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饭桶戴老板》，编辑为楚团长/戴老板。本文有删改。
【老平的导语】：时间进入21世纪，2001年发生了改变世界的两件事：911，中国加入WTO。仅仅过去了十八年，我们就能发现，这是太平洋两岸力量此消彼长的重大事件。
911之后，美国暴怒之下陷入了中东的两场反恐战争，一度在1990年代如日中天的美国，不可救药地盛极而衰；而从1949年否极泰来的中国，经过五十多年的励精图治，苦炼内功，文明古国朝气蓬勃，迎来了自己的历史时刻。
站在2019年的今天，回望美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制造业转移，导致实体经济的空心化；同时追溯中国在全球产业转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就更能明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真正含义。
制造业，谁的喜，谁的忧？
在中国最具创新活力的城市深圳，从梅林关驱车到梅观高速，远远就能看见一个路牌，上面写着“富士康/华为”。
1992年，南巡的总设计师在这里踩下油门，为懵懂的中国开足马力。
随后，下海的干部、首都的大学生、边陲小城的打工者，摩肩接踵，轰轰烈烈的又一波南下淘金潮如约而至，进一步孕育了这座象征开放的先锋城市。
在这座城，有两个路径迥异的工业巨擘：富士康在西边，是制造的骄傲；华为在东边，是技术的野心。
梅观高速上的路标，2017
任正非和郭台铭，两家企业的掌门人，其实有不少共同点。
比如都当过兵，前者1974年入伍，是部队的“学毛选标兵”（进而成就了他，成为毛主席的好学生）；后者1971年入伍，抽到了“金马奖”——驻扎在常被对岸炮轰的金门和马祖。
后来，他们一个以“狼性文化”管理走红，一个被“血汗工厂”的污名缠身；但不得不说，他们都是中国人口红利的受益者！
老平注：各位，我们岂能又一句“人口红利”，来轻描淡写地总结前三十年？那是对新中国开国先贤们的大不敬！
伟大的前三十年，创造了人口翻番的奇迹，铸就了深及社会最底层的基础教育，建立起了包含赤脚医生在内的医疗卫生体系，和全社会人才培育与选拔机制，形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波澜壮阔的社会升级和蜕变运动！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新中国的开国先贤们，还秉承中华民族“家文化”的理念，将全民族组织起来，一起进行人类社会体制的伟大探索！任何凡夫俗子，贩夫走卒，谁都没有被落下，实现了人类历史上最严格意义上的平等。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东方龙族从数千年的农业文明，30年走过了蛮夷们300年走过的路，昂首跨入工业文明时代，奠定了我们改革开放四十年的最坚实基础。
实际上，这也是“龙象之争”实为伪命题的最好佐证，因为中印两国根本不在一个时代！
本质上，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都源于我们祖先5000年凝结的遗产，所以请谨慎使用“人口红利”一词。
《华尔街日报》的一位记者，曾在2007年来到深圳富士康。那是中外媒体首次踏足位于龙华的城中之城：
高墙包裹着层层厂房，餐馆、银行、网吧和杂货店，犬牙交错；500多台电视，滚动播放着健美操、安全生产宣传片和富士康电视台的新闻；甚至下水道的井盖上，也印着“富士康”。
在记者最后的宏大文章里，这里被称做“郭台铭的紫禁城”。
任正非则是神龙见首不见尾，高深莫测。
除了1988年《深圳特区报》上，一段不到30个字的采访，他就再也没怎么抛头露脸过。尽管后来的华为，已逐渐成为一个世界级庞然大物；但任正非的名气，几乎只局限在通信行业，外界知之甚少。
在这个小圈子里，流传着种种关于他的性格、财富、家庭、秘书等，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的传闻。传闻慢慢成了传说，更增添了他的神秘感。
等他们再一次和媒体、公众产生交集，是在2010年。
这一年的5月，富士康发生十二起员工跳楼事件，媒体顷刻间涌进龙华科技园，肆无忌惮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国际代工巨人。
时值60大寿的郭台铭，连夜赶往深圳，面对镜头三度鞠躬致歉。幻灯片投影的光线打在他的脸上，宛如血斑，更加重了某种气氛。
