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1月，湖北省罗田县三里桥乡七里冲的一户家徒四壁的农民家庭诞生了一个男婴，取名周治平，后改名周镐。
周镐的父母虽是靠租种佃田和卖柴度日的穷苦人家，却有着一股砸锅卖铁也要供孩子读书的韧劲。
周镐14岁那年，不负众望地考入了武汉私立成呈中学。在那个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动荡年代，周镐在校园里接触到了救国救民的新思想，他逐渐意识到，单凭笔杆子是叫不醒沉睡的东方的。于是，他怀着满腔热血投笔从戎，在1928年考入了赫赫有名的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步兵科。
然而，随着蒋介石全面掌控这所军校的控制权，这里强制推行的“蒋化教育”让生性耿直、追求进步的周镐深感不满。在一次政治测验中，他丝毫不避讳地大谈反蒋言论，最终被校方以“思想不纯”为由扫地出门。
离开军校后，周镐投身到抗击日寇的洪流之中，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并参与了名垂青史的淞沪会战。1933年，周镐参与了蔡廷锴、李济深等发起的抗日反蒋“福建事变”。事变失败后，年仅24岁的周镐在归乡途中被国民党的宪兵四团以“参加叛乱”的罪名逮捕，这是他人生中的第一次牢狱之灾。
被押入大牢后，负责审讯的长官竟是周镐早年的旧友。此人不仅在审讯室中对周镐好生关照，甚至竭力劝说他：“治平兄，你是黄埔出身，何不加入复兴社（既军统的前身）？只要加入我们，过去的一切都可以一笔勾销。”
万般无奈之下，为了活命，周镐只得应允加入了军统。凭借着黄埔出身与过人的胆识，周镐在军统中步步高升，一路做到了戴笠的心腹亲信。
1943年，正值抗战的胶着时期。在戴笠的秘密委派下，已身为高级特工的周镐面临了一项极度危险的巨大挑战，潜伏到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带南京，重新建立军统潜伏站。
周镐化妆成商人，历经辗转来到南京。他不仅在南京评事街的一处商人宅邸内与大汉奸周佛海取得了秘密联络，还凭其圆滑的手腕在伪政府内部长袖善舞，被戴笠提拔为军统少将。周镐在南京汪伪高层的军官中广交朋友，连一些中共方面的朋友他也照常结交，例如他的湖北同乡徐楚光。周镐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军事物资运输特权，时常帮着给新四军运送盐和稀缺物资，甚至直接拿大笔活动经费资助徐楚光。
那时的周镐虽然身处阴暗的敌营，却有着一颗炙热的爱国之心。他身为军统驻南京站的少将站长，掌握着大量金条和活动经费，但他生活作风十分严谨，从来不以权谋私。他时常叮嘱部下：“我们是在沦陷区，万事要小心。个人生命事小，抗日工作事大。”正因为如此深明大义的为人，他深得戴笠的欣赏。
1945年8月，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就在日军投降的次日，周镐就以前所未有的雷霆之势，在南京新街口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行动总队南京指挥部”。他干净利落地接管了汪伪国家储备银行的金库，迅速逮捕了47名罪大恶极的汉奸，一时间令敌伪残余闻风丧胆。
然而，周镐刚正不阿的正义举动，却重重得罪了国民党内部企图借此掠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权贵派系。为了避免重庆政权与日伪勾结的丑闻泄露，被触动了利益的蒋介石急忙通过大汉奸任援道之手，以莫须有的“贪污罪”将周镐打入黑牢。
从抗日的民族英雄，一夜之间沦为了国民党的阶下囚，这让周镐的身心遭受了极大的摧残。他在日记中愤慨地写道：“满拟可以稍休，第一大愿回籍省亲，使老父老母晚景略为快活，竟被戴笠这个不讲天理的魔王为我打破，三年两次狱累。”在暗无天日的监牢中，周镐认清了国民党内部那贪腐渎职、尔虞我诈的黑暗本质。
直到1946年3月，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在老友的周旋说情之下，周镐才终于走出了监狱。走出监狱的他身心俱疲，对国民党反动派彻底失去了信心。就在他对未来感到无限迷茫的时候，中共地下情报员、他的湖北老乡徐楚光找上了家门。
徐楚光与周镐有着同乡之情、黄埔同窗之谊，两人早就惺惺相惜。在周家，徐楚光与周镐夫妇进行了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徐楚光一针见血地指出，跟着蒋介石的反动统治绝不会有好下场，只有跟着共产党，才能替全天下的穷苦百姓真正打出一个和平安定的中国。
周镐的内心被打动了。想到那些为了新中国前赴后继的共产党人，周镐认真地对徐楚光说，他要弃暗投明，加入中国共产党。经过组织严格的考察，1946年，经华中分局邓子恢、谭震林批准，周镐正式成为了一名肩负绝密使命的中国共产党特别党员。
当徐楚光将这一消息悄悄告知周镐夫妇并询问他们是否高兴时，他的妻子吴雪亚在一旁抢着说：“高兴极了！”周镐也在日记中写下了自己无悔的决心：“我当共产党，的确为不良政治所驱使。”而妻子的誓死追随，更坚定了他为解放事业奋斗的信念。
1948年，淮海战役爆发，这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在江淮大地惨烈地拉开了帷幕。
为了分化瓦解负隅顽抗的国民党军队，党组织将策反的重任交给了周镐。他受命策反固守在徐州一带、手握重兵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孙良诚部。
