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墨天/老平:中国制造的演变/裂变:历史进程中的华为与富士康|2019-07-14

2019年7月14日13: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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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饭桶戴老板》,编辑为楚团长/戴老板。本文有删改。

【老平的导语】:时间进入21世纪,2001年发生了改变世界的两件事:911,中国加入WTO。仅仅过去了十八年,我们就能发现,这是太平洋两岸力量此消彼长的重大事件。

911之后,美国暴怒之下陷入了中东的两场反恐战争,一度在1990年代如日中天的美国,不可救药地盛极而衰;而从1949年否极泰来的中国,经过五十多年的励精图治,苦炼内功,文明古国朝气蓬勃,迎来了自己的历史时刻。

站在2019年的今天,回望美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制造业转移,导致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同时追溯中国在全球产业转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就更能明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正含义。

 

制造业,谁的喜,谁的忧?

在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城市深圳,从梅林关驱车到梅观高速,远远就能看见一个路牌,上面写着“富士康/华为”。

1992年,南巡的总设计师在这里踩下油门,为懵懂的中国开足马力。

随后,下海的干部、首都的大学生、边陲小城的打工者,摩肩接踵,轰轰烈烈的又一波南下淘金潮如约而至,进一步孕育了这座象征开放的先锋城市。

在这座城,有两个路径迥异的工业巨擘:富士康在西边,是制造的骄傲;华为在东边,是技术的野心。

 

梅观高速上的路标,2017

任正非和郭台铭,两家企业的掌门人,其实有不少共同点。

比如都当过兵,前者1974年入伍,是部队的“学毛选标兵”(进而成就了他,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后者1971年入伍,抽到了“金马奖”——驻扎在常被对岸炮轰的金门和马祖。

后来,他们一个以“狼性文化”管理走红,一个被“血汗工厂”的污名缠身;但不得不说,他们都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受益者!

老平注:各位,我们岂能又一句“人口红利”,来轻描淡写地总结前三十年?那是对新中国开国先贤们的大不敬!

 

伟大的前三十年,创造了人口翻番的奇迹,铸就了深及社会最底层的基础教育,建立起了包含赤脚医生在内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全社会人才培育与选拔机制,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社会升级和蜕变运动!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新中国的开国先贤们,还秉承中华民族“家文化”的理念,将全民族组织起来,一起进行人类社会体制的伟大探索!任何凡夫俗子,贩夫走卒,谁都没有被落下,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严格意义上的平等。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东方龙族从数千年的农业文明,30年走过了蛮夷们300年走过的路,昂首跨入工业文明时代,奠定了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最坚实基础。

 

实际上,这也是“龙象之争”实为伪命题的最好佐证,因为中印两国根本不在一个时代!

 

本质上,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源于我们祖先5000年凝结的遗产,所以请谨慎使用“人口红利”一词。

《华尔街日报》的一位记者,曾在2007年来到深圳富士康。那是中外媒体首次踏足位于龙华的城中之城:

高墙包裹着层层厂房,餐馆、银行、网吧和杂货店,犬牙交错;500多台电视,滚动播放着健美操、安全生产宣传片和富士康电视台的新闻;甚至下水道的井盖上,也印着“富士康”。

在记者最后的宏大文章里,这里被称做“郭台铭的紫禁城”。

任正非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高深莫测。

除了1988年《深圳特区报》上,一段不到30个字的采访,他就再也没怎么抛头露脸过。尽管后来的华为,已逐渐成为一个世界级庞然大物;但任正非的名气,几乎只局限在通信行业,外界知之甚少。

在这个小圈子里,流传着种种关于他的性格、财富、家庭、秘书等,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的传闻。传闻慢慢成了传说,更增添了他的神秘感。

等他们再一次和媒体、公众产生交集,是在2010年。

这一年的5月,富士康发生十二起员工跳楼事件,媒体顷刻间涌进龙华科技园,肆无忌惮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国际代工巨人。

时值60大寿的郭台铭,连夜赶往深圳,面对镜头三度鞠躬致歉。幻灯片投影的光线打在他的脸上,宛如血斑,更加重了某种气氛。

同年年底,任正非将手机业务升级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要做到世界第一。

两年后(2012年),华为Ascen-d P1和Ascend D相继面世,手机业务掌门人余承东,亲赴门店站台!但手机散热乏力、性能孱弱,销量雪崩,任正非当着余承东的面,怒摔了手上的华为手机。

老平注:摔的是余承东的产品,但不完全是摔给余承东看的!这是摔给海思的何庭波看的,更是摔给任正非自己看的!具体细节请看下文。从此以后,余承东慢慢成了华为帝国内部,唯一可以顶撞任正非的人,被18万同事羡慕和嫉妒!

2010年,这是一个值得反复书写的年份。

这一年,富士康的“紫禁城”出了乱子,华为的终端战略首战惨败。在那个十字路口,任正非和郭台铭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制造的下一步,在哪儿?

