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军事实践中形成的理论精华与经验结晶，蕴含着丰富的思维智慧。深刻汲取、准确把握毛泽东军事思想蕴含的思维智慧，就是要学会“观往迹制今宜”，厚植历史思维；“全局在胸”，涵养战略思维；“用活泼的辩证法观点注意一切变化”，增强辩证思维；“创造些新的东西”，激发创新思维，推进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毛泽东军事思想蕴含的思维智慧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建设进程中带领中国人民不懈奋斗取得的军事思想精华。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3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毛泽东同志……形成了一套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系统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的思想，制定了一系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为人民军队打败国内外异常凶恶的敌人、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根本指引。”这一论断深刻阐明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毛泽东军事思想内在蕴含着“观往迹制今宜”“全局在胸”“用活泼的辩证法观点注意一切变化”“创造些新东西”等深刻的思维智慧，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典范。深入学习和领悟其中蕴藏的思维智慧，能够为我们在新时代进一步提高历史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以及创新思维能力提供充沛的精神滋养，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重要方法论支撑和思维指引。
一、“观往迹制今宜”，厚植历史思维
历史思维是以历史为镜鉴，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深刻总结过往经验、教训，探索发展规律，把握现实与开创未来的思维。毛泽东将“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视为我们党学习的一项重要任务，主张“观往迹制今宜”，强调厚植历史思维是为了探究社会发展的规律，用以指导当前的实践。
（一）对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并非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它在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指导下，通过合理继承中国古代的战略战术思想、灵活运用中国传统哲学以及激活古代军事文化的基因，推动了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第一，合理继承中国古代战略战术思想。中国是拥有五千年文明传承、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着珍贵的战略战术思想精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灵活运用《孙子兵法》中诸如“以迂为直，以患为利”等战略战术思想指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反对分兵、反对冒进，强调用波浪式的军事政策展开革命斗争。同时，毛泽东运用“避实而击虚”的观点，深刻借鉴中国古代以弱胜强的军事斗争经验，总结提炼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为党领导人民军队展开军事活动提供了正确指导。
第二，灵活运用中国传统哲学辩证法思想。中国传统哲学中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毛泽东自幼熟读中国哲学经典，这对他起到重要的启蒙作用。他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灵活运用中国传统哲学中蕴含的辩证法思维，用以指导革命战争。例如，毛泽东重视全局与局部的辩证关系，强调两者动态平衡，实现全局利益最大化。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军胡宗南集团对延安根据地发起进攻，面对大军压境的严峻形势，毛泽东制定“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决策，带领根据地中央机关撤离延安，转战陕北。最终在敌人深入延安之后，通过局部摧毁敌人有生力量，达成以延安换取全中国的战略意图。
第三，深度激活古代军事文化基因。中华优秀传统军事文化中深植着正义、“伐谋”的基因。《尉缭子·武议》有言，“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奠定了中国传统战争观中对战争正义性的根本诉求。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深植于这一文化沃土，并将墨家“非攻”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相结合，提出“正义战争必胜”的论断，实现了对古代正义战争观的升华和发展。《孙子兵法》有言：“上兵伐谋”，毛泽东深谙其精髓，在抗美援朝战争中采用“打谈结合”的策略，以打促谈，以谈助打，最终迫使对手回到谈判桌前。他始终在战争中保持着以战止战、以武止戈的思想，最终取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
（二）对中国革命战争和军事斗争经验教训的深刻总结
毛泽东军事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领导革命战争实践的理论结晶，既包含中国革命战争和军事斗争的成功经验，也蕴含着对军事挫折教训的深刻反思。