同年年底，任正非将手机业务升级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要做到世界第一。
两年后（2012年），华为Ascen-d P1和Ascend D相继面世，手机业务掌门人余承东，亲赴门店站台！但手机散热乏力、性能孱弱，销量雪崩，任正非当着余承东的面，怒摔了手上的华为手机。
老平注：摔的是余承东的产品，但不完全是摔给余承东看的！这是摔给海思的何庭波看的，更是摔给任正非自己看的！具体细节请看下文。从此以后，余承东慢慢成了华为帝国内部，唯一可以顶撞任正非的人，被18万同事羡慕和嫉妒！
2010年，这是一个值得反复书写的年份。
这一年，富士康的“紫禁城”出了乱子，华为的终端战略首战惨败。在那个十字路口，任正非和郭台铭都需要回答一个问题：中国制造的下一步，在哪儿？
经过了20多年的演变后，裂变的时刻来临。
【1. 分野：人与人才】
2010年的郭台铭，应该还没有梦见过妈祖（丢人的是，老郭今年以梦见妈祖为噱头，宣布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投身于那场丢人的过家家活动）。
第8起跳楼事件发生后，自称祖籍山西的他，专门从五台山请来高僧做法事。奈何鬼神修为尚浅，听不懂高僧的劝诫，5月剩下的20多天里，第九、第十、第十一起自杀相继发生。
5月26日，正在台湾陪同四川省委书记考察的郭台铭，匆匆赶往深圳，脸上写满了还未散尽的惶惶不安！“我现在最怕晚上11点后接到电话。”他说。
当晚11点20分，23岁的甘肃籍员工贺某，从宿舍7楼阳台跳楼身亡。5个小时后，25岁的湖南籍员工陈某在楼顶割腕自杀，被发现后送医抢救。
第二天，全球200多家新闻媒体涌入这座“紫禁城”。
这里有邮局，有银行，有学校，有医院，有占地1.25万平方米的厨房，每天消耗40吨大米、10吨面粉、30吨蔬菜、200头猪、6万个鸡蛋和500桶食用油，供养园区里的30万工人。
对他们来说，富士康就是深圳，深圳就是富士康。
郭台铭道歉了，但也觉得委屈。
那一年，他领导着90万名员工，单是为员工洗衣服，一年就要花掉6000万。他委屈地告诉媒体，深圳有几十万工人，99.99%的人生活都很正常，“你把我从楼顶丢下去，我也不能保证后面没有人自杀。”
一年之前，“中国工人”在美国《时代》杂志当年的“年度人物”评选中位居次席，他们被称为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保8”的幕后功臣。
但当自杀新闻盖过上海世博会的风头时，人们才发现，厂房背后尽是被机器捆绑的青春痛楚与心灵疮痍。
讲真，若非媒体大张旗鼓的讨伐，大多数人还不知道郭台铭是何人，富士康为何物。
这个名字诞生在1985年。创业的第十年，郭台铭决定用一个英文品牌把公司推向世界：FOXCONN。FOX代表模具（Foxcavaty），CONN代表连接器（Connector），是他起家的两个宝贝。
后来，他又给刚刚进入富士康的大学生写了幅对联：富士则康，聚财乃壮。
三年后，年过不惑的任正非和几个合伙人，在南油新村一个居民楼里成立了华为，开始代理香港出产的交换机。
同一年，郭台铭在宝安的西乡崩山脚下租了栋五层厂房。在环绕厂房的成片荒草中，他对着从广东丰顺招来的150名员工说，“这里将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工厂！”
这个工厂生产连接器，那是整台电脑最不起眼的部件，但郭台铭在对的时间选择了对的地方：他来深圳的那年，台湾工人的平均工资突破了2500元，同期大陆的作业员只能拿月薪500块。
又一个三年后（1991年），鸿海在台湾上市。西乡崩山脚下那块逼仄之地，已经装不下郭台铭的野心。他看中了紧贴深圳市区的龙华，“龙在中华，这个名字太好了，这里就是中华龙首！”
在齐人高的杂草堆里，来深圳第五年的郭台铭，对着身边的政府官员振臂一呼：“看得见的土地，我都要了！”
余音未散，名叫富士康的厂房拔地而起，代表深圳迎接那些勤劳、踏实、努力，而且便宜的南下劳动力。
富士康的每一个销售都会说那句口头禅，“你自己做，不如我做便宜。你让别人做，也不如我做便宜。”就这样，郭台铭从LG嘴里抢来了苹果的订单，并将思科和IBM的订单也收入囊中。
台湾的同行坐不住了，郭台铭便反呛，“广达、英业达、大众的订单，都是我介绍的，明明是他们抢的我，怎么成了我抢他们？”
不到五年时间，龙华就筑起了城中城。成片的厂房，一层生产连接器，一层生产主机板，一层生产机壳，还有一层组装。一台台电脑，从流水线上下来，根本不需要仓库，直接拉到码头运走。
在园区走了一圈，IBM的高管也忍不住感慨，“深圳到香港的高速堵车，全球PC市场都要缺货。”
