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3月14日，中国空军迎来了最惨痛的一天。
这一天，驻成都双流机场的中国空军第五大队突然接到情报，日军轰炸机来犯。
战斗警报拉响，中国飞行员驾驶苏制伊-15-3型双翼机起飞迎敌，并很快在崇庆县上空发现来袭日机。
但因为情报有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轰炸机，还有一个中队的战斗机护航。
以，当中国空军编队发起攻击时，才突然发现，头顶的机翼阴影，已经遮住了太阳的光芒。
零式！
了解军事的都知道，零式战斗机是二战初期绝对的空中霸王。
它是日本空气动力学设计的集大成者，拥有完美的流线型机身，极小的空气阻力，转弯半径极度灵活，爬升速度极快，火力强大，在这个杀戮机器面前，中国空军老旧的双翼机如同活靶子一般。
不出意外，空战变成了一场单方面的的屠杀。
那一战，中国空军被击落8架，另有11架迫降或损毁，第五大队大队长、归国华侨黄新瑞，副大队长岑泽鎏，中队长周灵虚，分队长江东胜，飞行员任贤等8人壮烈牺牲。
在牺牲的烈士中，有一个年仅25岁的年轻人，名叫林恒。
他出身名门，清华大学机械系读书，却在国难当头时投笔从戎，飞上蓝天。
他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姐姐，叫林徽因。
三年后，林徽因收到了一块被人辗转带来的弟弟座机的残骸。
林徽因摸着那块冰冷扭曲的废铁，放声恸哭，然后写下了那首著名的《哭三弟恒》：
“弟弟，难为你的勇敢，机械的落伍，你的机会太惨！”
林徽因虽不是军工专业出身，但眼光很准，一眼就看到了问题所在：机械的落伍。
日本的零式战斗机之所以有碾压级的机动性，是因为三菱重工在研制它时，在横须贺追浜空技厂的全尺寸低速风洞里，进行了无数次的空气动力学吹风试验。
日本人摸透了风的规律，造出了最快的战斗机。
而那时的中国，连航空工业都没有，更别提风洞了。
物理世界就是这么残酷，血肉之躯再勇敢，也改变不了空气动力。
这场空战，成了那一代中国人心中最深的梦魇，它告诉所有中国人，一个国家如果不懂得如何驾驭风，它的子弟就只能在天空中任人宰割。
要想打碎这个梦魇，中国人就要先建立自己的航空工业，而建立航空工业，就必须拥有中国人自己的风洞。
于是，历史的重任，落在了大洋彼岸的一群中国天才身上。
1
风洞，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国家航空航天工业的基石。
我们都知道，飞行器要在天空中以极高的速度飞行，空气对它产生的阻力、升力、摩擦高温等因素，都需要在设计之初考虑周全。
但问题在于，你不可能拍脑袋就造出一架真飞机，让人飞上天去试错，那飞行员不就成了大冤种吗？
所以，设计师们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既然物体在空气中运动受到的力，和空气以相同的速度流过物体受到的力是一样的，那么，只要我们把等比例的飞行器模型固定在一个巨大管子里，然后人工制造出高速气流，对着模型“吹风”，不就能在地面上模拟出飞行的真实状态了吗？
这个管子，就叫风洞。
在航空航天领域有一句话：“一代风洞，一代飞行器。”
所有先进的战机、洲际导弹、飞船，都不是单纯在图纸上画出来的，而是在风洞里成千上万次“吹”出来的。
想当年，美国研制B-52轰炸机，在风洞里吹了足足10000个小时，后来研制航天飞机，风洞试验时间直接飙升到了惊人的100000个小时。
风洞，就是衡量一个国家制空权和国防实力的绝对指标，谁掌握了最快的风，谁就统治了天空。
但是，对于一穷二白的中国来说，我们连一丝风都留不住。
1934年，正是林恒考入清华大学那一年，他的师兄们在极度艰苦的条件下，自行设计并建成了中国第一座低速风洞。
他们满怀希望地以为，只要有了风洞，中国就能造出自己的先进飞机，中国的领空就能守住。
然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日军长驱直入，占领北平后，清华园被日军占为兵营与伤兵医院，风洞主体被日军彻底拆解运走，下落不明，战后也未归还。
清华的学生们心里滴血，但不服输。
他们在战火中一路南迁，1937年底，他们在江西南昌的荒地上，又奇迹般地筹建了一座直径达15英尺（约4.5米）的大型风洞。
这座风洞规模之大，甚至惊动了世界著名的空气动力学大师冯·卡门（钱学森的导师）。
冯·卡门受邀参观后深受震撼，他评价道：“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航空风洞之一，比我们加州理工的还要大50%！”
眼看中国的航空工业就要在这座风洞破茧而出，但现实，再次给了中国人致命一击。
1938年3月，日军空袭南昌，风洞主体中弹，这座曾让冯·卡门惊叹的巨大风洞，在冲天的烈火中化为齑粉。
日本人的战略意图很明确，就是要彻底抹杀中国发展空气动力学的任何一丝可能性。
没有风洞，你永远造不出好的飞机，所以你的飞行员，只能一代又一代地死在我们的机炮下。
就这样，中国的风洞，沉寂了20多年。
直到两个男人的归来，中国风洞，才真正迎来转机。
1955年，那个“抵得上五个师”的男人，终究还是跨过了太平洋。
钱学森回来了，钱学森是空气动力学大师级的人物，他回来了，中国的风洞，就有希望了。