经过了20多年的演变后,裂变的时刻来临。

【1. 分野:人与人才

2010年的郭台铭,应该还没有梦见过妈祖(丢人的是,老郭今年以梦见妈祖为噱头,宣布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投身于那场丢人的过家家活动)。

第8起跳楼事件发生后,自称祖籍山西的他,专门从五台山请来高僧做法事。奈何鬼神修为尚浅,听不懂高僧的劝诫,5月剩下的20多天里,第九、第十、第十一起自杀相继发生。

5月26日,正在台湾陪同四川省委书记考察的郭台铭,匆匆赶往深圳,脸上写满了还未散尽的惶惶不安!“我现在最怕晚上11点后接到电话。”他说。

 

当晚11点20分,23岁的甘肃籍员工贺某,从宿舍7楼阳台跳楼身亡。5个小时后,25岁的湖南籍员工陈某在楼顶割腕自杀,被发现后送医抢救。

第二天,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这座“紫禁城”。

这里有邮局,有银行,有学校,有医院,有占地1.25万平方米的厨房,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的30万工人。

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

郭台铭道歉了,但也觉得委屈。

那一年,他领导着90万名员工,单是为员工洗衣服,一年就要花掉6000万。他委屈地告诉媒体,深圳有几十万工人,99.99%的人生活都很正常,“你把我从楼顶丢下去,我也不能保证后面没有人自杀。”

一年之前,“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当年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

但当自杀新闻盖过上海世博会的风头时,人们才发现,厂房背后尽是被机器捆绑的青春痛楚与心灵疮痍。

讲真,若非媒体大张旗鼓的讨伐,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郭台铭是何人,富士康为何物。

这个名字诞生在1985年。创业的第十年,郭台铭决定用一个英文品牌把公司推向世界:FOXCONN。FOX代表模具(Foxcavaty),CONN代表连接器(Connector),是他起家的两个宝贝。

后来,他又给刚刚进入富士康的大学生写了幅对联:富士则康,聚财乃壮。

三年后,年过不惑的任正非和几个合伙人,在南油新村一个居民楼里成立了华为,开始代理香港出产的交换机。

同一年,郭台铭在宝安的西乡崩山脚下租了栋五层厂房。在环绕厂房的成片荒草中,他对着从广东丰顺招来的150名员工说,“这里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工厂!”

这个工厂生产连接器,那是整台电脑最不起眼的部件,但郭台铭在对的时间选择了对的地方:他来深圳的那年,台湾工人的平均工资突破了2500元,同期大陆的作业员只能拿月薪500块。

又一个三年后(1991年),鸿海在台湾上市。西乡崩山脚下那块逼仄之地,已经装不下郭台铭的野心。他看中了紧贴深圳市区的龙华,“龙在中华,这个名字太好了,这里就是中华龙首!”

在齐人高的杂草堆里,来深圳第五年的郭台铭,对着身边的政府官员振臂一呼:“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了!”

余音未散,名叫富士康的厂房拔地而起,代表深圳迎接那些勤劳、踏实、努力,而且便宜的南下劳动力。

富士康的每一个销售都会说那句口头禅,“你自己做,不如我做便宜。你让别人做,也不如我做便宜。”就这样,郭台铭从LG嘴里抢来了苹果的订单,并将思科和IBM的订单也收入囊中。

台湾的同行坐不住了,郭台铭便反呛,“广达、英业达、大众的订单,都是我介绍的,明明是他们抢的我,怎么成了我抢他们?”

不到五年时间,龙华就筑起了城中城。成片的厂房,一层生产连接器,一层生产主机板,一层生产机壳,还有一层组装。一台台电脑,从流水线上下来,根本不需要仓库,直接拉到码头运走。

在园区走了一圈,IBM的高管也忍不住感慨,“深圳到香港的高速堵车,全球PC市场都要缺货。”

现在,1988年从深圳起步的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地区,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到环渤海,从西南到中南到东北,建立了30余个科技工业园区;

在亚洲、美洲、欧洲等地,鸿海拥有200余家子公司和派驻机构,全球员工超过120万,拥有全球顶尖的企业客户群。

富士康工厂车间内景,2011

 

1992年,中国南方最时髦的东西是房地产,各路热钱飞蛾扑火般涌向南方,海南800亿、北海300亿、惠州150亿。——泡沫过后,海南被废弃的别墅养猪,几乎成了中国房地产业永远的伤疤。

 

当时,就连联想的柳传志,本已从卖旱冰鞋转向了高大上的汉卡、联想电脑,此时也未能免俗,在惠州以“国际电脑城”的名目进行招商。

 