现在，1988年从深圳起步的富士康，在中国大陆地区，从珠三角到长三角到环渤海，从西南到中南到东北，建立了30余个科技工业园区；
在亚洲、美洲、欧洲等地，鸿海拥有200余家子公司和派驻机构，全球员工超过120万，拥有全球顶尖的企业客户群。
富士康工厂车间内景，2011
1992年，中国南方最时髦的东西是房地产，各路热钱飞蛾扑火般涌向南方，海南800亿、北海300亿、惠州150亿。——泡沫过后，海南被废弃的别墅养猪，几乎成了中国房地产业永远的伤疤。
当时，就连联想的柳传志，本已从卖旱冰鞋转向了高大上的汉卡、联想电脑，此时也未能免俗，在惠州以“国际电脑城”的名目进行招商。
日后回忆起这次头脑发热时，柳传志说，“如果再让我来一次，我可能还会这样选择。”——看来不是环境和潮流的问题，而是人的本性。
任正非从未做过地产，倒也不是没干过投机的事。
华为初创时，虽名为华为技术，但做的是贸易，据说还卖过减肥药。后来，华为靠着倒卖香港出产的交换机，赚了第一桶金。
老平注：那时的香港，是有一些制造业的（还记得李嘉诚早期发家的塑料花么），只是随着大陆的改革开放，制造业最早迁移了过来，港商成了最早吃螃蟹的人。
深知靠倒卖做不长的任正非，在1990年下定决心走自主研发。
1992年，放弃清华博士学位加入华为的【郑宝用】牵头，和华中理工大学（现华中科技大学）校友【郭平】一起，研制出了能够容纳500个电话用户的HJD48交换机，大获成功。
第二年，任正非在蛇口的一个小礼堂里开会，抹着眼泪说，“我们活下来了”。
尝到人才甜头的华为，从1992年起开始，在名牌大学设立奖学金，大手笔招揽理工科人才。
后来，华为在高校林立的北京组建了研究所。任正非有次去视察，觉得人太少，时任所长辩解说人多了没事儿干，任正非生气地说，“我叫你招你就招，没事做，招来洗沙子也可以。”
1998年，华为一口气从全国招了800名毕业生；第二年，又有2000名毕业生南下深圳。据说华为在高校招聘会上放出豪言，“工科硕士全要，本科前十名也全要！”
——传闻华为的招聘人员，甚至混进Top10高校的男生宿舍，看到在打游戏（俄罗斯方块）的男生，就凑过去问：同学，找到工作了吗？
注：老平1991年就读北京的工科院校时，老早就注意到各大国有企业校园抢人的热潮！——谁说国有企业一定慵懒，不求上进？
1995年大学毕业时，几十家部属国企基本到齐（现已合并为数家大型央企），过完春节就抢占了学校的宾馆和招待所。无奈之下，学校只好规定，每家单位最多两间，但工作人员开地铺，还是不走。
整个春天，学校食堂附近的宣传墙，已经很难找到影讯，新东方的广告都会很快被覆盖，基本都是“同学，某某单位在某某宾馆的某某房间等你！”——主动到男生宿舍挖人的事，倒是没听说过。
由于大家拼命抢人，竞争非常激烈，以至于入职便提供两室一厅的福利住房啊，男生可带本校女友一起就职啊等等，什么条件都有可以谈！
那时候，由于僧多粥少，理工科院校的春天抢人大战，几乎成了那个年代的一大盛景。记得老平当时，有至少三家单位可以去，最后敲定了一家。
不过也别羡慕，毕竟时代不同了。那个时候考大学太难了，录取人数只相当于现在的十分之一！而且，那时的大学生都是好好学习的，很少翘课，更不打游戏（电脑还未普及，最多玩手持机）。
2000年，硕士在华为的月薪已经能达到8800元，还有几万、十几万不等的年终分红，比深圳一般公司高很多。
为了抢人才，一边是应届生在华为拿着高收入，一边是任正非借高利贷发工资！据说最困难的时候，华为还制定过一个内部政策：谁能给公司借来1000万，谁就可以一年不用上班，工资照发。
后来，连郭台铭都忍不住抱怨，“华为的任正非，公司就在隔壁。我们很多同事都辞职去华为，都能拿到两倍的薪水。”
结果弄巧成拙，员工听到郭老板抱怨之后，辞职的更多了。——这就像现在的美国，老板特朗普一抱怨、一警告，结果做了最好的广告，美国的盟友们纷纷倒戈买华为的5G设备。
实话实说，任正非也是在对的时间选择了对的地方！
1990年代的深圳，不知道装了多少发财梦，使得华为成为了中国工程师红利的最大受益企业之一。
【郑宝用】在33岁那年，拿到了科技界最高殊荣“中国青年科技奖”；共同研发“C&C08”的天才【李一男】，同样是华中理工大学校友，不到25岁就成了华为研发一把手，次年担任常务副总裁！
这背后，是任正非一以贯之的朴素观念：让搞技术的人赚到钱。
1994年8月，C&C08万门机落地江苏邳州。经过两个月的调试，大获成功，与后续的产品一起，横扫中国电信市场。
到1995年，C&C08的销售额，已经达到了15亿；此后每年翻倍增长，成为全球历史上销量最大的交换机，也成就了华为在世纪末的高速发展（老平最早接触到该产品，是在1996年夏天，武汉通信枢纽调试现场）。
今天回头看两家公司的发展历程，基本都能在深圳找到答案！因为在一片狂热中，两家公司都踩中了中国经济全面加速的油门——