第一，全面总结中国革命战争和军事斗争的成功经验。毛泽东始终把总结经验作为一项重要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他在总结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等胜利战役的成功经验时，认识到人民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力量，指出“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创立人民战争理论，强调军队和民众的团结进步是战胜敌人的最根本因素，并广泛运用于革命战争中。他在根据地组织民兵配合八路军作战抵抗侵略者，组织人民群众搜集情报和形成后勤保障队伍，使军民关系团结一心，形成全民族抗战格局。在总结井冈山斗争经验中毛泽东认识到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地位，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扎根在敌人势力薄弱的地方，通过与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相结合，形成物质保障和战略依托。他认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在毛泽东的领导下，鄂豫皖、闽浙赣等革命根据地相继形成，渐成燎原之势。
第二，深刻汲取中国革命战争和军事斗争的失败教训。毛泽东“多研败”“不贰过”的思维方式也是其用兵如神的重要原因。毛泽东反思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李德等人照搬苏联阵地战战术，抛弃运动战，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是错误的，批判其是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没有把握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殊规律。他进一步批判“左”倾机会主义者，“他们自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其实一点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没有学到”。毛泽东反思皖南事变的失败，针对指挥上的错误强调必须强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同时，要防止“统一指挥”名义下人民军队丧失独立性，强调“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三）对中国革命历史规律的正确把握
规律客观存在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洞察并顺应历史规律是决定事物成败的关键。毛泽东军事思想深刻体现出毛泽东对历史规律的正确把握。
第一，立足中国国情展开军事活动。“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毛泽东对中国国情的准确把握是其成功领导革命斗争的关键所在。通过深入细致地展开调查研究，毛泽东认识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及“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农民问题是近代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不支持和拥护革命，革命不会成功。正因如此，他认为中心城市在帝国主义和军阀势力的控制之下，应先避开其“强敌锋芒”；同时，在广大农村和封建统治薄弱地区，依托复杂地形建立革命根据地，形成工农武装割据，将分散的农民转化为有组织的武装力量。他创造性地提出游击战争是“无产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将传统农业社会的地理空间转化为持久战的战略优势。
第二，研判革命形势制定军事战略。毛泽东在早期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实践中敏锐洞察到根据地“小小的力量”必然催生革命高潮。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战争是具有特殊性的，基于中国国情作出中国革命不能简单套用苏联革命经验的论断，强调“削足适履”必然会导致斗争的失败，要根据中国国情、革命阶段特殊性制定军事战略。同时，面对抗日战争初期国内流行的“速胜论”“亡国论”等论调，他从国家性质、军事力量、战争性质等五个方面对比中日两国情况，进行有力的驳斥，预见性地提出战争将是持久战，需要经历三个阶段，“最后胜利又将是属于中国的”。这一论断精准把握历史趋势，体现了他的前瞻洞见。
第三，在斗争实践中完善军事策略。毛泽东军事思想始终将历史进程的驾驭与军事策略的演进紧密结合。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敌强我弱的客观态势，红军以“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游击战术与“诱敌深入”的运动战相结合，通过“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灵活决策，将战术层面的“以多胜少”转化为战略层面的“以少胜多”。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战略突进，看似是脱离后方的冒险尝试，实则实现了中共中央突破国统区的战略大转折。毛泽东指出：“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因为敌人将被迫更加分散”，这种看似违背传统军事逻辑的举措，恰恰基于对历史进程关键节点的敏锐洞察，有力扭转战争局势。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毛泽东在领导军事革命与战争的伟大实践中，始终高度重视反思历史教训、把握历史规律，充分彰显了毛泽东军事思想中“观往迹制今宜”的深刻内涵。正是秉承着高度的历史主动与自觉，毛泽东军事思想得以成为指引中国革命和战争走向胜利的活的“军事科学”。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精辟指出：“弄清楚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很多问题才能看得深、把得准。”继承毛泽东军事思想中蕴含的历史思维智慧，既能让我们从革命先辈的奋斗历程中汲取精神力量，明晰来路的艰辛与荣光，也使得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更具“厚重感”与历史纵深感，无论是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还是应对国际复杂博弈，都可从历史经验中寻找智慧、从历史规律中把握主动，在历史的镜鉴中行稳致远。
