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妈杂谈:统一战线是最大的政治|2026-06-15

政治就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本质是多交朋友少树敌。

统一战线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本质是团结大多数打击极少数。

可以说，统一战线，就是最大的政治。

统一战线，本质是寻找最大公约数。无论是内部还是外部，统战的核心都是在不同群体、不同阶层、不同国家之间，找到那个能让大多数人接受的共同底线，从而凝聚起最广泛的力量。

问题是，绝大多数国家找不到最大公约数。

欧洲国家玩的是民族主义，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明确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原则，通过建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认同来整合内部力量。

但随着全球化与移民潮的冲击，这套玩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法国黑人数量激增，当国家队阵容都以移民后裔为主时，传统的“高卢民族”叙事便难以为继；德国接受了数百万中东移民，主体民族的认同感被多元文化稀释。

他们既不敢退回封闭的种族主义，又不敢重启宗教民族主义——那场延续三十年的宗教战争曾把日耳曼的土地炸成了300多个公国和1000多个骑士领地，而希特勒借民族主义之名行屠杀之实的罪恶，让德国背负了长达九十年的历史枷锁。

进退失据之下，许多欧洲国家陷入了“魔怔”状态：白左思潮、LGBTQ+运动、绿党政治横行。为了所谓的环保教条，德国炸掉了仍在运行的火电厂和核电厂，西班牙甚至拆除了一批尚在发挥功能的水坝。

这种非理性的政治正确背后，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找不到那个能说服全民的“最大公约数”。于是他们试图用一套超民族的“普世价值”来替代政治整合，于是妖孽丛生。

票选政治是这一困境的祸根——政客只要争取到51%的选票就能执政，这意味着它可以公然抛弃那49%的人。当社会撕裂、认同危机爆发时，政客们不再致力于弥合分歧，而是通过煽动对立来巩固基本盘。

把目光投向中亚、非洲和中东，你会发现更扎心的现实。

那里至今仍遍布着部落国家。从也门的胡塞部落到利比亚的数百个部族，从阿富汗的普什图部落体系到撒哈拉以南非洲的酋长领地，人们效忠的是家族、是部落、是血缘集团，而不是一个抽象的“国家”。所谓国界，不过是殖民者用直尺在地图上画出的直线。当部落逻辑大于国家逻辑，国家认同便无从建立。你没法跟一个只认酋长的人谈“民族大义”，更没法让他为一个连路都没有的“祖国”去牺牲。

拉美则是另一番景象。这些国家表面独立了两百年，事实上从未真正摆脱西方的控制。先是西班牙、葡萄牙殖民者搞种族灭绝，屠杀了数以千万计的印第安人；没杀完的，就搞生殖隔离——白人与白人生的孩子是一等人，掌握政权和财富；白人与土著生的混血是二等人，干技术活和基层管理；土著与土著生的孩子是三等人，种地、挖矿、当苦力。这种三六九等的种姓结构，经过两百年“独立”后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被经济依附和军事政变层层加固。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可以随时推翻一个不听话的拉美政府；IMF的贷款条件可以让拉美国家把矿产权、水利权拱手让出。他们没法建立真正的国家认同，因为他们的国家从来就不是“我们”的，而是“他们”的——是跨国资本、门阀寡头和五角大楼的。

所以说，这套以民族、血缘或殖民主子结构为基础的“国家认同”方案，在全球范围内已经破产。唯一的例外，是中国。我们的最大公约数并非建立在血缘、宗教或单一族裔之上，而是建立在“我们都是中国人”“国家为人民服务”的现代契约之上。我们内部有矛盾，可以争、可以吵，甚至可以斗，但有一个底线谁都不能碰——谁要是敢打中国，我们一定先把敌人打跑，关起门来再解决自己的问题。这种在“保家卫国”这个大前提下形成的超强凝聚力，是我们最大的政治优势。

一、统一战线1.0：从路线之争到抗日救亡

非常典型的一个例证，是教员与张国焘的路线之争。

1935年，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主张南下，认为陕北地瘠民贫，根本养不活大部队，他要打到物产丰饶的川康地区去建立根据地。而教员则做出了完全相反的判断。

为什么？因为教员看到了一个更根本、更残酷的事实：日本侵华不是普通的边境摩擦，不是简单的利益争夺，而是大和民族要把中华民族亡国灭种。从甲午战争到“二十一条”，从九一八到华北自治，日本的目标从来不是割地赔款，而是彻底摧毁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存在。南京大屠杀、731部队、“三光政策”，桩桩件件都在证明：这是一场民族生死战。在这种局面下，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当时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远远压过了阶级矛盾。如果不抗日，连中国人都没得做了，还谈什么阶级解放？还谈什么共产主义？教员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能够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抓住主要矛盾，在民族危亡的悬崖边上果断调整路线：红军必须高举抗日大旗，只有北上，奔赴抗战一线，才能赢得全国民心，才能为中华民族争得一条生路。

张国焘没有这个格局。他只看到川康的富庶，看不到抗日的大义。历史证明了谁是对的——教员北上，张国焘南下，南下部队在川西高原被打得几乎全军覆没。而北上抗日，则让红军从一支被围剿的队伍，变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旗帜。

在那个时期，抗日就是最大的“最大公约数”。

有一个细节值得玩味：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后背着“不抵抗将军”的骂名，他甚至从未与日军正面打过一仗，但在历史上他却被誉为“千古功臣”。为什么？因为“西安事变”逼蒋抗日，促成了共产党、国民党和东北军的联合。虽然手段是“兵谏”，但目的却是为了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就是统一战线的魔力。它不仅仅是拉拢朋友，更是在民族危亡的悬崖边上，通过调整利益关系，将原本敌对的阵营捆绑在同一条战船上。

统一战线1.0的核心逻辑，是通过“斗争”求“团结”——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换取最广泛的抗日同盟。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教员对“民族矛盾大于阶级矛盾”的深刻洞察。没有这个洞察，就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没有全民族抗战的胜利。

二、统一战线2.0：在封锁中倒向“老大哥”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并非不想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打交道。但现实是冰冷的：西方列强要求我们承认所有不平等条约，这是从鸦片战争开始压在中国人头上的屈辱枷锁，新中国绝不答应。于是，我们只能“一边倒”，倒向社会主义阵营。

那是最初的朋友圈：18个国家与新中国建交，其中10个是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美国对此如临大敌，迅速牵头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巴统），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全面的技术、资金和贸易封锁。巴统专门设有“中国委员会”，从轮胎、轴承到精密机床，从石油设备到铁路钢轨，你能想到的工业命脉，全被列为禁运品，甚至连游泳裤都不卖，说是我们可能会用来培训蛙人。美国的目的很明确：不仅要让新中国“站不稳”，更要让它“长不大”。

这是统一战线的2.0阶段，带有浓重的阵营对抗色彩。

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逐渐发现，“老大哥”并不靠谱。苏共的理论建设水平实在堪忧。除了列宁在帝国主义的薄弱环节打开了革命缺口，从斯大林开始，理论建设乏善可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