龙华的工厂还没落成，郭台铭就把那句“我都要了”，在江苏昆山又喊了一遍；同一年，华为在美国成立了分公司（公司最初名叫RANBOSS，中文翻译过来就是“任老板”！任正非勃然大怒，名字就改成了Futurewei），开启了国际化之路。
此后，富士康在全球化浪潮里，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而节节胜利；华为则在世纪之交的互联网泡沫中，迎来了第一个冬天。
【2. 两种腾飞】
2001年，富士康拿到了英特尔P3和P4主机板的订单，闲不住的台湾媒体给郭台铭扣上了“民营制造业老大”和“台湾科技首富”的帽子，把郭台铭吓得不轻。
深知树大招风的他，忙辩解说，“我告诉各位，广达是我大哥，广达绝对是老大。仁宝是老二，华硕和明基排老三老四，我怎么也是五名开外。”
其实，故作谦虚的背后，藏不住郭老板的眉飞色舞。当下属从美国来电，汇报富士康获得英特尔的生产许可时，郭台铭激动地说，“这是富士康的重要里程碑！”
从连接器、模具，到机壳、主机板，依靠在大陆的广泛布局，富士康已经吞下了整个电脑制造的链条，与芯片霸主英特尔深深绑定在了一起。
比起郭台铭的春风得意，任正非的2001年不太好过。
在那年10月的干部会议上，极具忧患意识的任正非，抛出了《华为的冬天》，“我们公司的太平时间太长了，在和平时期升的官太多了，这也许就是我们的灾难。”
两年前，任正非本想用内部创业计划，清理掉丧失奋斗精神的“沉淀层”，没想到技术人才成了流失的主体。
2000年，技术大拿【李一男】离职创业，在汹涌的外资支持下，创办“港湾网络”。那封“绝不做华为敌人”的感谢信还没消化完，华为在数据通信领域最强劲的对手就立了起来。
——更要命的是，随他一起出走的，还有200多个业务与技术骨干，这个打击太致命了！一直到2006年，李一男才带着港湾网络回归华为，后离职而去。
那次会议上，任正非总结了自己过去的决策失误：痛失PHS、CDMA和手机终端三大通信增长点。
PHS，成就了UT斯达康和小灵通的一代霸业；CDMA，为高通的快速崛起埋下了伏笔；留给华为的，只有IT泡沫破碎带来的通信设备投资萎缩。
2003年，任正非差点以100亿美元的价格把华为卖了摩托罗拉，几乎所有的谈判和文书工作都已经完成，但对方董事会的变更导致交易流产。
（此部分精彩内容，老平会专门拟文详述。诡异的是，当初与任老爷子谈收购的摩托CEO，后来执掌漩涡中的加拿大北电，然后破产，让华为少了一个重量级竞争对手。）
与美国思科曾经的知识产权官司，更曾经令高层一筹莫展。摆在任正非面前的，变成了等待3G的漫漫之路。
最终，曾放言“谁要做手机谁下岗”的任正非，被逼无奈，组织了手机终端立项讨论会，宣布华为要成立独立的终端公司做手机。
2003年11月，公司正式成立，预算10亿元，差不多是当年整个华为的净利润。
当时，只要有手机牌照，给别人贴牌，一部就能赚好几十块，手机厂商在信息产业部门口排起长队，华为直到2005年才拿到生产和销售许可。
那是一段凄苦的日子。为了推广3G，华为与运营商合作做了10年定制机！运营商提供要求，华为生产，利润只能勉强给研发输血。
这段时间，支撑华为活下来的，是海外的缝隙市场。
2003年底，与思科的官司渐渐拨云见日的华为，在香港击败了爱立信和西门子通信部门（后与法国阿尔卡特合并，最后并入诺基亚），拿到了当地3G运营商1亿美元的订单。
在俄罗斯市场，华为陆续拿下GSM设备供应和光传输干线的订单；紧接着，欧洲几家老牌3G数据卡供应商，也慢慢感受到了华为的压力。——这就是任正非说的东方不亮西方亮。
不过，支撑华为攻城略地的，还是国内低廉的人力成本优势！无论是研发、管理，还是工程、售后，每个环节的性价比，都令欧洲同行难以企及。
后来，李总理在罗马尼亚问及华为在欧洲的运营情况，任正非直言不讳，“华为现在是卖高价，卖低价就把西方公司都搞死了。”
（各位，老平这里要特地强调，今年在接受采访期间，任老爷子仍然这样说，这其实是大实话！通信产业的规模及技术门槛高，并非完全竞争行业！如果对手都死了，行业就会缺乏活力，各国也会祭出类似美国现在的保护政策，反而不利于行业发展。本质上，华为的高利润仍然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的社会红利，而不仅仅是所谓的人口红利。）
如果说任正非有什么信仰，那也许是“知识”。
最初，华为的数据卡全部基于高通的基带解决方案，由于高通对中兴的扶持，华为的数据卡芯片在2007年后经常断货。
那年年底，老将【王劲】从欧洲返回上海，主导海思基带芯片项目，转折点到来。2009年，华为WCDMA数据卡芯片问世，支撑华为在当年拿下了欧洲70%的市场份额。