二、“全局在胸”，涵养战略思维
战略思维是指纵览全局，着眼事物发展长远、大势作出判断和决策，把握事物发展趋势和方向的思维，是做好工作的先决条件。正如毛泽东所言：“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这要求在观察和解决问题时必须跳出局部视角和短期利益的局限，始终立足于事物的整体、系统的全部关联和发展全过程进行通盘考量，制定出符合根本利益和长远发展的科学战略。
（一）明确“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战略定位
毛泽东对军事战略地位的认知经历了从实践挫折到理论升华的演进。建党初期，由于党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轻视军事力量的倾向，教训惨痛。这使得毛泽东开始重新审视军事工作的重要性，直至“八七会议”提出“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的重要论断，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军事斗争的战略定位实现了关键突破。
第一，军事工作具有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在革命实践中认识到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他基于历史唯物主义视角分析指出“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一论断源于他对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认识，在极端缺乏民主制度的环境中，“枪杆子”是打破旧国家机器的唯一途径。毛泽东批判建党初期陈独秀等领导人主张的“一切工作归国民党”，侧重民众运动而忽视军事斗争，放弃军事领导权，导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措手不及，付出了惨痛代价。他在井冈山根据地建立工农武装割据，践行了“没有红军，便不能割据”的军事逻辑，凸显了军事领导权对革命的决定性意义。同时，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暴力革命理论本土化，开辟“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在领导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斗争时，毛泽东认识到边区的斗争本质是一场军事斗争，任何形式的割据政权的建立与巩固的根本前提在于拥有坚实的武装力量。
第二，军事是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军事从属于政治全局。毛泽东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军事斗争需服务于政治目标。他批判单纯军事观点，主张军事必须与政治动员、经济建设和文化斗争相结合。毛泽东反对将军事斗争绝对化，面对1937年王明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主张放弃军事领导权的错误观点，毛泽东坚决表明，“共产党员不争个人的兵权……但要争党的兵权，要争人民的兵权”。他同时批判张国焘的军阀主义倾向，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指明了枪杆子必须服从党的政治路线。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强调军事上的“十大军事原则”，始终服从于“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这一“总目标”，通过歼灭敌人有生力量来实现政治意图。
（二）锚定“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战略目标
基于中国革命敌强我弱的现实矛盾，毛泽东提出“保存自己”是力量积累的基础，“消灭敌人”是矛盾转化的关键，二者统一于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
第一，保存自己。军事力量既是革命政权存在的重要保障，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敌强我弱条件下实现战略逆转的关键原则。毛泽东深知中国革命长期面临装备、兵力与资源的绝对劣势，红军若盲目硬拼，必然导致革命火种熄灭。井冈山时期，红军通过游击战“敌进我退”，以隐蔽机动巩固根据地，避免与强敌正面交锋，为革命保留了火种。抗日战争时期，面对与日军的悬殊差距，毛泽东明确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避免不利决战，深刻揭示了力量存续的逻辑——唯有保存有生力量，才能为革命积累势能。此外，毛泽东的军事智慧深刻诠释了矛盾转化的辩证逻辑“部分的暂时的牺牲（不保存），为了全体的永久的保存”，1947年延安保卫战中，他放弃城池保存主力，这种“舍”与“得”的转化，将空间弱势转为机动优势，使暂时退却成为战略反攻的起点，彰显“以退为进”的哲学内核。
第二，消灭敌人。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敌人。毛泽东指出：“消灭敌人，又是保存自己的最有效的手段。”这一论断突破传统防御思维的桎梏，指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战争的制胜根本。军事斗争的目标在于摧毁敌方战争潜力。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十大军事原则”中强调歼灭战优先于击溃战。在孟良崮战役中，华东野战军以“猛虎掏心”之势全歼国民党军精锐整编74师，不仅粉碎了国民党的重点进攻，也成功扭转了华东战局。这种通过歼灭战积累战略优势的智慧，在辽沈战役中达到新高度。毛泽东“封闭蒋军在东北”的战略布局，通过攻克锦州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歼敌47万，奠定了解放战争的胜局。
（三）保持“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定力
