰西所言：“关键的问题不是被领导者消极的和间接的同意，而是单独个人积极的和直接的同意。”延安时期，关于如何保证党的领导权，毛泽东直截了当地指出：“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中国共产党掌握文化领导权也是如此，不仅需要党的正确决策，领导干部和党员的模范工作，还需遵循群众自愿的原则，对人民群众进行说服教育。
首先，党的正确政策是赢得领导权的关键。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应当客观反映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并能够引导社会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制定和执行了许多重要政策，如：为团结文化力量，共同抗日，制定了文化工作统一战线政策；为组织抗战力量加入统一战线，1939年12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为促进民族共同繁荣，制定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针对传统文化，毛泽东主张“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1943年4月，中共中央西北局发布了《关于改进剧团工作的指示》;为有效保护珍贵历史文物，1939年3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颁布了《关于保存历史文献古迹古物的通告》;为加强抗战动员宣传工作，鼓励文化社团组织到前线，实行团结合作政策鼓励创办报纸杂志，奖励学术理论自由研究；发展抗战教育运动，加强干部教育，培养抗战干部人才，广泛开展民众教育，强化民众民族意识，加强中小学国民教育，培养民族优秀后代。党的正确文化政策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为建立党的文化领导权奠定了群众基础。
其次，构建党的文化领导权还需要共产党员和领导干部进行模范工作。正如列宁所说，“我们应当努力把党员的称号和作用提高，提高，再提高”。毛泽东强调，构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途径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党员和干部以身作则，身体力行，通过自己的实际行动来树立榜样，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毛泽东指出，“只要我们党的作风完全正派了，全国人民就会跟我们学”，“只要我们共产党的队伍是整齐的……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是能被我们打倒的”。这种模范作用能够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力，推动革命文化事业不断前进。
最后，遵循群众自愿的原则，对人民群众进行说服教育，也是构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基本路径。毛泽东在一系列著作中，对构建党的文化领导权的路径进行了开创性论述。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其他群众。”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在于令文艺成为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对于仍然存在一些落后思想的无产阶级，毛泽东认为应该“长期地耐心地教育他们”，帮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错误，放下思想包袱，大踏步地向前发展。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毛泽东明确提出在文化统一战线中须坚持的原则有二：一是团结，二是批评、教育和改造。在改造群众思想的文化教育工作中，文化工作者要遵循群众自愿的原则，“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指出，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觉悟程度，为未来建设新中国培养大批工作干部，必须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文化教育工作者在推进工作时，应当根据农村的条件特点，“根据农村人民的需要和自愿的原则，采用适宜的内容和形式”。事实证明，毛泽东所倡导的非命令主义的教育可以让人民群众逐渐形成对党的情感认同、价值认同和政治认同，心甘情愿地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
五、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当代价值
延安时期是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基础。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重温延安时期毛泽东文化领导权思想，对于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提升意识形态治理效能，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担负起建设文化强国的使命，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坚持党对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提升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效能
延安时期毛泽东将思想领导摆在第一位，明确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解放日报》的创立与改版充分体现了党管意识形态的重要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化事业指明了发展方向，为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思想保障。当前，飞速发展的互联网与信息技术深刻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多元思想文化的交流、交融与交锋日趋频繁，网络意识形态治理面临风险与挑战。一是外来文化的入侵，部分西方意识形态借助文化产品、网络平台等进行传播，试图消解主流价值认同。二是官媒面临“塔西佗陷阱”风险，自媒体频频网曝所谓“真相”，试图误导网民以削弱主流意识形态领导权。对马克思主义政党而言，确立并巩固文化领导权、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文化认同，是其须臾不可放松的根本使命。苏联解体的沉痛教训警示我们，放弃文化领导权，放任文化多元化冲击主流意识形态，是导致意识形态阵地丢失、政治根基动摇的关键因素之一。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坚持党管宣传、党管意识形态、党管媒体原则，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国共产党深刻把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将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置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加以推进，持续推进理论创新与实践探索，着力构建现代化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体系。习近平明确指出：“要加强党中央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完善文化建设领导管理体制机制。”不仅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还要将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同时，针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治理，习近平深刻指出：“要加强党中央对网信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确保网信事业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这为我们在复杂网络环境中管好导向、管好阵地、壮大主流思想舆论提供了根本遵循，充分体现了党中央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坚定意志与战略部署。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党的文化领导权来源于人民群众的文化实践，根植于人民的文化生活，并始终服务于人民的文化需求。延安时期，毛泽东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精神发挥到极致，为文艺创作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和价值取向，为文艺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习近平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关于文艺创作的观点，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明确指出“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并进一步强调了加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是文化繁荣发展的根本保证。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人民在精神文化上也展现出了更多的美好期盼。习近平指出：“发展文化事业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保障人民文化权益的基本途径。”新时代加强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必须将党性和人民性统一起来。一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明确回答“为了谁”的问题，积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求，最大限度调动人民投身文化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二是以人民为评判主体和标准，科学回答“由谁评判”的问题。党的文化领导权建设必须以人民认不认可、满不满意为评判标准，这样才能创作出反映人民审美追求、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从而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
（三）巩固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担负起建设文化强国的新时代使命
延安时期，毛泽东在审阅新华社社论稿《五四运动二十八周年》时提出：“我们十分需要广大有力的革命文化事业，为战胜敌人克服困难之共同目标而奋斗，为独立、民主、和平的新民主主义中国而奋斗。”毛泽东强调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充分发挥革命文化的力量，为实现历史任务不懈奋斗。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没有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习近平曾在《之江新语》中写道：“文化的力量，或者我们称之为构成综合竞争力的文化软实力，总是‘润物细无声’地融入经济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之中，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政治文明的‘导航灯’、社会和谐的‘黏合剂’。”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与此同时，党的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面临着新任务新要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首次提出“新的文化使命”，其核心内涵包括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2024年10月28日，习近平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在当前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建设文化强国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要将新时代的文化使命担负起来，就必须守正创新。一是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为建设文化强国增强战略定力。二是坚持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党的文化领导权是巩固文化主体性的根本前提，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是党的文化领导权的重要依托。只有不断巩固文化主体性，才能充分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区别于其他文化发展道路的本质特征，党的文化领导权才能转化为强大的文化凝聚力和文化向心力，为实现新的文化使命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