关于技术，柳传志的爱将【郭为】（专做进口代理的神州数码董事长）曾造访华为，任正非直截了当地劝他不要做研发，“你要做就得大做，小打小闹还不如不做。”
联想总裁【杨元庆】访问时，任正非也说过类似的话，“联想想发展成技术型的企业，股东和投资人不答应，还是难！”——所以华为坚决不上市。
华为是如何从一个创业公司，乘着咱们国家通信业大发展和世界IT业的蓬勃之势，一路高歌的，请延伸阅读《孟晚舟事件危中藏机：华为化危为机的智慧》，了解当初华为如何在凤凰涅槃中浴火重生、逆风飞飏。
与任正非相比之下，郭台铭信过很多东西。他信过成吉思汗、信过关公、信过菩萨，现在信妈祖。
所有人都叫他“台商”，祖籍山西的郭台铭则说自己是“晋商”，是关羽的老乡。
1999年，台湾晋商郭台铭回晋城老家祭祖，顺手放下了一座模具工厂。十年之后二度祭祖，模具工厂已经变成了1058亩的富士康工业园，风头直逼龙华大本营。
那时，“血汗工厂”的帽子还没扣下来，富士康就是产值、就业、GDP，大陆是成本、政策、劳动力，郭台铭与广袤的中国腹地开启了十年蜜月期。
山西有了富士康，山东坐不住了。
据说，烟台市政府为了勾起郭台铭的桑梓情怀，专门找到了其母【初永珍】当年住过的老房子，办好房产证送到深圳。感动不已的郭台铭喜不自胜，3.3平方公里的烟台富士康科技园随即破土动工。
2005年，为了争取富士康到武汉投资，当地政府专门成立了一个工作小组，耗时四个月，完成了一部长达40万字的报告，分析武汉的优势与富士康发展相结合的前景。
随后，工作组又耗资30万，制作了一部专题片，带到深圳播放。看到片中“山水兆富、环境纳士、佛岭蕴康”的字幕，富士康三个字被巧妙嵌入其中，郭台铭忍不住称赞“唯楚有才！”
施工中的武汉富士康科技工业园，2008
在郭台铭的规划里，深圳和广州生产台式机，上海和苏州生产便携数码产品，北京和天津搞无线通信。所有的组装环节富士康都能覆盖，别人做不出来的，富士康能做；别人能做的，富士康更快、更便宜。
就这样，从索尼、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再到iPod和iPhone，消费电子产业已经离不开富士康。
2009年5月27日到6月6日，iPhone 3GS上市前的最关键十天时间里，64万部手机在富士康紧急组装完成。差不多每分钟，就有45台iPhone走出生产线，全世界没有一家代工厂能做到这一点。
后来，与华为敲定合作的郭台铭，在内部会议上骄傲地说，“华为要战胜思科，必须与富士康合作！”
1991年在台湾上市的富士康，为了规避台湾省“上市公司投资大陆不得超过公司净值40%”的行政命令，2005年2月3日移师香港港交所，三个月股价翻了五倍（后改名富智康）。
——2018年6月8日，又以“工业富联”的名字，火线登陆沪市。
经济危机后的股东大会上，郭台铭俏皮地鞠躬谢罪，“我这次是以败军之将的姿态检讨，因为赚的钱没有预期那么多。”他为那次讲话取的标题，恰似十年蜜月的概括：《黄金十年，赢在大陆》。
每月10号，是深圳龙华最热闹的日子。
那是富士康发工资的日期，自动提款机排起长龙，网吧、彩票投注站和手机门店人头攒动，新上市的iPhone总能吸引最多的目光：每一个零件都由工人们亲手组装，再配上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价格。
曾经华灯初上，蓝色和白色的制服从紫禁城鱼贯而出，人们很快会知道，那里是一座与世隔绝的工厂，一群渴望尊严的工人，一个“MADE IN CHINA”的残忍剪影。
各厂代表在总部参加劳动法讲座，2007
【3. 十字路口】
2010年，郭台铭的“紫禁城”出事了。
“十二连跳”后的6月2日，富士康总部紧急宣布，全体员工整体薪资上涨30%。
一周后，公司再度通知，深圳地区新员工三个月考核合格后，标准工资将再次上调66%。珠三角的工厂这下不干了，因为除了富士康，没人开得起这么高的工资。
但钱，不是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钱能够解决的问题，往往不是问题。
跳楼事件不断上演的5月中旬，富士康举行了一场励志交流大会，会上设立了一个游戏：谁能说全同一个寝室室友的名字，就能拿到1000元奖金。但最后，没有一个人拿走这笔钱。
同样在5月，30度高温的深圳，每天都有上千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聚集在富士康龙华科技园，排着长队等待招聘。他们给出的理由很简单，“工资高，包吃包住”。
排队的人里，除了找工作的工人，还有在各地负责招商的政府官员，期待着能从富士康的撤退转移中分得一杯羹。
富士康厂区招募工人，2010
很不幸，富士康不再被深圳欢迎，腾讯成了新的宠儿。这座先锋城市要产业升级，腾笼换鸟。