毛泽东精准把握中国革命形势，洞察历史规律，形成了“乱云飞渡仍从容”“我自岿然不动”的战略定力和“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集中表达，领导党和人民在敌我动态博弈中，穿透战场迷雾，塑造有利态势。
第一，战略上藐视敌人。战略上藐视敌人旨在以唯物史观看清敌人外强中干的本质，需以必胜信念瓦解其心理优势，核心在于破除“恐强心理”。解放战争初期，面对国民党430万军队的装备优势，党内军内一度存在悲观情绪，对此，毛泽东鲜明提出：“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中国共产党正是凭借“小米加步枪”的基础条件和运动战战术形式将敌人拖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抗美援朝战争中，“钢少气多”的志愿军以必胜信念对抗“钢多气少”的美军，更印证了唯有藐视敌人，才能激发主观能动性，在敌我力量悬殊的劣势中创造制胜战机。
第二，战术上重视敌人。战术是战略的具象化执行，要求以谨慎态度与科学方法应对具体战斗。毛泽东虽提出在战略上藐视敌人，但更强调在每一个局部、具体问题绝不能轻视敌人，应在局部战场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以十当一”，将战略劣势转化为战术优势。第三次反“围剿”中，红军以3万兵力对抗国民党30万大军，通过“诱敌深入、各个击破”五战五捷，歼敌3万，正是这一思想的生动实践。毛泽东的战术智慧体现为灵活性与严谨性的统一。他主张“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反对机械教条。四渡赤水战役中，红军借川黔山地迂回穿插，以虚实结合的战术调动数十倍敌军突围。此外，毛泽东强调“慎重初战，首战必胜”。抗美援朝战争初期，面对志愿军渡江后，美军和南朝鲜军仍直逼中朝边境，毛泽东改变原有作战方针，改防御战为歼灭战，重新细致部署，并明确作出“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的指示。中国人民志愿军取得了入朝作战的首场胜利，初步稳定朝鲜战局。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毛泽东指出：“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而作为战争的指挥者，最重要的是将注意力集中于“战争的全局”。正是基于深邃的全局视野，毛泽东军事思想得以穿透革命战争的重重迷雾，在敌强我弱的困境中找到破局的关键，引领人民军队历经淬炼由弱变强、以弱胜强，确保中国革命在复杂艰险的环境中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坚定前行。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中蕴含的战略思维智慧，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深刻论述了军事的重要战略地位，指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军事力量是保底的手段。”明确了新时代军事建设的战略定位，既是应对“两个大局”交织演化的坚强支撑，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力量，是应对世界不确定性，筑牢国家安全屏障的“确定性”力量。这要求我们始终以战略思维统筹发展与安全，把军事建设融入强国大局，强化战略清醒与主动，以战略思维引领练兵备战、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提供坚实的战略引领。
三、“用活泼的辩证法观点注意一切变化”，增强辩证思维
辩证思维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厘清事物之间各种对立统一矛盾的运用和发展，从客观实际出发，承认矛盾、分析矛盾、解决矛盾，善于抓住关键、洞察事物发展规律的思维。面对风谲云诡的革命形势，毛泽东要求党内干部“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去注意一切变化”。他运用辩证思维正确处理了人与武器、进攻和防御、军事和经济的关系，在对立统一中破解中国革命、建设中的难题。
（一）正确处理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指出：“武器是战争的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这种辩证关系的科学把握，将战争胜负归结为综合力量的较量，既包含物质层面的武器与经济，也强调精神层面的民心与组织力。
第一，人是战争取得胜利的根本因素。关于影响战争胜负的根本因素，历来存在“唯武器论”“唯意志论”“唯经济论”等错误观点。事实上，人乃战争之本，“战事”即“人事”，战争是由一个个“现实的人”构成的武装集团之间的对抗。毛泽东认为战争胜负虽受军事、政治等诸多条件影响，但是战争中人是第一位的，军力、经济力等问题依然需要人来掌握，决定因素的是“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这正确回答了人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和关键作用。人是战争的发起者和参与者，也是战争的承受者和终结者。战争并非单纯物质的较量，战争博弈本质上是人发挥“自觉的能动性”以谋取胜利的过程，而“自觉的能动性”体现在战略制定、战术选择与战场应变等全方面。人的能动性并非主观妄动，要在尊重客观规律的前提下，人的“自觉能动性”才能转化为制胜力量。毛泽东告诫全党：“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必须采用客观、全面的观点考察、分析战争，才能正确判断敌我力量变化。反之，若被复杂的环境所迷惑，或是鲁莽指挥，即使兵多粮足，也会导致分散兵力，陷入应付主义的泥潭。
第二，武器是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毛泽东在强调人的决定性作用时，从未忽视武器的重要价值。他在抗日战争时期就意识到中国须努力增加新式武器。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美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讹诈，毛泽东一方面强调：“美国的原子讹诈，是吓不倒中国的”，另一方面认识到原子弹的重要威慑作用，“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正因如此，在20世纪60年代，即使是在国家经济困难时期，毛泽东仍强调自力更生发展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奠定坚实基础。这种武器观体现着毛泽东的战略清醒，既看到武器不能决定战争结局，又承认先进武器对维护国家安全的必要性。
