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湖北梅岭的一户革命家庭迎来了一个名为陈默的男婴。然而，在这乱世之中，不幸很快就降临到了这个家庭头上。
他的父亲是早年追随孙中山参加同盟会的仁人志士，然而在陈默仅仅两岁时，父亲便因参与轰轰烈烈的“反袁斗争”而在上海惨遭北洋政府杀害。
父亲的身死，让这个家瞬间支离破碎。迫于生计，母亲只得带着年幼的陈默一路颠沛流离，最终辗转流落到上海浦东的头桥镇艰难求生。家仇与国恨，交织成了陈默童年记忆里的底色。小学刚读了四年，因为家中实在无力支撑学费，他只好中途辍学，被送到当地一家暗无天日的药店里当学徒。白天，他在药店里受尽老板的盘剥；夜晚，他借着微弱的灯光偷偷自学，完成了小学的所有课程。
命运的转机出现在曙光中学。这所表面上是教书育人的夜校，实则是当时爱国进步力量在上海的重要地下活动据点。在这里，陈默不仅打下了深厚的文化功底，更重要的是他结识了改变其一生命运的启蒙导师——校长林钧。
在进步思想的洗礼下，1929年，年仅16岁的陈默经林钧介绍，秘密加入了进步青年组织。从此，他从一个只知报家仇的少年，逐渐成长为一名心怀救国救民之志的爱国战士。
然而，信仰的道路从来都布满荆棘。1930年，就在陈默即将转为组织正式成员的前夕，意外发生了。他在一次轰轰烈烈的街头革命演讲中，因为情绪过于激愤，不慎露出了藏在腰间的手枪。在那个特务横行的年代，这把枪足以让他万劫不复。陈默当场被当局逮捕，并由于所谓的“激进嫌疑”被判处在狱中服刑十二年。
由于全国上下各界人士对特务统治的强烈抗议，加之多方进步力量的暗中营救，陈默在坐满三年半的大牢后，终于被提前释放。然而，等他走出铁窗，却发现因为长时间失去联系，他与组织彻底断了线。
出狱后的陈默虽然暂时与组织失联，却并未因此沉沦。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法政学院读书，立志将来当一名法官，为穷人主持公道。在校期间，他依然热衷于抗日爱国运动，成了上海滩出了名的“不安分”分子。
一次，陈默正站在高台上对着人群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说，突然遭到大批日本宪兵和巡捕的疯狂追捕。子弹呼啸而过，陈默慌乱中翻墙跳入了一座气派非凡的深宅大院。这座宅子的主人，正是当时上海滩令人闻风丧胆的青帮大佬——杜月笙。
面对这个持枪闯入的年轻后生，杜月笙非但没有恼怒，反而见他气度不凡、谈吐出众，又操着一口和自己十分投缘的浦东方言，顿时心生好感。
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杜月笙当时正受命配合军统组建一支专门进行敌后暗杀的“抗日别动队”，他急需陈默这样又有胆识又有文化底蕴的年轻人。
面对杜月笙的盛情邀约，陈默经过深思熟虑后，想到此时正值全国合作抗日的高潮期，暂且栖身于此或许能更好地抗日救国，于是他点头同意了。
1936年，陈默出任别动队第二支队中校大队长，凭借过人的枪法和缜密的头脑，他迅速成为了杜月笙身边最得力的门生红人，更被外界盛传为杜月笙最得意的门生。
1937年，上海沦陷。在日军残暴的统治下，十里洋场沦为了一座阴森森的孤岛。为了打击日寇和汉奸的嚣张气焰，戴笠与杜月笙强强联手，杜月笙亲自将爱徒陈默举荐给了戴笠。