《南方周末》的实习记者卧底一个月，写了篇《潜伏富士康28天手记》，紫禁城一夜之间成了沾满鲜血的廉价代工厂。
股东会上，郭台铭对着此起彼伏的闪光灯，无奈地说，“我现在都不敢开电视，因为没有一个台不骂我。”
跳楼事件余波未了，iPhone 4在6月问世，全年卖出4660万台，富士康是当之无愧的幕后功臣。
同年7月，《财富》杂志公布了当年的“世界500强”名单，富士康排在112位，比微软还要领先三个名次，恰似一种无声的嘲弄。
富士康的2018年全球排名，更是来到了第24名，为中国第五！
华为也在2010年长成了一棵招风的大树。
那年4月，印度宣布禁止进口华为的产品。紧接着，欧盟对华为无线路由器发起反倾销调查；同时，华为的海外收购接连被否决。而任正非刚刚经历了第二个冬天：经济危机后，公司利润下滑！
他们本想卖掉（手机）终端公司，但买家最终的报价，只有心理预期的3/4。一气之下，任正非不卖了（呵呵呵，幸亏没卖）！
2010年12月，任正非召开高级座谈会，将手机业务升级为公司三大业务板块之一，豪言要做高端自主品牌，要做到世界第一。
——悲催的是，这种豪言壮语，任老爷子内部说说没事，余承东在公共场合说，却被媒体誉为爱说大话的“余大嘴”。
随后，华为使出浑身解数，推出了第一款高端手机Ascend P1，销量不到100万台。搭载海思K3V2芯片的Ascend D1随后推出，但作为华为开启自主芯片之路的第一步，Ascend D1频现卡顿、闪退、发热，口碑坍塌。
其后，就是前文提到的任正非摔手机事件！
事实上，并非余承东的团队有大错，主因是何庭波的海思芯片K3V2不稳定，严重影响了手机性能！——任正非一直说，骂余承东是因为爱！
华为人都知道，任正非对芯片部门极为呵护，那份宽厚，甚至可以用溺爱来形容。比如华为曾一度以赔本的价格卖机顶盒，仅仅只是为了使用海思的芯片！比如海思在成立后的前十年，一直在亏损！
各位，在麒麟芯片一飞冲天前，在海思成长为行业世界前五的参天大树前，曾经经受过怎样的考验与磨难，又有谁知？这都是风雨与彩虹的励志故事！
据说，正因为此，作为对余承东的补偿，任正非也给了他“最大的宠爱”，也就是妥协：1、允许华为手机部分使用其它公司的芯片，而不是必须使用海思。2、容忍余大嘴的火爆脾气，他成了整个华为唯一敢顶撞任正非的人。
只是制度很残酷！2012年年底，任正非送给余承东一架歼-15战斗机模型，意喻“从零起飞”，也代表余承东当年年终奖为0。
所以，当何庭波在5月17日凌晨发出那封著名的信，宣布保险柜里的备胎芯片全部转正时，其实是对任正非十五年如一日鼎力支持的最好回馈，也是对整个华为无私孵化的一次汇报演出。
2010年，绝对是郭台铭悲喜交加的一年。
就在员工连跳的艰难时期，郭台铭宣布涨薪的当天，时任苹果公司CEO乔布斯，在大洋的对岸隔空力挺了富士康。
他说，富士康有食堂和泳池，按规定给员工缴纳社保，绝不是什么“血汗工厂”。苹果随后宣布，将利润的1%到2%返还给富士康，用于提升工人工资。
郭台铭还没从感动的情绪中走出来，一个晴空霹雳很快来临：“活着就是为了改变世界”的乔布斯，做出了惊人之举，真的又一次改变了世界。
苹果随即被千夫所指，原因在于他导致手机产业链形态的悄然转变，或者说是巨变！
怎样的巨变呢？
手机的功能机时代，诺基亚出图纸，代工厂生产，对上拥有议价权，对下压榨供应商，赚钱多多。但iPhone以质量监控为由，跨过代工厂，扶持起了一大批零部件供应商！
这样一来，赚惯了差价的代工厂，一下子掉到了价值链末端，只能挣点微薄的代工费。
就是说，任正非和郭台铭就这样同时走到了十字路口，但注定分道扬镳。
面对压力，华为依托人才，在20年的攻城略地之后，不得不开始向科技的皇冠——芯片，发起更猛烈的冲击。五年后，海思终于扭亏为盈。
富士康享受了20年的劳动力红利，也让“世界工厂”的工人们明白了一个道理：紫禁城的财富和荣耀，跟他们没什么关系。
任正非总说苹果救了华为，这是真的。
iPhone在2007年后的风靡，推动移动互联网横空出世，倒逼了网络升级！运营商疯了一样投资，让一度迟迟等不到应用市场的3G业务，突然大放异彩。
更重要的是，iPhone带来了成熟的技术和完整的供应链新格局，顺手给华强北的山寨王国判了死刑（也进一步成就了风靡非洲的传音手机）。这是华为能够放言“自主、高端”的产业基础。
2013年2月，华为又推出了主打防水、号称超级战斗机的Ascend D2，搭载的依然是那颗不争气的K3V2芯片。
虽然抢了四核的先，但芯片工艺落后，图形核心另类，负面反馈如潮。只要谁在社交媒体上提起海思K3V2，一定是吐槽不断，绝对是骂声一片。
随后，Ascend P2、大屏系列Mate和“转型之作”P6陆续发布，芯片还是一如既往的K3V2，差评也是自始至终！——唉，有什么办法，毕竟任正非说了，“自己的狗食自己先吃，自己做的降落伞自己先跳”。