（二）正确处理进攻与防御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认为，任何古今中外的战争，基本的战斗形式只有“攻”“防”两种，进攻和防御都是保存自己的手段，两者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其核心在于打破了传统战争思维中攻防对立的僵化模式，开辟了“攻防一体”“灵活转换”的全新视野。
第一，战略进攻与战略防御的统一。在毛泽东军事思想中，进攻与防御相辅相成、互为一体，二者不可分割。一方面，防御中蕴藏进攻。革命时期，党内曾出现“消极防御”的错误军事倾向，毛泽东尖锐地指出，这种防御实质上是“假防御”，是历来军事家和战略理论都坚决反对的做法。他倡导“积极防御”，也称为“攻势防御”或“决战防御”，强调这才是“真防御”。积极防御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防御积蓄力量、创造时机，最终转化为反攻和进攻。如土地革命时期的游击战术，通过防御阶段的机动周旋，积极寻找战机，对敌人发起出其不意的攻击，多次以弱胜强，有效打击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另一方面，进攻绝不意味着完全放弃防御。毛泽东即使处于战略进攻阶段，仍保持着防御意识，反对冒进和防止敌人反扑。他在强调进攻是消灭敌人的手段的同时，也强调“防御也是不能废的”。解放战争后期，毛泽东在指挥三大战役时，始终强调“打稳仗”，要求部队在进攻过程中注意巩固已取得的胜利成果，避免因轻敌冒进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这种进攻阶段的防御思维，确保了战略决战的最终胜利。
第二，进攻与防御的相互转化。进攻与防御并非静止不变，而是在特定条件下相互转化。一方面，防御是进攻的基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防御是保存自己、积蓄力量的必要阶段。毛泽东认为防御是辅助进攻或者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井冈山时期的“农村包围城市”道路，正是通过发挥防御性游击战的优势，逐步发展壮大革命根据地，为后来的战略进攻积蓄了强大的力量。相反，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指挥，采取“只进攻不防御”的策略，导致红军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这一反面案例深刻揭示了防御作为进攻基础的重要性。另一方面，进攻是防御的目的。防御的最终目的在于转入反攻和进攻。毛泽东认为反攻是防御战的最后阶段，在中央苏区的第一次反“围剿”战役中，毛泽东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在动态防御中消耗敌人的有生力量，寻找战机反攻，打破国民党“围剿”计划。
（三）正确处理军事与经济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认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这一论断克服了片面化军事思维的局限，阐明了经济作为战争物质基础的深层制约作用，展现了军事斗争与经济支撑辩证统一的全新认知。
第一，经济为军事活动提供物质保障。战争是军事力量的对抗，也是经济实力的综合较量。毛泽东认识到，在中国革命艰苦卓绝的斗争环境中，经济发展是维系战争能力的根本保障，强调若不能切实开展经济建设，革命战争将失去物质基础支撑，人民群众在长期战争消耗中也难以持续保持战斗力。正因如此，土地革命时期，红军面对国民党军的经济封锁，毛泽东领导苏区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总方针。抗日战争时期，在敌军侵扰和连年受灾的情况下，毛泽东号召依靠自己的力量，组织生产。陕甘宁边区掀起大生产运动，359旅开赴南泥湾垦荒，实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实现根据地的自给自足，为持久抗战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二，军事斗争是推动经济变革的强力手段。军事斗争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也是变革社会经济制度的革命性力量。毛泽东指出：“阶级斗争改变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制度……为由农业国到工业国开辟道路。”而近代中国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就是军事斗争，通过战争摧毁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制度，为经济进步开辟全新社会空间。因此，在土地革命时期，红军在闽浙赣苏区推行“打土豪分田地”，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1929年《兴国土地法》的颁布，彻底废除了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绝大多数贫雇农获得土地，极大解放了农村生产力。正如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言，“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军事斗争为经济变革扫除了制度性障碍。
阴中有阳，阳中有阴，阴极生阳，阳极生阴。“用活泼的辩证法的观点注意一切变化”，其核心要旨就是在动态、联系、矛盾的运动中把握事物的本质与发展规律。毛泽东军事思想蕴含的辩证思维，不仅能让我们在回望革命战争历程中领悟矛盾转化、攻守相宜的制胜之道，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强军兴军的重要方法论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学习掌握唯物辩证法的根本方法，不断增强辩证思维能力，提高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本领。”这正是对毛泽东军事辩证法的赓续传承，使我们在矛盾转化中把握强军规律，在攻守相宜中赢得战场主动，也能为新时代统筹政治与军事、备战与止战、发展与安全等重大关系提供科学方法论，在动态平衡中不断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确保人民军队始终掌握军事斗争主动权。