日后回忆起这次头脑发热时,柳传志说,“如果再让我来一次,我可能还会这样选择。”——看来不是环境和潮流的问题,而是人的本性。

任正非从未做过地产,倒也不是没干过投机的事。

华为初创时,虽名为华为技术,但做的是贸易,据说还卖过减肥药。后来,华为靠着倒卖香港出产的交换机,赚了第一桶金。

老平注:那时的香港,是有一些制造业的(还记得李嘉诚早期发家的塑料花么),只是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制造业最早迁移了过来,港商成了最早吃螃蟹的人。

深知靠倒卖做不长的任正非,在1990年下定决心走自主研发。

1992年,放弃清华博士学位加入华为的【郑宝用】牵头,和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校友【郭平】一起,研制出了能够容纳500个电话用户的HJD48交换机,大获成功。

第二年,任正非在蛇口的一个小礼堂里开会,抹着眼泪说,“我们活下来了”。

尝到人才甜头的华为,从1992年起开始,在名牌大学设立奖学金,大手笔招揽理工科人才。

后来,华为在高校林立的北京组建了研究所。任正非有次去视察,觉得人太少,时任所长辩解说人多了没事儿干,任正非生气地说,“我叫你招你就招,没事做,招来洗沙子也可以。”

1998年,华为一口气从全国招了800名毕业生;第二年,又有2000名毕业生南下深圳。据说华为在高校招聘会上放出豪言,“工科硕士全要,本科前十名也全要!”

——传闻华为的招聘人员,甚至混进Top10高校的男生宿舍,看到在打游戏(俄罗斯方块)的男生,就凑过去问:同学,找到工作了吗?

注:老平1991年就读北京的工科院校时,老早就注意到各大国有企业校园抢人的热潮!——谁说国有企业一定慵懒,不求上进?

 

1995年大学毕业时,几十家部属国企基本到齐(现已合并为数家大型央企),过完春节就抢占了学校的宾馆和招待所。无奈之下,学校只好规定,每家单位最多两间,但工作人员开地铺,还是不走。

 

整个春天,学校食堂附近的宣传墙,已经很难找到影讯,新东方的广告都会很快被覆盖,基本都是“同学,某某单位在某某宾馆的某某房间等你!”——主动到男生宿舍挖人的事,倒是没听说过。

由于大家拼命抢人,竞争非常激烈,以至于入职便提供两室一厅的福利住房啊,男生可带本校女友一起就职啊等等,什么条件都有可以谈!

 

那时候,由于僧多粥少,理工科院校的春天抢人大战,几乎成了那个年代的一大盛景。记得老平当时,有至少三家单位可以去,最后敲定了一家。

 

不过也别羡慕,毕竟时代不同了。那个时候考大学太难了,录取人数只相当于现在的十分之一!而且,那时的大学生都是好好学习的,很少翘课,更不打游戏(电脑还未普及,最多玩手持机)。

2000年,硕士在华为的月薪已经能达到8800元,还有几万、十几万不等的年终分红,比深圳一般公司高很多。

为了抢人才,一边是应届生在华为拿着高收入,一边是任正非借高利贷发工资!据说最困难的时候,华为还制定过一个内部政策:谁能给公司借来1000万,谁就可以一年不用上班,工资照发。

后来,连郭台铭都忍不住抱怨,“华为的任正非,公司就在隔壁。我们很多同事都辞职去华为,都能拿到两倍的薪水。”

结果弄巧成拙,员工听到郭老板抱怨之后,辞职的更多了。——这就像现在的美国,老板特朗普一抱怨、一警告,结果做了最好的广告,美国的盟友们纷纷倒戈买华为的5G设备。

实话实说,任正非也是在对的时间选择了对的地方!

1990年代的深圳,不知道装了多少发财梦,使得华为成为了中国工程师红利的最大受益企业之一。

【郑宝用】在33岁那年,拿到了科技界最高殊荣“中国青年科技奖”;共同研发“C&C08”的天才【李一男】,同样是华中理工大学校友,不到25岁就成了华为研发一把手,次年担任常务副总裁!

这背后,是任正非一以贯之的朴素观念:让搞技术的人赚到钱。

1994年8月,C&C08万门机落地江苏邳州。经过两个月的调试,大获成功,与后续的产品一起,横扫中国电信市场。

到1995年,C&C08的销售额,已经达到了15亿;此后每年翻倍增长,成为全球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交换机,也成就了华为在世纪末的高速发展(老平最早接触到该产品,是在1996年夏天,武汉通信枢纽调试现场)。

今天回头看两家公司的发展历程,基本都能在深圳找到答案!因为在一片狂热中,两家公司都踩中了中国经济全面加速的油门——

龙华的工厂还没落成,郭台铭就把那句“我都要了”,在江苏昆山又喊了一遍;同一年,华为在美国成立了分公司(公司最初名叫RANBOSS,中文翻译过来就是“任老板”!任正非勃然大怒,名字就改成了Futurewei),开启了国际化之路。

此后,富士康在全球化浪潮里,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节节胜利;华为则在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泡沫中,迎来了第一个冬天。

【2. 两种腾飞】

2001年,富士康拿到了英特尔P3和P4主机板的订单,闲不住的台湾媒体给郭台铭扣上了“民营制造业老大”和“台湾科技首富”的帽子,把郭台铭吓得不轻。

深知树大招风的他,忙辩解说,“我告诉各位,广达是我大哥,广达绝对是老大。仁宝是老二,华硕和明基排老三老四,我怎么也是五名开外。”

其实,故作谦虚的背后,藏不住郭老板的眉飞色舞。当下属从美国来电,汇报富士康获得英特尔的生产许可时,郭台铭激动地说,“这是富士康的重要里程碑!”