任正非不反对用高通的芯片，但他对受制于人始终有一种天然的警惕，这一点像极了崇尚自力更生的毛主席。“我们公司积累了这么多的财富，可能就因为哪一个点，让别人卡住，最后死掉。”
于是在苹果推出A系列处理器的那年（2010年），据说再往前推六年（2004年），任正非对海思掌门何庭波说，“（海思）是公司的战略旗帜，我给你每年4亿美元的研发费用，给你两万人，一定要站起来。”
所以今天，街头巷尾的人都在说，美国举国之力未能打倒华为，这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没有经历过毛泽东思想洗礼和武装的郭台铭，也在深刻反思。
据说12连跳之后，他在深圳工厂冥思苦想90天，得出两个结论：富士康还要继续内迁，去人口更多、工资更低的地方；但迟早有一天，百万大军必须换成百万机器人，他们不拿工资、不用吃饭、更不会跳楼。
但这一天什么时候才来，郭台铭并不知道。——诡异的是，他的邻居任正非知道，5G是下一代工业革命的基础，华为正在成为全球旗手和领航者。
郭台铭不是没想过把工厂开到东南亚，但那里既没有稳定的政局，也没有遍及全国的机场、港口和铁路，更没有心甘情愿24小时三班倒的工人！——很多日资企业曾将工厂搬到越南，后来又被迫回迁中国。
就是说，中国制造除了中国，已经无处可转移！中国，有着全世界无法比拟的综合优势。
2010年8月，富士康与郑州政府签订协议几个月后，工厂拔地而起，组装线也开始运行，每天能生产 50 万部 iPhone。
在贵州，富士康挖空了三座山，建起了大数据中心和第四代iPhone生产中心，所有的材料都能循环利用。
中金公司曾经拆解计算过一部iPhone X 的成本，大约为 417 美元。其中，属于组装的只有 4.2 美元，大约1%！
不错，代工费非常少，少得可怜；这笔微薄的代工费，还是众矢之的！可是，这也是就业的保障，广大内陆青年为数不多的出路，甚至是自认为体面的工作。
时任富士康新闻负责人【刘坤】，曾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说，“中国制造是一分钱一分钱的赚，希望大家对富士康和中国制造，至少能有些许敬畏之心。”
富士康招募中心外应聘的工人，2011
【4. 两座高峰】
2013年9月21日，余承东在微博上透露了华为下一代手机处理器的消息，网友大呼等了太久，列队欢送“万年K3V2”，送瘟神一般。
之后，搭载全新芯片的华为Ascend P6S问世，海思将新诞生的芯片品牌，命名为“麒麟”（Kirin）。——事实上，海思目前已有四大神兽！
第二年6月，华为发布了4G芯片麒麟920，整体性能与当时高通的4G芯片骁龙805基本同步，被誉为中国手机芯片的弯道超车之作。
据了解，麒麟920前后投入的研发经费，超过2亿美元，是国家十五年对龙芯投入总额的1.7倍。2014年9月，超八核麒麟925芯片亮相，也让mate7和荣耀6plus成了当年的爆款机型。
紧接着，华为就莫名其妙的成了民族骄傲，和“爱国”紧紧捆绑在了一起。
任正非从来没喜欢过这个名号。他在内部会议上说，“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开放的体系，如果我们不向美国人学习，就永远战胜不了美国。”
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一直说自己是个“亲美派”，结果却被瓜友们拿来与“美帝良心想”对比，说亲美的基础与前提，是立场在中国，暗讽某些“亲华”派是香蕉。
其实，任正非也不是个技术狂人，也不止一次对研发团队一味追求技术超前发出警告，“你的技术是用来卖钱的，卖出去的技术才有价值。”
等到华为开始做手机，任正非又忍不住开炮， “一个手机赚30块，这算什么高科技、高水平？苹果年利润500亿、三星400亿，你们能交给我300亿利润，我就承认你们是世界第三。”
他就是这样，一直在年轻人后面“鞭挞”，激励着年轻的梦想！
同样作为两家大企业的【家长】，郭台铭与任正非却也是不同的，而且差异已经越来越大。
郭台铭给世人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莫过于那句“独裁为公”；任正非学IBM、学思科、学微软。每年花大钱请顾问的时候，郭台铭不屑，“顾问是什么？就是拿起你的手表看一眼，告诉你几点钟，再问你收费。”
2006年，《第一财经日报》写了一篇《富士康，机器罚你站12小时》，郭台铭勃然大怒，将记者和编辑告上法院，索赔3000万人民币。
郭台铭也对华为的技术赞许有加，“我们很多同仁被华为挖去申请专利，所以我觉得这个公司很伟大。为什么？因为他有远见，专利越多，竞争力就越强。”