四、“创造些新的东西”，激发创新思维
创新思维是一种突破常规思维的界限，以超常规甚至反常规的方法和视角去思考问题的思维。毛泽东军事思想正体现出不拘常规、勇于突破的创新思维智慧。
（一）军事理论创新
军事实践活动的开展有赖于科学理论的指引。军事理论的创新能够助推军事实践不断取得效能突破。毛泽东围绕战争观、人民战争、人民军队和国防建设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论断、新观点、新理论，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创新发展，为革命战争走向胜利提供了重要指引。
第一，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毛泽东长期组织、领导中国革命战争，汲取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精髓，结合中国国情，将实践中的经验提升至理论高度加以抽象、概括，形成了指导中国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其内容主要集中在战争的起源和性质方面。关于战争起源，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战争根源于私有制和阶级对立，是阶级斗争和资本扩张的极端形式。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战争——从有私有财产和有阶级以来就开始了的”，这一论断清晰地指明战争起源的具体历史阶段，将战争的起源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紧密联系起来。毛泽东还拓展了对战争起源主体的认知范畴，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出涵盖国家、民族和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全面揭示了战争起源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战争性质是认识战争的首要维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将战争性质区分为“进步的”和“反动的”两类，强调应从历史发展和阶级立场予以判断。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将战争的政治目的和历史作用辩证统一起来，明确提出“正义”和“非正义”是区分战争性质的根本标准，凡促进历史发展、符合人民利益的为正义战争，反之则为非正义战争。这一区分方法为革命人民认清战争本质、坚定正确立场提供了重要理论依据。
第二，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思想。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人民战争思想的丰富与发展。一方面，毛泽东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从根本上确立人民群众在战争中的主体地位，“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这种观点与资产阶级军事家迷信“天才的自由创造”形成鲜明对比，精辟解读出人民对战争的重要作用。基于此，毛泽东进一步认识到军队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是战胜敌人的最根本因素，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的重大论断。另一方面，毛泽东认为坚持党的领导是人民战争走向胜利的政治保证。人民群众的自发力量需要被组织、动员和指引，而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无产阶级政党肩上。毛泽东强调：“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党通过持续深入的政治动员，使群众理解战争的政治目的，将党的战略方针转化为人民的自觉行动；通过有效的组织工作，将分散的民众力量凝聚成强大的战斗合力，从而确保人民战争始终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走向胜利。
第三，丰富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人民军队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军事思想的指引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缔造出战无不胜的新型人民军队，深刻揭示了人民军队的本质、宗旨和建立人民军队的极端重要性，创造性地提出了人民军队思想。毛泽东指出：“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这一论断精准揭示了人民军队与人民利益的根本关联。中国革命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武装压迫，若没有独立的人民军队，人民的政治权利、经济利益与民族解放便无从谈起。从土地革命时期创建红军，到抗日战争时期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再到解放战争时期壮大人民解放军，这支军队始终作为人民利益的捍卫者，粉碎了反动势力的围剿与侵略，为人民争取解放提供了最坚实的武力保障。同时，毛泽东强调“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这是区别于旧式军队的根本标志，它不是为了少数人或狭隘集团私利而存在的雇佣武装，而是为着最广大人民利益战斗的军队。
（二）军事制度创新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通过构建军政一体、军事动员、军事教育三大制度体系创新构建军事制度，为军事行动提供了系统性支撑。
