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初，主席与斯诺谈话时，谈起“死神躲着走”，淡然说道：
我的两个弟弟全被敌人杀死了，第一个妻子也在革命中被杀死，我儿子又死在朝鲜，回想起来真奇怪，死神好像总是躲着我。我好几次都做了死的准备，连紧靠着我的警卫员小同志都牺牲过，可我还是活着。
那时起，72岁的他心里就燃起了一把火。
这把火从他的回忆里烧过了天津的刘张，烧过了反右扩大化，烧过了苏共的二十大、猝死的贝鲁特和骚乱的东欧，也烧过了浮夸风……
我要去井冈山看看，我要去看看我当年被蒋介石包围的地方。你们准备一下吧，记住，一切要从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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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月29日，中央转批陈正人给薄一波“干部深入工厂蹲点劳动”的信，主席做了批示。
陈正人是井冈山的老战士，1964年10月上旬时，时任八机部部长的他到洛阳拖拉机厂蹲点搞研究。
当时工厂领导考虑他是老同志、年纪大，要给他开招待所，但他拒绝了，自己把铺盖放进精密铸造车间生活间，与工人同吃同住。
陈正人于信中感叹：
干部特殊化如果不认真克服，干部与群众生活的距离如果不缩小，群众必然是会离开我们的！
主席则批示：
如果管理人员不到车间搞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那就一辈子会同工人阶级处于尖锐的阶级斗争中，最后必然要被工人阶级当做资产阶级打倒………官僚主义者与工人阶级、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
那几年，他时常与秘书、警卫员们等谈起：
不少领导干部当官久了，不愿意深入群众，而是做起了老爷…
就在那月初，他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不点名批评了某些领导在四清运动中的做法：
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要让群众去搞！你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这样不好。
“包办代替主义”，使主席敏锐觉察到官僚主义抬头甚至做大的味道。
会上，他还忧心地说：
去年十月，我在北京讲过，如果北京搞修正主义，你们地方怎么办？是不是学蔡锷起义、打倒袁世凯？我总感到要出问题……
事实上，就在“四清”运动期间，主席在北京同威尔科克斯有过一场深刻的谈话，格外神伤：
我们党内有少数人主张“三和一少”。
三和，就是对帝国主义和、对修正主义和、对各国反动派和；一少，就是少援助反对帝国主义的国家和党。
这实质上就是修正主义的思想。
他们联络部(指中央联络部)里就有少数这样的人，另一个是统战部，它是同国内资产阶级打交道的，但是里面却有人不讲阶级斗争，要把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社会主义的政党。
每个部都找得出这样的人……
这一股风，即三和一少风、单干风等，在前年上半年刮得很厉害。从国外来说，被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吓倒了，在国内由于天灾人祸，经济受到损失，于是修正主义就露头了……有一阵子可猖狂啦。
山雨欲来风满楼。
60年代中期，全国性的各领域贫富差距开始凸显，“三自一包”和户籍制度彻底拉大了城乡差距，教育方面也出现了城市资产阶级子女与高干子女的就学机会远远多于农村儿童的情况。
这已然表明，其实整个形势已近乎于不在老人家的掌控之下，国家金字塔化开始出现端倪。
这不但让历史上的诸多悲剧萦绕在老人家的心头，同时也让他隐约得见：过去纠正“左”的努力，可能会全部付诸东流……
1963年5月，他发表了著名的《前十条》，号召“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然而转眼，四个月后和一年后分别出现了《后十条》和《修正草案》……
次年与护士长吴旭君谈话是，他按耐不住：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
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再一年后，1965年的5月21日，沿着1927年秋收起义的路，他正式踏上了“重登井冈山”的旅途。
这次行动，不要搞得复杂了，一切节约办事，吃的用的就地取材，有一间茅屋就能睡觉。尽量少人少车，能合并坐车就合并坐车，沿途不要事先通知布置，不要惊动面过大。
2
路上，主席与张平化畅谈：
我找了一些同志谈话，有人听说我国还有阶级斗争，大吃一惊…资产阶级从来不承认有阶级存在，说阶级斗争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
孙中山也不承认阶级斗争，只说有大贫小贫之分。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这是个根本问题。一部文明史，就是阶级斗争史，我们共产党的第一课就是阶级斗争，血淋淋的阶级斗争。
车子缓缓地开，主席静静望着窗外。
公社黄灿灿的稻田无声地连向远方，连接着株洲、醴陵和萍乡安源一望无际的煤海。
他带着一股苍凉说道：
我们共产党人慢慢地从血的教训中懂得革命要想成功，重要的一条就是吸取教训。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我们也是接收了大革命失败的教训……
这个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阶级斗争，阶级斗争从来都是你死我活的。
一路上，他不停给众人说着当年的起义盛况。
艰苦、磨难、心酸、九死一生，全部涌上心头。
没经几个小时就驶上了汽车路，主席在车上无限感慨：
当年我就是从古城骑马走旁边小路到大仓村的林凤和家与袁文才见面的。可惜这次我看不到了，袁文才、林凤和都不在了，我也快见马克思了。
1927年10月6日，身为委员的他在林凤和家里面见袁文才，是党史上浓墨重彩又真相模糊的一页。
林凤和是当地一大财主，有地有商行，做茶籽生意。
那时候，林还特地还杀了一头猪迎接毛委员一行。
解放后土改，主席三令五申要延续延安整风时期的传统，“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对待地主富农也要采取教育改造的路线。
然而，林凤和被没收土地后，村里竟然不给他饭吃。
无奈，这位对工农革命有功的地主最终在自家后山自杀而亡……
林凤和死前想过给北京写信，揭发基层过“左”的官僚主义行径，但是信件一概寄不出去。
主席也曾打听过他，派人找过他们，可是井冈山当地的干部却搪塞：
他家没人了。
这就是五六十年代党内官僚化的典型写照。
秘书员王力同志曾有回忆：
主席早就发现了，从中央到基层党支部，很多都是独立王国。你不摸他，一点事都没有，还照常是模范，照常当劳动英雄，照常是人大代表，只要你去摸一下，几乎都有问题。
很多是公、侯、伯、子、男的封建统治，使共产党脱离群众。
究竟怎么办？这是使主席经常睡不着觉的问题，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好多红旗单位，一摸几乎都有问题，土皇帝很多，他们都有天然的经济特权，超经济的政治特权。
土皇帝的一句话就是法，他一句话就能捉人，反对他就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这样下去共产党就要被人民打倒了。
主席多次说：这到底该怎么办？整党，不行；教育，不行；整风，不行；三反五反，人也杀了，大老虎也枪毙了，也撤了职，什么办法都用了，还是不行。于是才搞“四清”，大动干戈，还是不行。什么办法都用了，最后没有办法了，就来一个自下而上的运动，把党放在一边，让群众来揭露共产党的黑暗面……
五六十年代，也恰是他发表文章最少、但发表讲话最多的十年。
就在建国后不久，他对满屋子的地方干部怒气冲冲：
地位越高，知道的越少！北京不是个学知识的好地方。
当时，北京的一些普通百姓已经在用“宝塔”这个词私下嘲讽他们头上重重叠叠的官僚机构，他也觉得自己像个“被困在了宝塔尖上的人”。
1953年，终于是对一些财政干部发了火：
实际上，我在北京什么也听不到，我看我得经常出去走走！
1956年11月，八届二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从1957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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