他不喜欢“代工厂”这个称呼，把公司改名成“富士康科技集团”。那年年底，郭台铭说，什么时候富士康真正有了科技，就把这两个字去掉。
他不遗余力的布道，就是希望公众能知道代工厂也有科技：单是电脑的连接器，富士康就有8000多个专利；在光通信领域，一个“梯度折射率透镜”的专利报告，叠起来就有一米高。
他登上科技论坛演讲时说，“先进的生产力就是先进的制造技术，别人一分钟做五个，我一分钟做十个，就是我技术好，赚的就是技术的钱。”
只可惜，在百万机器人大军建立之前，郭台铭还是离不开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只可惜，公众并不认为富士康是真正的科技公司。
在2017年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郭台铭说大学生没有实干精神，不愿意进工厂、上流水线。演讲结束，他询问在场的工信部部长，“请问有什么政策可以让大学生下工厂？”
工信部长给出的回复，是静默的神秘微笑，意味深长：每个人都有其应该去的地方！很简单，打篮球的姚明不会去种地。
中国容得下富士康，中国培育得出富士康，中国也不缺富士康！佛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为了能够继续享受人才红利，华为从2008年开始，将研发中心陆续迁往内地二线城市。
华为甚至顶住深圳市政府的压力，将深圳总部的员工，大量迁移到东莞松山湖，让员工能够享受相对更低廉的房价与生活成本，也让华为继续拥有综合成本优势。
华为坂田基地航拍，2017
这一切举措，滋养了华为在技术上的腾飞。
2017年，海思推出第一代AI芯片麒麟970，并创造了独立的AI计算模块“NPU”设计。
2018年2月，华为又发布了首款3GPP标准的5G商用芯片巴龙，和基于该芯片的5G商用终端。
8月，华为再度率先发布新一代AI芯片麒麟980，采用7nm工艺制程和双核NPU设计，性能与主流旗舰芯片相差无几。麒麟980还可与华为的巴龙基带芯片匹配，为5G做好了准备。
去年年末，久未露面的任正非开始密集发声，他最担心的事情已经初现端倪：精神懈怠的危机！所以他客观上感谢美国的打压，真的不是奚落、嘲讽。而年将古稀的郭台铭则萌生去意，从他一手建立的工业帝国从容隐退。
在他们的身后，是中国制造业在30年间竖立起的两座高不可攀的山峰，也是一条从低端到高端、覆盖“研发-制造-品牌”的完整产业链拼图，在中国之外的任何国家都不存在。
不过，两个人创造的一切奇迹，又仿佛早有答案——
1977年，经济腾飞中的台湾地价一路飞涨，抄底鸿海厂区周边的土地，转手就有大把利润。刚刚让公司扭亏为盈的郭台铭想了半天，还是决定继续做模具。他解释说，“我是个搞工业的，要看长远一点。”
十多年后，面对如出一辙的狂热，任正非给出了一个更加掷地有声的回答，“我们认为未来的世界是知识的世界，不可能是这种泡沫的世界，所以我们不为所动。”
是的，坚守，心无旁骛地坚守，不忘初心！
【5. 结语】
1983 年，第一座生产苹果个人电脑Macintosh的工厂在加州落成。面对前来参观的记者，乔布斯骄傲地说，“这是一台美国制造的机器。”
二十八年后的2011年，时任总统奥巴马在硅谷邀请众多科技高管共赴晚宴。宴会上，奥巴马问乔布斯，“需要做什么，才能让iPhone回美国生产？”乔布斯毫不犹豫地回答：“那些工作不会回来了。”
乔布斯曾经引以为豪的Macintosh生产线，早在1992年已全部关闭。
为了降低成本，戴尔、康柏、惠普等科技公司，陆续将生产线迁往中国。苹果也被迫接受外包，乔布斯的美国制造梦早已宣告破碎。
与之对应的是三十年间，走出内陆小城的年轻人，浩浩荡荡南下；高校毕业的青年才俊，犹如过江之鲫，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的创富热潮。
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国家，有覆盖每个制造环节的劳动力人口、遍及全境的交通网络和巨大的消费市场。也只有中国，能够同时容纳华为与富士康两座制造业的高峰。
如果说，华为浓缩了中国制造的骄傲与雄心；那么富士康，就是中国制造最真实的背影。中国，一个超级规模的东方巨龙，能够上中下全产业覆盖！
未来，我们依然要依靠华为这样的高科技公司，去突破科技壁垒，在高端产业攻城略地。但同时，又有什么哪家企业，可以像富士康这样，去承接规模如此庞大的劳动力就业问题？
14亿人口规模的中国，需要华为，也需要富士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