从连接器、模具,到机壳、主机板,依靠在大陆的广泛布局,富士康已经吞下了整个电脑制造的链条,与芯片霸主英特尔深深绑定在了一起。

比起郭台铭的春风得意,任正非的2001年不太好过。

在那年10月的干部会议上,极具忧患意识的任正非,抛出了《华为的冬天》,“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

两年前,任正非本想用内部创业计划,清理掉丧失奋斗精神的“沉淀层”,没想到技术人才成了流失的主体。

2000年,技术大拿【李一男】离职创业,在汹涌的外资支持下,创办“港湾网络”。那封“绝不做华为敌人”的感谢信还没消化完,华为在数据通信领域最强劲的对手就立了起来。

——更要命的是,随他一起出走的,还有200多个业务与技术骨干,这个打击太致命了!一直到2006年,李一男才带着港湾网络回归华为,后离职而去。

那次会议上,任正非总结了自己过去的决策失误:痛失PHS、CDMA和手机终端三大通信增长点。

PHS,成就了UT斯达康和小灵通的一代霸业;CDMA,为高通的快速崛起埋下了伏笔;留给华为的,只有IT泡沫破碎带来的通信设备投资萎缩。

2003年,任正非差点以100亿美元的价格把华为卖了摩托罗拉,几乎所有的谈判和文书工作都已经完成,但对方董事会的变更导致交易流产。

(此部分精彩内容,老平会专门拟文详述。诡异的是,当初与任老爷子谈收购的摩托CEO,后来执掌漩涡中的加拿大北电,然后破产,让华为少了一个重量级竞争对手。)

与美国思科曾经的知识产权官司,更曾经令高层一筹莫展。摆在任正非面前的,变成了等待3G的漫漫之路。

最终,曾放言“谁要做手机谁下岗”的任正非,被逼无奈,组织了手机终端立项讨论会,宣布华为要成立独立的终端公司做手机。

2003年11月,公司正式成立,预算10亿元,差不多是当年整个华为的净利润。

当时,只要有手机牌照,给别人贴牌,一部就能赚好几十块,手机厂商在信息产业部门口排起长队,华为直到2005年才拿到生产和销售许可。

那是一段凄苦的日子。为了推广3G,华为与运营商合作做了10年定制机!运营商提供要求,华为生产,利润只能勉强给研发输血。

这段时间,支撑华为活下来的,是海外的缝隙市场。

2003年底,与思科的官司渐渐拨云见日的华为,在香港击败了爱立信和西门子通信部门(后与法国阿尔卡特合并,最后并入诺基亚),拿到了当地3G运营商1亿美元的订单。

在俄罗斯市场,华为陆续拿下GSM设备供应和光传输干线的订单;紧接着,欧洲几家老牌3G数据卡供应商,也慢慢感受到了华为的压力。——这就是任正非说的东方不亮西方亮。

不过,支撑华为攻城略地的,还是国内低廉的人力成本优势!无论是研发、管理,还是工程、售后,每个环节的性价比,都令欧洲同行难以企及。

后来,李总理在罗马尼亚问及华为在欧洲的运营情况,任正非直言不讳,“华为现在是卖高价,卖低价就把西方公司都搞死了。”

(各位,老平这里要特地强调,今年在接受采访期间,任老爷子仍然这样说,这其实是大实话!通信产业的规模及技术门槛高,并非完全竞争行业!如果对手都死了,行业就会缺乏活力,各国也会祭出类似美国现在的保护政策,反而不利于行业发展。本质上,华为的高利润仍然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红利,而不仅仅是所谓的人口红利。)

如果说任正非有什么信仰,那也许是“知识”。

最初,华为的数据卡全部基于高通的基带解决方案,由于高通对中兴的扶持,华为的数据卡芯片在2007年后经常断货。

那年年底,老将【王劲】从欧洲返回上海,主导海思基带芯片项目,转折点到来。2009年,华为WCDMA数据卡芯片问世,支撑华为在当年拿下了欧洲70%的市场份额。

关于技术,柳传志的爱将【郭为】(专做进口代理的神州数码董事长)曾造访华为,任正非直截了当地劝他不要做研发,“你要做就得大做,小打小闹还不如不做。”