说起来，周镐当年在汪伪政府卧底时，就曾兼任苏北绥靖公署孙良诚部的总参议，两人也算老相识了。在解放军的层层包围下，周镐不顾生命安危，只身潜入孙良诚的军营，通过晓以利害的周旋，终于使得孙良诚心理防线崩塌。1948年11月13日，孙良诚同意放下武器，率部5800多名官兵投诚，这极大地动摇了淮海战役中国民党守军的军心。
策反孙良诚成功后，一个更大的考验摆在了周镐面前。为了争取更大的战果，上级要求他继续前进，策反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官，手握更为庞大重兵的刘汝明部。
刘汝明是何许人也？他是早年西北军冯玉祥麾下的猛将，但同时也以心思缜密、摇摆不定、无比狡猾而著称。周镐深知，这次的任务远比策反孙良诚要凶险得多。1948年12月23日，周镐在日记中写下了一个让他自己也感到不安的梦：他梦见“天际破晓，梦见巨棺三具，还有许多人，血水淋漓，一路哭走送丧模样”。这个血淋淋的梦境，仿佛预示着前方的穷途末路，但周镐在日记中坚定地写道：“我以十二万分的革命高潮奔向革命的目的。”
1949年1月5日，正是淮海大地大雪狂飞、冰天雪地的凛冬。周镐带着投诚的孙良诚、王清瀚、祝元福等人一路艰难奔波，来到了国共对峙的分界线淮河。临上船时，身旁的白马突然仿佛通人性地原地打圈，死都不肯再往前行。这种不祥的预兆，让在场众人都感到一阵莫名的凄寒。深知此行可能十死无生的周镐，冷静地从包里掏出随身携带的两本日记和一些贴身钱物，塞给了跟随自己已久的年轻警卫员谷彦生。
他最后嘱托道：“这次你就不要去了。如果我三天还没回来，就把我的日记本交给夫人，照顾好我的家。”说罢，他不等警卫员挽留，决绝地转身上船，头也不回地随船消失在漫天风雪之中。
岂料，这竟然真的成为了永别。
当周镐一行人刚踏上刘汝明控制的防区，早就在心里权衡利弊的孙良诚，竟然出尔反尔。这个两面三刀的叛徒，不仅在劝降信上耍阴阳手，暗中派副官向刘汝明交底声称自己是“被迫写信”，更是直接在刘汝明面前出卖了周镐。
刘汝明本就阴险狡诈，巴不得借此向蒋介石邀功请赏。正当周镐向刘汝明历陈天下大势、积极劝他率部起义之际，接到密报的刘汝明非但不听，反而假意设宴，随即将周镐一举扣押。刘汝明将此事紧急上报给了最高当局，蒋介石在听闻自己一手提拔的军统少将竟是我党卧底时，不禁勃然大怒，随即下令将其押送回南京大牢。
这已经是周镐人生中的第五次被捕，而重见天日的可能性，此刻为——零。
在宁海路19号的刑讯室里，这个被蒋介石亲自下令关押的“叛徒”，面对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始终紧咬牙关、一言不发，他早就在心底做好了赴死的准备。
1949年1月，南京下起了阴冷的冬雨。在新中国成立前最黑暗的拂晓时分，周镐拖着沉重的镣铐，平静地走向了雨花台的刑场。面对昔日军统同事那黑洞洞的枪口，他只是微微一笑，留下了那句气壮山河的遗言：“兄弟，枪打得准点！”
随着一声划破长空的枪响，中共隐蔽战线的特等功臣周镐壮烈牺牲，倒在了黎明到来的前246天，年仅39岁。
丈夫身死之后，周镐的妻子吴雪亚，带着三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开始了无比艰难的度日。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由于周镐生前身居国民党高层的绝密身份，他卧底的事迹并不为人所知。旁人甚至一直恶意揣测，认为那个大名鼎鼎的军统特务周镐是抛妻弃子，自顾自地逃往台湾享清福去了。
但吴雪亚绝不相信，她比任何人都清楚丈夫那坚如磐石的信仰与决绝。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无论日子多苦，她都将丈夫临别前留下的两本贴身日记视若生命。
苦等到1965年，吴雪亚终于鼓起勇气来到了上海市政府的门前。当她将那本承载着周镐心路历程的日记交到时任上海市长曹荻秋的手上时，这个尘封了整整16年的惊世卧底身份，方才被世人知晓。
而这位曹荻秋市长，当年在解放战争时期就曾以江淮军区政委的身份与周镐并肩作战，更是亲眼见证了周镐那场惊心动魄的淮海策反行动。对于周镐的壮烈，曹荻秋再清楚不过。
经过曹荻秋和中组部的重新审查，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这位曾经身兼国民党少将、汪伪政府高官的我党特别党员，虽然身处在最阴暗的污泥之中，却始终以一颗赤子之心守护着民族与人民的利益。
1965年底，中组部办公厅正式追认周镐为革命烈士。
1989年4月9日，已定居上海的吴雪亚，颤颤巍巍地来到了南京雨花台。她将那两本记载了丈夫最后嘱托、染满历史风尘的蓝色封皮日记，郑重地捐给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这两本封皮泛黄、内页字迹隽永的日记本，如今被评为国家一级文物。
当年，很多人不明白，周镐既然能官至军统少将、手握荣华富贵，为何偏要冒着杀头的风险，去为一个当时还很弱小、甚至无人看好的信念而奔走？
或许答案就藏在他亲手写在日记首页的那句话里。那是他穷尽一生去求解的课题，也是所有倒在黎明前黑暗中的潜伏者们，共同的墓志铭：“吾当立志改革，为全中国劳苦大众求解放。”
这就是周镐。一个曾被人唾骂为“军统大特务”，却在历史的长河中被冲洗出灼灼金身的无名英雄；一个本可以在旧时代的浑水里安闲度日，却偏偏要燃烧自己去点亮这漫漫长夜的铁骨硬汉。
这盛世，如您所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