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播剧《主角》以秦腔名伶忆秦娥的半生浮沉，揭开了这门古老艺术的面纱。秦腔，作为起源于西周、成熟于秦地的中国戏曲鼻祖，被誉为“中国戏剧的活化石”。它流行于西北五省，其声腔“大秦之腔”，高亢激昂、声震林木，如黄土高原上的呐喊，极具爆发力。剧中不仅展现了《游西湖》《鬼怨》等经典折子戏，更折射出秦腔“苦音”中蕴含的苍凉与倔强。作为梆子腔的鼻祖，秦腔不仅承载着西北人的喜怒哀乐，更以其粗犷豪放的艺术风格，深深影响着中国戏曲的发展脉络。有读者问我，曾在陕北工作和生活了13年的毛泽东，他是否也听秦腔，对秦腔又有怎样的评价？
答案是肯定的！不过在说毛泽东与秦腔之前，首先得说说毛泽东的戏曲爱好。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个“戏迷”，他的戏曲情结始于孩童时代，在湖南韶山冲，逢年过节上演的花鼓戏和湘剧是他童年最生动的记忆。青年时期在长沙求学，他常省下饭钱去看戏，尤其偏爱那些表现忠臣良将、草莽英雄的剧目。据说在一师读书期间，他还曾是京剧“王九龄派”老生的铁粉。毛泽东对戏曲的喜爱贯穿了他的一生，即便在战火纷飞的年代也未曾中断。据韶山毛泽东纪念馆及遗物史料记载，他收藏的戏曲、曲艺唱片多达1600余张，磁带400余盘，涵盖了京剧、昆曲及秦腔等众多地方戏种。
在剧种偏好上，毛泽东尤钟情于京剧这一国粹。在前文提及的浩瀚收藏中，京剧唱片及磁带近600张，涵盖高庆奎、谭富英、梅兰芳等十多个流派，堪称一部“流动的中国京剧史”。毛泽东听戏不仅入耳，更入心入理，对唱词考据极严。他曾指出谭富英在《捉放宿店》中误用“凌烟阁”典故，建议改为“匡扶汉室美名扬”，其博学严谨令梨园名家折服。除京剧的皮黄雅韵外，毛泽东对地方戏亦情有独钟。他既珍藏了红线女“花腔独步”的粤剧，也对常香玉“谁说女子不如男”的豫剧推崇备至。在戏曲审美上，他跨越南北、贯通雅俗，这正是毛泽东深谙中国民间文化的生动写照。
至于秦腔，毛泽东不仅看过秦腔，更与这源自黄土高原的古老剧种结下了跨越世纪的深厚情缘。可以说，高亢激昂的“大秦之腔”，不仅陪伴他转战陕北的十三年，更见证了中国革命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的关键历程。1938年4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工人代表大会晚会上观看秦腔《五典坡》与《升官图》。面对台下人头攒动、群情激昂的景象，他对工人代表大会负责人毛齐华说：“你看老百姓来了这么多，老年人又穿着新衣服，女青年擦粉戴花的，男女老少把剧场拥挤得满满的，群众非常欢迎这种形式。群众喜欢的形式，我们应该搞，就是内容太旧了。如果加进抗日内容，那就成了革命的戏了。”毛齐华指了指身后的戏剧家柯仲平说：“文协的柯老在这里，他是专搞文化工作的。”转而毛泽东问柯仲平：“你说我们是不是应该搞？”柯仲平明确回答：“应该，应该。”毛泽东认为要搞就搞这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
这次观演与谈话，直接促成了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的诞生。在毛泽东的亲自倡导下，这个以秦腔、眉户为主要形式的剧团，于1938年7月4日正式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革命戏曲团体，柯仲平亦当仁不让地出任首任团长。剧团初创，举步维艰。毛泽东得知后当即慷慨解囊，从稿费中拿出300元以解燃眉之急。后来，剧团一有困难，或哪个团员闹情绪，柯仲平就指着围兜说：“你们看，党中央、毛主席在关怀着我们。”以此来激励大家。
有一次，毛泽东到陕北公学去做报告，柯仲平当时正在那里向来自各地的同学们搜集歌谣。毛泽东见了，问柯仲平在做什么，柯仲平说在记录歌谣。毛泽东说：“一个人记录多慢呀！你为什么不去找成（仿吾）校长，要他多弄些纸来，裁好了发给大家，让每个人自己写出来，岂不是更好么？”柯仲平立即去找成仿吾，请同学们写下自己掌握的歌谣，这一次就收集了好几百首。柯仲平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毛泽东为什么这样重视民间歌谣呢？主要是因为民间歌谣深刻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斗争、生活，真实地表达了他们的思想、感情；在艺术上丰富、生动、刚健、清新。”
1939年2月，柯仲平带领民众剧团离开延安，深入陕北边远山镇巡回演出，除了秦腔外，还演出少量的眉户和秧歌剧。这是首次以秦腔的艺术形式来宣传抗日救国理论，在军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毛泽东曾对朱德说：“民众剧团经常深入群众，宣传革命理论，这很好。”民众剧团的这次巡回演出历时4个月，行程约1200公里，所到城乡30余处，于1939年6月回到延安。民众剧团的这次外出巡演影响重大，受到途经各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也受到了各地党政部门的重视，当时被称为剧团“小长征”。剧团归来后，毛泽东又送来100元，全团为之振奋和感动。在这次“小长征”之后，民众剧团被安排住在中央所在的杨家岭隔壁，归属中央宣传部和边区党委直接领导。因为驻地很近，剧团演员经常能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演出秦腔，演员和观众常常打成一片。