联想总裁【杨元庆】访问时,任正非也说过类似的话,“联想想发展成技术型的企业,股东和投资人不答应,还是难!”——所以华为坚决不上市。

 

华为是如何从一个创业公司,乘着咱们国家通信业大发展和世界IT业的蓬勃之势,一路高歌的,请延伸阅读孟晚舟事件危中藏机:华为化危为机的智慧,了解当初华为如何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逆风飞飏。

 

与任正非相比之下,郭台铭信过很多东西。他信过成吉思汗、信过关公、信过菩萨,现在信妈祖。

所有人都叫他“台商”,祖籍山西的郭台铭则说自己是“晋商”,是关羽的老乡。

1999年,台湾晋商郭台铭回晋城老家祭祖,顺手放下了一座模具工厂。十年之后二度祭祖,模具工厂已经变成了1058亩的富士康工业园,风头直逼龙华大本营。

那时,“血汗工厂”的帽子还没扣下来,富士康就是产值、就业、GDP,大陆是成本、政策、劳动力,郭台铭与广袤的中国腹地开启了十年蜜月期。

山西有了富士康,山东坐不住了。

据说,烟台市政府为了勾起郭台铭的桑梓情怀,专门找到了其母【初永珍】当年住过的老房子,办好房产证送到深圳。感动不已的郭台铭喜不自胜,3.3平方公里的烟台富士康科技园随即破土动工。

2005年,为了争取富士康到武汉投资,当地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耗时四个月,完成了一部长达40万字的报告,分析武汉的优势与富士康发展相结合的前景。

随后,工作组又耗资30万,制作了一部专题片,带到深圳播放。看到片中“山水兆富、环境纳士、佛岭蕴康”的字幕,富士康三个字被巧妙嵌入其中,郭台铭忍不住称赞“唯楚有才!” 

 

施工中的武汉富士康科技工业园,2008

在郭台铭的规划里,深圳和广州生产台式机,上海和苏州生产便携数码产品,北京和天津搞无线通信。所有的组装环节富士康都能覆盖,别人做不出来的,富士康能做;别人能做的,富士康更快、更便宜。

就这样,从索尼、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再到iPod和iPhone,消费电子产业已经离不开富士康。

2009年5月27日到6月6日,iPhone 3GS上市前的最关键十天时间里,64万部手机在富士康紧急组装完成。差不多每分钟,就有45台iPhone走出生产线,全世界没有一家代工厂能做到这一点。

后来,与华为敲定合作的郭台铭,在内部会议上骄傲地说,“华为要战胜思科,必须与富士康合作!”

1991年在台湾上市的富士康,为了规避台湾省“上市公司投资大陆不得超过公司净值40%”的行政命令,2005年2月3日移师香港港交所,三个月股价翻了五倍(后改名富智康)。

——2018年6月8日,又以“工业富联”的名字,火线登陆沪市。

经济危机后的股东大会上,郭台铭俏皮地鞠躬谢罪,“我这次是以败军之将的姿态检讨,因为赚的钱没有预期那么多。”他为那次讲话取的标题,恰似十年蜜月的概括:《黄金十年,赢在大陆》。

每月10号,是深圳龙华最热闹的日子。

那是富士康发工资的日期,自动提款机排起长龙,网吧、彩票投注站和手机门店人头攒动,新上市的iPhone总能吸引最多的目光:每一个零件都由工人们亲手组装,再配上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价格。

曾经华灯初上,蓝色和白色的制服从紫禁城鱼贯而出,人们很快会知道,那里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工厂,一群渴望尊严的工人,一个“MADE IN CHINA”的残忍剪影。

各厂代表在总部参加劳动法讲座,2007

【3. 十字路口

2010年,郭台铭的“紫禁城”出事了。

“十二连跳”后的6月2日,富士康总部紧急宣布,全体员工整体薪资上涨30%。

一周后,公司再度通知,深圳地区新员工三个月考核合格后,标准工资将再次上调66%。珠三角的工厂这下不干了,因为除了富士康,没人开得起这么高的工资。

但钱,不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往往不是问题。

跳楼事件不断上演的5月中旬,富士康举行了一场励志交流大会,会上设立了一个游戏:谁能说全同一个寝室室友的名字,就能拿到1000元奖金。但最后,没有一个人拿走这笔钱。

同样在5月,30度高温的深圳,每天都有上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聚集在富士康龙华科技园,排着长队等待招聘。他们给出的理由很简单,“工资高,包吃包住”。

排队的人里,除了找工作的工人,还有在各地负责招商的政府官员,期待着能从富士康的撤退转移中分得一杯羹。

富士康厂区招募工人,2010

很不幸,富士康不再被深圳欢迎,腾讯成了新的宠儿。这座先锋城市要产业升级,腾笼换鸟。

《南方周末》的实习记者卧底一个月,写了篇《潜伏富士康28天手记》,紫禁城一夜之间成了沾满鲜血的廉价代工厂。

股东会上,郭台铭对着此起彼伏的闪光灯,无奈地说,“我现在都不敢开电视,因为没有一个台不骂我。”

跳楼事件余波未了,iPhone 4在6月问世,全年卖出4660万台,富士康是当之无愧的幕后功臣。

同年7月,《财富》杂志公布了当年的“世界500强”名单,富士康排在112位,比微软还要领先三个名次,恰似一种无声的嘲弄。

富士康的2018年全球排名,更是来到了第24名,为中国第五!