戴笠一眼就相中了陈默身上那股子狠绝果断的杀气，直接任命他为军统直属的“上海抗日行动组”组长。
从此，陈默成为了军统安插在沦陷区上海的一把夺命利刃。他带领手下的行动队员，如死神一般游荡在上海的街头巷尾，对日伪汉奸展开了冷酷而高效的定点清除。
1938年伊始，上海伪政府法院院长范罡正春风得意，谁知刚踏出自家大门，一声沉闷的枪响划破长空，一颗子弹贯穿其头颅，范罡当场毙命，血洒当街。而这仅仅是一场暗黑狂欢的开端。紧接着，1939年，平日里耀武扬威的日本宪兵补充队队长高英三郎，竟然在自己的野战医院里被神不知鬼不觉地毒死…
这看似绝无可能发生的刺杀，其幕后黑手都是陈默。短短两年多的时间里，经过陈默周密策划并成功铲除的日本高级军官和铁杆汉奸足足有六十二名之多，死在他手中的日军官兵更是不计其数。
除此之外，陈默还十分擅长斩断敌人的物资补给线。他曾带领手下，一把大火将停泊在黄浦江上的日本万吨级军舰“卢山丸”号烧成了一堆废铁，随后又将“顺丸”、“沅江丸”等多艘日本军舰和几十艘军用小汽艇付之一炬。
那一时期，就连上海滩的日本高级将领，到了夜间也绝不敢轻易外出，生怕黑暗中会突然冒出一颗要命的子弹。
而最让陈默声名大噪、也将他推向风口浪尖的，是成功策划暗杀时任伪浙江省省长的青帮大佬——张啸林。张啸林是杜月笙的拜把子兄弟，投靠汪伪后替日本人搜刮战略物资，为虎作伥。早在1939年年底，陈默就已将张啸林列入了必杀名单，但张啸林身边警卫重重，刺杀行动接连落空，许多行动人员甚至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面对这块难啃的骨头，陈默展现出了极高的谍战天赋。他并未强攻，而是通过运作，将他一手培养的神枪手林怀部成功安插进了张家当贴身保镖。在取得张啸林的信任后，1940年8月14日，林怀部抓住时机果断出手，当场击毙了这位不可一世的上海滩大亨。
当张啸林被击毙的消息传开，饱受压迫的上海民众无不拍手称快。而在重庆，当杜月笙得知是自己的得意门生设计“大义灭亲”干掉了自己的老把兄时，这个纵横江湖几十年的枭雄也不禁痛苦地扼腕叹道：“这一定是陈默让林怀部干的！我的徒弟杀了我的老把兄，我在江湖义气上实在占不住理！”但为了民族大义，陈默偏偏选择了这条路。
因为卓越的锄奸功绩，陈默不仅被上级保送到成都陆军大学高级特训班深造，还一路晋升至少将，成为了当时军统内部最耀眼、最年轻的实力派将星。
抗战胜利后，陈默本以为中国人终于可以过上好日子了。然而，蒋介石集团为了抢夺胜利果实，露出了贪婪而腐败的真面目。在接收大员的“五子登科”中，陈默又一次见识到了当局的无能与黑暗。
此时的他，早已不是当年那个盲目冲动的少年。利用自己淞沪警备司令部经济检查组组长的职务之便，陈默表面上为当局调查所谓的“经济犯罪”，暗中却屡屡冒着掉脑袋的风险，对运往北方根据地的大量药品、纱布等急需物资大开方便之门。纸是包不住火的，他的行为很快被人以“搞乱经济，图谋不轨”的罪名告发到了南京方面。当局气急败坏，随即对他发布了悬赏通缉令。幸好在杜月笙等一干老友的掩护下，陈默成功潜逃到了香港。
在香港避居期间，陈默终于通过香港《文汇报》经理严宝礼的暗中牵线搭桥，和内地的组织重新接上了久违的关系。十几年来积攒在心中的信仰之火，此刻如火山般喷涌而出。面对组织，陈默没有提任何要求，只是迫切地希望能回到对敌斗争的第一线，去完成作为一名爱国战士应尽的使命。