毛泽东对秦腔的关注，不止于“输血”救急，更在于“导航”定向。他希望剧作家以秦腔做试点，由点及面，由浅入深，由此及彼，对传统戏曲进行改造，使其成为革命文艺的组成部分，最终建立符合中国革命需要的崭新的民族戏曲艺术。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是为新政治服务的。”
1938年秋，戏曲作家马健翎创作了话剧《国魂》，第一次为抗日军政大学师生试演时，毛泽东看了戏，随即接见了马健翎，说：“你这戏写得很成功，很好，如果把它改为秦腔，作用就更大了。”很快，马健翎就把它改编成秦腔，并再次请毛泽东观看。毛泽东看后致信柯仲平，并嘱托转告马健翎：“应将剧名《国魂》改为《中国魂》。”这一字之易，堪称画龙点睛，更加突出了该剧的主题思想。这部易名后的秦腔大戏在各抗日根据地流转演出，如投枪匕首，激起强烈反响。
此后，深受鼓舞的马健翎把更多的热情投入到秦腔创作之中，在《中国魂》后，他创作了第一部秦腔现代剧《一条路》。1942年5月，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核心方向。马健翎更是积极响应号召，深入边区生活，致力于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戏曲形式反映现实斗争，大型秦腔现代戏《血泪仇》应运而生。这部剧通过王仁厚一家从国统区河南到解放区延安的遭遇和不同待遇，深刻地揭露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黑暗现实，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人民群众的美好幸福生活。
在《血泪仇》之前，传统戏曲演现代戏往往“穿旧衣、说旧话”，而该剧尝试用传统戏曲形式（如苦音、欢音板式的转换）表现火热的现实生活，开创了革命叙事与传统戏曲伦理融合的先河。毛泽东看过此剧也深受感动，他多次要求边区干部都要看看这出戏，以此来进行阶级教育。与此同时，毛泽东也常常鼓励秦腔艺人要用传统的曲调来唱新词，去反映革命斗争。他曾对民众剧团的演员说：“你们要像个革命的宣传队，把戏演到前线去，演到乡村去。”
1947年4月，民众剧团的秦腔演员们跟随剧团改为军队编制，正式成为西北野战军政治部宣传队。这支特殊的文艺轻骑兵，自此紧紧追随党中央与毛泽东转战陕北，在硝烟弥漫的岁月里，于行军间隙为战士们高歌秦腔，以激昂的鼓点抚慰征尘。转战途中的毛泽东虽身处险境，却始终关注着这支队伍。只要有空，他便伫立于山坡之上或安坐于农家小院，与战士们一同沉浸在那粗犷豪迈的秦腔韵律中。
沙家店战役前夕，剧团在绥德县的一个村落演出秦腔传统戏《反徐州》。毛泽东观看后，大为感慨，他对时任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说：“这出戏演得好，有气魄！咱们的部队也要像戏里那样，反它个天翻地覆！” 这番话语，将舞台上的历史豪情与眼前的军事斗争瞬间打通，极大地提振了全军士气，为即将到来的胜利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
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东渡黄河离开陕北，尽管新中国成立后他在北京听京剧的机会更多，但他对秦腔那份特殊的感情从未消减，这背后饱含着他对西北革命根据地人民的深厚情谊。1958年2月14日，毛泽东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正值中午，当秦腔电影《火焰驹》正在录制经典折戏“花园”时，主席爽朗的声音忽然响起，令现场演员欣喜不已。他健步上前，与大家亲切握手，仔细询问剧目名称与剧组来源。面对这些从西北来的艺术家，毛泽东深情地说道：“秦腔是西北老百姓最喜爱的地方戏的几个经典之一，在延安的时候我也经常坐在台下看的”。
毛泽东曾多次观看秦腔《火焰驹》，这部剧是秦腔舞台上的一颗璀璨明珠。该剧原为清代剧作家李芳桂创作的碗碗腔剧本，位列其“十大本”之一，最初以碗碗腔皮影戏的形式演出，后改编为秦腔搬上舞台。1957年12月，长春电影制片厂开机拍摄秦腔艺术片《火焰驹》，该剧集中了当时省市主要秦腔院团的老中青三代精英，阵容空前强大。这部经过电影艺术“漂洗”的戏曲电影，不仅成为当时观众争相观看的精品，更让古老的秦腔艺术跨越了地域限制，从西北一隅传播至大江南北。作为秦腔首部彩色艺术片，《火焰驹》的成功拍摄，标志着这门古老艺术在新时代的华丽转身。毛泽东视察长春电影制片厂，恰逢这部剧的拍摄，历史就是这么巧合。
1958年11月至12月，由陕西省戏曲研究院二团三团，与西安易俗社联合组成“三大秦班”赴京汇报演出，共198人，历时42天，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中央领导观看演出并接见演员，剧目包括《游西湖》《三滴血》《梁秋燕》《赵氏孤儿》等，史称“三大秦班进北京”。此次进京为新中国成立后秦腔首次大规模赴京展演，被视为“大秦之腔”复兴标志。然而，此时的毛泽东在外地视察，未能赶上这一秦腔盛事。据工作人员回忆，直到晚年，毛泽东依旧钟情于秦腔，经常听秦腔的唱片。他特别喜欢那种“吼”出来的感觉，认为这代表了黄土地上人民的刚强性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