华为也在2010年长成了一棵招风的大树。

那年4月,印度宣布禁止进口华为的产品。紧接着,欧盟对华为无线路由器发起反倾销调查;同时,华为的海外收购接连被否决。而任正非刚刚经历了第二个冬天:经济危机后,公司利润下滑!

他们本想卖掉(手机)终端公司,但买家最终的报价,只有心理预期的3/4。一气之下,任正非不卖了(呵呵呵,幸亏没卖)!

2010年12月,任正非召开高级座谈会,将手机业务升级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要做到世界第一。

——悲催的是,这种豪言壮语,任老爷子内部说说没事,余承东在公共场合说,却被媒体誉为爱说大话的“余大嘴”。

随后,华为使出浑身解数,推出了第一款高端手机Ascend P1,销量不到100万台。搭载海思K3V2芯片的Ascend D1随后推出,但作为华为开启自主芯片之路的第一步,Ascend D1频现卡顿、闪退、发热,口碑坍塌。

其后,就是前文提到的任正非摔手机事件!

事实上,并非余承东的团队有大错,主因是何庭波的海思芯片K3V2不稳定,严重影响了手机性能!——任正非一直说,骂余承东是因为爱!

华为人都知道,任正非对芯片部门极为呵护,那份宽厚,甚至可以用溺爱来形容。比如华为曾一度以赔本的价格卖机顶盒,仅仅只是为了使用海思的芯片!比如海思在成立后的前十年,一直在亏损!

各位,在麒麟芯片一飞冲天前,在海思成长为行业世界前五的参天大树前,曾经经受过怎样的考验与磨难,又有谁知?这都是风雨与彩虹的励志故事!

据说,正因为此,作为对余承东的补偿,任正非也给了他“最大的宠爱”,也就是妥协:1、允许华为手机部分使用其它公司的芯片,而不是必须使用海思。2、容忍余大嘴的火爆脾气,他成了整个华为唯一敢顶撞任正非的人。

只是制度很残酷!2012年年底,任正非送给余承东一架歼-15战斗机模型,意喻“从零起飞”,也代表余承东当年年终奖为0。

所以,当何庭波在5月17日凌晨发出那封著名的信,宣布保险柜里的备胎芯片全部转正时,其实是对任正非十五年如一日鼎力支持的最好回馈,也是对整个华为无私孵化的一次汇报演出。

2010年,绝对是郭台铭悲喜交加的一年。

就在员工连跳的艰难时期,郭台铭宣布涨薪的当天,时任苹果公司CEO乔布斯,在大洋的对岸隔空力挺了富士康。

他说,富士康有食堂和泳池,按规定给员工缴纳社保,绝不是什么“血汗工厂”。苹果随后宣布,将利润的1%到2%返还给富士康,用于提升工人工资。

郭台铭还没从感动的情绪中走出来,一个晴空霹雳很快来临:“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的乔布斯,做出了惊人之举,真的又一次改变了世界。

苹果随即被千夫所指,原因在于他导致手机产业链形态的悄然转变,或者说是巨变!

怎样的巨变呢?

手机的功能机时代,诺基亚出图纸,代工厂生产,对上拥有议价权,对下压榨供应商,赚钱多多。但iPhone以质量监控为由,跨过代工厂,扶持起了一大批零部件供应商!

这样一来,赚惯了差价的代工厂,一下子掉到了价值链末端,只能挣点微薄的代工费。

就是说,任正非和郭台铭就这样同时走到了十字路口,但注定分道扬镳。

面对压力,华为依托人才,在20年的攻城略地之后,不得不开始向科技的皇冠——芯片,发起更猛烈的冲击。五年后,海思终于扭亏为盈。

富士康享受了20年的劳动力红利,也让“世界工厂”的工人们明白了一个道理:紫禁城的财富和荣耀,跟他们没什么关系。

任正非总说苹果救了华为,这是真的。

iPhone在2007年后的风靡,推动移动互联网横空出世,倒逼了网络升级!运营商疯了一样投资,让一度迟迟等不到应用市场的3G业务,突然大放异彩。

更重要的是,iPhone带来了成熟的技术和完整的供应链新格局,顺手给华强北的山寨王国判了死刑(也进一步成就了风靡非洲的传音手机)。这是华为能够放言“自主、高端”的产业基础。