当时，淮海战役的硝烟弥漫，全国解放的大势已不可阻挡。上级组织交给陈默一个异常艰巨的任务：秘密潜回上海，利用他在青帮和旧军队中的深厚人脉，全力策反驻扎在上海郊区的浦东自卫队及地方保安部队，为即将到来的大军解放上海里应外合。
1948年10月，陈默领命，义无反顾地再次踏入了龙潭虎穴。在他四处奔走运作下，大批对黑暗统治彻底绝望的底层官兵开始秘密动摇，愿意阵前倒戈。然而，此时上海的局势已是黑云压城，特务们也在进行着最后的疯狂反扑。
1949年2月，时局已到了最后关头。上海滩已经被风萧萧兮的凄凉所笼罩。
为了能将策反的部队从海上顺利拉往浙东四明山区的游击根据地，陈默决定争取最后一支关键力量——时任上海海巡大队长封企曾。在旧日交情的掩护下，陈默多次与封企曾密谈。然而，这个看似讲义气的封企曾，实际上却是两面三刀、阴狠狡诈之辈。他表面上假意应允陈默共同举事，背地里却早已将这一切向特务机关全盘密告，并设下了圈套。
就在陈默带领策反成功的部队在上海鱼市场码头秘密集合、准备连夜渡海的关键时刻，大批荷枪实弹的特务如潮水般涌来，将码头围了个水泄不通。面对黑洞洞的枪口，陈默知道自己彻底掉进了陷阱，他被立即押往了特务机关最为黑暗的监牢之中。
在狱中，特务们恨透了这个令他们闻风丧胆的“叛徒”，对陈默施加了令人发指的酷刑。然而，无论特务如何严刑拷打，陈默依然死咬牙关，不肯出卖任何一位同志，更不肯向旧政权低头。
1949年4月27日，人民军队百万雄师横渡长江，旌旗即将漫卷上海。而就在这时，心狠手辣的毛人凤下达了最后的灭口令。
在上海市区南市阴暗的监狱里，几名脸色阴沉的特务打开了牢门。戴着手铐脚镣的陈默缓缓站起身来，面容虽然被折磨得极度消瘦，但那双眼睛里依然闪烁着烧向这个黑暗旧社会的烈火。他整理了一下破烂的衣衫，平静而从容地拖着沉重的脚镣，一步一步走向刑场。
伴随着一声沉闷的枪响，陈默在黎明到来的前夜被秘密杀害于上海，年仅36岁。
然而，死亡打不垮信仰。
仅仅一个月后，1949年5月27日，鲜艳的红旗终于插上了大上海的街头，这片陈默毕生为之浴血奋战的土地，彻底解放了。
由于常年深入敌营的特殊隐蔽身份，陈默的真实身份一度并不为人知。有人甚至在背后诋毁，认为这个穷凶极恶的“军统少将”是在内部争斗中被干掉的。
但历史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坚定的战士。
1949年9月6日，在建国前的最后时刻，相关部门郑重出具证明，确认了陈默同志的真实身份和不可磨灭的功绩。1950年，随着新中国的礼炮声，上海市人民政府以最快的速度追认陈默为革命烈士。
从一名为父报仇的懵懂少年，到青帮大佬身边的红人；从战功赫赫的军统少将，再到铁骨铮铮的无名英雄。陈默的一生，仿佛就是为那个风云变幻的特殊年代写下的悲剧与壮歌。
也许有人会问，他早已身居高位，享受荣华富贵，为何非要死心塌地地奔向那条当时看起来希望渺茫的道路？
这个答案就藏在陈默毕生的信条里。
当年他出狱后，面对戴笠和杜月笙递来的橄榄枝，却最终拿起枪指向了压榨百姓的汉奸和日寇。哪怕到了行刑前的最后一刻，他心里牵挂的，依旧是那个没有压迫、遍地光明的新中国。
那个曾让杜月笙痛呼“不懂江湖义气”的陈默，最终将满身的江湖气尽数化作了一曲慷慨激昂的英雄赞歌。他的人生不懂沉默，也不屑于沉默，他用铮铮铁骨告诉我们，在黑夜之中坚守光明的人，哪怕燃尽自己，也终究会点亮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