第一，创新军政一体制度。军政一体的实质是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一原则在革命实践中经历曲折发展。处于幼年时期的党领导军队时由于经验不足、革命形势复杂、军内思想混乱等原因，导致军队的战斗力和凝聚力大打折扣，甚至在秋收起义的部队中出现师长余洒度擅自脱离工农革命军等严重事件。在挫折中，毛泽东逐渐意识到政治工作对军队工作的重要性，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基于此，毛泽东展开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武装部队，强调党指挥枪的重要思想保障和精神力量，为军事行动提供行动指南。另一方面，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通过废止肉刑，设立士兵委员会、干部选拔“从士兵中民主推举候选人”来保障士兵的民主权益。通过“支部建在连上”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第二，创新军事动员制度。人民战争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内容，其核心在于必须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夺取战争的胜利。毛泽东认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面对革命进程中自发、盲目和零散的军事动员，毛泽东推动建立专门化动员体系，如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陕甘宁边区战时动员委员会等动员组织，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了各方力量。同时，创造性地以政治和经济动员为切入点，通过政治动员让人民群众明白战争的目的和意义，激发革命热情，并强调要将这变成经常的运动；通过经济动员发展根据地经济，在满足人民生活需要的同时，为革命战争提供物质保障。这种制度设计将分散的个体力量转化为组织化的战争潜力，印证了“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的论断。
第三，创新军事教育制度。军事教育是提升国家军事实力，培养高素质军事人才和储备军事力量的重要手段。毛泽东强调：“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他自领导中国革命就十分重视推动军事院校建设，在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各纵队设立青年士兵学校，进行分班教学，规定教学内容、安排教员和教学时间等基本教学要求，政治部负责编制青年士兵识字课本。瑞金根据地时期，毛泽东亲自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授课，积极培养军事人才。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认为创办学校，大规模培养抗日干部是应对复杂斗争形势和抗日战争任务最有效的举措。红军进驻延安后，在根据地先后办起中共中央党校、陕北公学等各类学校，为党培养大量干部人才。与此同时，毛泽东强调军事教育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军队教育服务于党的革命事业需要，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革命队伍。有感于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严重不足，他倡导在教学方法上采取启发式、研究式、实验式的方式，强调学生应注意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使学员能够掌握扎实的军事理论知识和实用的军事技能，为革命战争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军事人才。
创新性是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深刻揭示了世间万物保持生机活力的核心所在。正是秉承着高度的创新思维智慧，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得以打破常规军事思维束缚，立足于中国具体实际展开军事理论和实践创新，不断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发展了毛泽东军事思想内在蕴含的创新思维智慧，他指出：“在国际军事竞争日益激烈的形势下，唯创新者胜”，为新时代强军兴军的重要发展指引。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的加速演进、战争形态发生深刻变革的时代大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军事理论体系、大力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创新发展“新质战斗力”等要求，将创新摆在兴军强军的重要位置，为新时代强军事业开辟新领域、塑造新优势、赢得战略主动提供坚实支撑。
五、结语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思维之力则是制胜之本。毛泽东军事思想既是指导中国革命战争取得辉煌胜利的科学理论，也是一座蕴含着深邃智慧的思维宝库。它所展现的历史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以及创新思维，构成了一个严密、开放且充满活力的有机整体。历史思维提供了深厚的时空纵深，战略思维确立了宏大的全局视野，辩证思维赋予了灵活的应变能力，创新思维注入了不竭的发展动力。这四种思维智慧相互渗透、相辅相成，共同铸就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独特的理论品格与实践伟力。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我国国家安全和军事斗争面临的形势更为复杂严峻。我们重温毛泽东军事思想，既是为了缅怀先辈的丰功伟绩，也是为了从中汲取攻坚克难的智慧力量，在伟大斗争中增强斗争本领，提升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从而，使这一诞生于烽火岁月的思想瑰宝，持续焕发出引领我们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的强大真理力量与实践伟力，为在新征程上夺取新的伟大胜利提供不竭的思想源泉与战略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