2013年2月,华为又推出了主打防水、号称超级战斗机的Ascend D2,搭载的依然是那颗不争气的K3V2芯片。

虽然抢了四核的先,但芯片工艺落后,图形核心另类,负面反馈如潮。只要谁在社交媒体上提起海思K3V2,一定是吐槽不断,绝对是骂声一片。

随后,Ascend P2、大屏系列Mate和“转型之作”P6陆续发布,芯片还是一如既往的K3V2,差评也是自始至终!——唉,有什么办法,毕竟任正非说了,“自己的狗食自己先吃,自己做的降落伞自己先跳”。

任正非不反对用高通的芯片,但他对受制于人始终有一种天然的警惕,这一点像极了崇尚自力更生的毛主席。“我们公司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可能就因为哪一个点,让别人卡住,最后死掉。”

于是在苹果推出A系列处理器的那年(2010年),据说再往前推六年(2004年),任正非对海思掌门何庭波说,“(海思)是公司的战略旗帜,我给你每年4亿美元的研发费用,给你两万人,一定要站起来。”

所以今天,街头巷尾的人都在说,美国举国之力未能打倒华为,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思想洗礼和武装的郭台铭,也在深刻反思。

据说12连跳之后,他在深圳工厂冥思苦想90天,得出两个结论:富士康还要继续内迁,去人口更多、工资更低的地方;但迟早有一天,百万大军必须换成百万机器人,他们不拿工资、不用吃饭、更不会跳楼。

但这一天什么时候才来,郭台铭并不知道。——诡异的是,他的邻居任正非知道,5G是下一代工业革命的基础,华为正在成为全球旗手和领航者。

郭台铭不是没想过把工厂开到东南亚,但那里既没有稳定的政局,也没有遍及全国的机场、港口和铁路,更没有心甘情愿24小时三班倒的工人!——很多日资企业曾将工厂搬到越南,后来又被迫回迁中国。

就是说,中国制造除了中国,已经无处可转移!中国,有着全世界无法比拟的综合优势。

2010年8月,富士康与郑州政府签订协议几个月后,工厂拔地而起,组装线也开始运行,每天能生产 50 万部 iPhone。

在贵州,富士康挖空了三座山,建起了大数据中心和第四代iPhone生产中心,所有的材料都能循环利用。

中金公司曾经拆解计算过一部iPhone X 的成本,大约为 417 美元。其中,属于组装的只有 4.2 美元,大约1%!

不错,代工费非常少,少得可怜;这笔微薄的代工费,还是众矢之的!可是,这也是就业的保障,广大内陆青年为数不多的出路,甚至是自认为体面的工作。

时任富士康新闻负责人【刘坤】,曾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中国制造是一分钱一分钱的赚,希望大家对富士康和中国制造,至少能有些许敬畏之心。

富士康招募中心外应聘的工人,2011

【4. 两座高峰】

2013年9月21日,余承东在微博上透露了华为下一代手机处理器的消息,网友大呼等了太久,列队欢送“万年K3V2”,送瘟神一般。

之后,搭载全新芯片的华为Ascend P6S问世,海思将新诞生的芯片品牌,命名为“麒麟”(Kirin)。——事实上,海思目前已有四大神兽!

第二年6月,华为发布了4G芯片麒麟920,整体性能与当时高通的4G芯片骁龙805基本同步,被誉为中国手机芯片的弯道超车之作。

据了解,麒麟920前后投入的研发经费,超过2亿美元,是国家十五年对龙芯投入总额的1.7倍。2014年9月,超八核麒麟925芯片亮相,也让mate7和荣耀6plus成了当年的爆款机型。

紧接着,华为就莫名其妙的成了民族骄傲,和“爱国”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任正非从来没喜欢过这个名号。他在内部会议上说,“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如果我们不向美国人学习,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直说自己是个“亲美派”,结果却被瓜友们拿来与“美帝良心想”对比,说亲美的基础与前提,是立场在中国,暗讽某些“亲华”派是香蕉。

其实,任正非也不是个技术狂人,也不止一次对研发团队一味追求技术超前发出警告,“你的技术是用来卖钱的,卖出去的技术才有价值。”

等到华为开始做手机,任正非又忍不住开炮, “一个手机赚30块,这算什么高科技、高水平?苹果年利润500亿、三星400亿,你们能交给我300亿利润,我就承认你们是世界第三。”

他就是这样,一直在年轻人后面“鞭挞”,激励着年轻的梦想!

 

同样作为两家大企业的【家长】,郭台铭与任正非却也是不同的,而且差异已经越来越大。

郭台铭给世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那句“独裁为公”;任正非学IBM、学思科、学微软。每年花大钱请顾问的时候,郭台铭不屑,“顾问是什么?就是拿起你的手表看一眼,告诉你几点钟,再问你收费。”

2006年,《第一财经日报》写了一篇《富士康,机器罚你站12小时》,郭台铭勃然大怒,将记者和编辑告上法院,索赔3000万人民币。

郭台铭也对华为的技术赞许有加,“我们很多同仁被华为挖去申请专利,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很伟大。为什么?因为他有远见,专利越多,竞争力就越强。”

他不喜欢“代工厂”这个称呼,把公司改名成“富士康科技集团”。那年年底,郭台铭说,什么时候富士康真正有了科技,就把这两个字去掉。

他不遗余力的布道,就是希望公众能知道代工厂也有科技:单是电脑的连接器,富士康就有8000多个专利;在光通信领域,一个“梯度折射率透镜”的专利报告,叠起来就有一米高。

他登上科技论坛演讲时说,“先进的生产力就是先进的制造技术,别人一分钟做五个,我一分钟做十个,就是我技术好,赚的就是技术的钱。”

只可惜,在百万机器人大军建立之前,郭台铭还是离不开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只可惜,公众并不认为富士康是真正的科技公司。

在2017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郭台铭说大学生没有实干精神,不愿意进工厂、上流水线。演讲结束,他询问在场的工信部部长,“请问有什么政策可以让大学生下工厂?”

工信部长给出的回复,是静默的神秘微笑,意味深长:每个人都有其应该去的地方!很简单,打篮球的姚明不会去种地。

中国容得下富士康,中国培育得出富士康,中国也不缺富士康!佛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为了能够继续享受人才红利,华为从2008年开始,将研发中心陆续迁往内地二线城市。

华为甚至顶住深圳市政府的压力,将深圳总部的员工,大量迁移到东莞松山湖,让员工能够享受相对更低廉的房价与生活成本,也让华为继续拥有综合成本优势。

华为坂田基地航拍,2017

这一切举措,滋养了华为在技术上的腾飞。

2017年,海思推出第一代AI芯片麒麟970,并创造了独立的AI计算模块“NPU”设计。

2018年2月,华为又发布了首款3GPP标准的5G商用芯片巴龙,和基于该芯片的5G商用终端。

8月,华为再度率先发布新一代AI芯片麒麟980,采用7nm工艺制程和双核NPU设计,性能与主流旗舰芯片相差无几。麒麟980还可与华为的巴龙基带芯片匹配,为5G做好了准备。

去年年末,久未露面的任正非开始密集发声,他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初现端倪:精神懈怠的危机!所以他客观上感谢美国的打压,真的不是奚落、嘲讽。而年将古稀的郭台铭则萌生去意,从他一手建立的工业帝国从容隐退。

在他们的身后,是中国制造业在30年间竖立起的两座高不可攀的山峰,也是一条从低端到高端、覆盖“研发-制造-品牌”的完整产业链拼图,在中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都不存在。

不过,两个人创造的一切奇迹,又仿佛早有答案——

1977年,经济腾飞中的台湾地价一路飞涨,抄底鸿海厂区周边的土地,转手就有大把利润。刚刚让公司扭亏为盈的郭台铭想了半天,还是决定继续做模具。他解释说,“我是个搞工业的,要看长远一点。”

十多年后,面对如出一辙的狂热,任正非给出了一个更加掷地有声的回答,“我们认为未来的世界是知识的世界,不可能是这种泡沫的世界,所以我们不为所动。”

 

是的,坚守,心无旁骛地坚守,不忘初心!

 

【5. 结语】

1983 年,第一座生产苹果个人电脑Macintosh的工厂在加州落成。面对前来参观的记者,乔布斯骄傲地说,“这是一台美国制造的机器。”

二十八年后的2011年,时任总统奥巴马在硅谷邀请众多科技高管共赴晚宴。宴会上,奥巴马问乔布斯,“需要做什么,才能让iPhone回美国生产?”乔布斯毫不犹豫地回答:“那些工作不会回来了。”

乔布斯曾经引以为豪的Macintosh生产线,早在1992年已全部关闭。

为了降低成本,戴尔、康柏、惠普等科技公司,陆续将生产线迁往中国。苹果也被迫接受外包,乔布斯的美国制造梦早已宣告破碎。

与之对应的是三十年间,走出内陆小城的年轻人,浩浩荡荡南下;高校毕业的青年才俊,犹如过江之鲫,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的创富热潮。

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国家,有覆盖每个制造环节的劳动力人口、遍及全境的交通网络和巨大的消费市场。也只有中国,能够同时容纳华为与富士康两座制造业的高峰。

如果说,华为浓缩了中国制造的骄傲与雄心;那么富士康,就是中国制造最真实的背影。中国,一个超级规模的东方巨龙,能够上中下全产业覆盖!

未来,我们依然要依靠华为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去突破科技壁垒,在高端产业攻城略地。但同时,又有什么哪家企业,可以像富士康这样,去承接规模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就业问题?

14亿人口规模的中国,需要华为,也需要富士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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