但问题在于，钱学森太忙了，他要当中科院力学所所长，要当国防部五院院长，要当十二年科技规划综合组组长，还要当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以及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第一届常务理事，而且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根据苏联提供的P1导弹，仿制出中国的东风导弹。
这么多活，钱学森哪有时间静下心来搞风洞啊！
他需要一个顶级的助手，于是，他想起了还在美国康奈尔大学任教的师弟——郭永怀。
郭永怀的天才程度，一点也不在钱学森之下，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
我们都知道一个词叫“音障”，当飞机速度接近音速时，会产生强烈的激波，导致飞机失去控制，甚至在凌空解体，机毁人亡。
西方科学界一度悲观地认为，音速是一堵不可逾越的物理之墙。
但是，1945年，郭永怀拿出了一篇震惊世界的论文《跨声速流动的不连续解》，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从理论上算出了突破音障的数学解。
两年后，美国人正是拿着郭永怀的理论，造出了人类第一架超音速飞机，捅破了这层天花板。
如果郭永怀留在美国，诺贝尔奖级别的荣誉和无尽的财富几乎是唾手可得。
但郭永怀却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责任回到祖国，和祖国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山河。”
在1950年，郭永怀准备回国，但美国严禁中国顶尖科学家离境（当时钱学森已被软禁），郭永怀选择不签美国保密协议、不碰机密项目、不入美籍，为的就是保留随时走人的权利。
1955年10月，钱学森终于能够回国，两人约定：钱先走，郭随后。
但是回国，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钱学森回国时被没收800kg资料，郭永怀知道，自己如果回国，绝对带不走任何文稿，所以在准备归国前的送行篝火晚会上，郭永怀做出了一个让所有在场美国人震惊的举动——
他把自己十几年来积累的、没有公开发表过的所有论文，全部扔进了篝火里。
夫人李佩在一旁看得心疼，急忙劝阻：“何必烧掉？留下回国还有用啊。”
郭永怀望着跳动的火苗，目光坚决而平静：“没关系，都在我的脑子里。”
这一把火，烧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铁骨，也烧亮了中国风洞事业的黎明。
1956年9月30日，郭永怀携夫人李佩、女儿郭晴，登上克利夫兰总统号邮轮，前往中国。
有意思的是，钱学森当年回国时，坐的也是同一条船。
回国后，周恩来总理亲自接见郭永怀，问他有什么要求，郭永怀只有一句话：“我想尽快开始工作。”
很快，郭永怀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钱学森的副手），开始为中国风洞勾画最初的蓝图。
然而，钱学森、郭永怀和苏联专家，很快就产生了分歧。
苏联专家认为，我们都把苏联AT-1三声速风洞全套图纸都给你们了，足够涵盖亚、跨、超三个阶段了，你们照着抄就行了。
可是，钱学森却认为，哪怕超音速风洞，也不能完全满足中国的需求。
钱学森看得很清楚，未来的战争，是导弹的战争。当导弹以高倍音速重返大气层时，普通的风洞根本模拟不出那种极端的摩擦高温。
要搞，就不能满足于那种风扇式风洞，必须直接瞄准未来，搞高超声速风洞！
说个冷知识，现在国际通用的高超声速Hypersonic这个概念，其实就是钱学森提出的。
但问题在于，搞高超声速风洞，中国完全没这个条件啊！
美国人搞的是“连续式风洞”，建庞大的厂房，用巨型压气机疯狂压缩空气，这种风洞吹出来的时间长、数据准，但造价动辄几千万甚至上亿美元，耗电量惊人，运行一次的电费顶得上一个中等城市一天的用电量。
而当时的中国，连老百姓家里的电灯泡都保证不了供电，去哪弄那么多电？
钱学森和郭永怀研究了很久，搞出来一个邪修路子：激波管组！
啥叫激波管组？
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在一个大铁管子里，一边放高压气体，一边放低压气体，中间用膜片隔开。
这样一来，只要瞬间捅破膜片，高压气体猛烈膨胀，就会形成一道极其短暂的超高速“激波”吹过模型。
这种方法省钱、省电，但有一个致命缺点：风吹过的时间太短了，只能维持几毫秒甚至零点几毫秒。
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抓取空气动力学数据，非常非常难。
可是没办法，谁让中国没钱呢？
1958年，中科院力学研究所成立了“激波管项目组”。
让所有人大跌眼镜的是，郭永怀放着所里那么多从海外归来的大牌专家不用，偏偏指定了一个刚刚考入研究所才10个月的30岁研究生，来当这个组的组长。
这个研究生，名叫俞鸿儒。
2
郭永怀为什么选俞鸿儒？
因为在郭永怀眼里，俞鸿儒是个奇才。
他大学在同济读的是数学，后来又到大连理工读了机械，毕业后留校当了几年助教，属于那种不仅懂理论，也能实干的科学家。
而搞风洞，需要的就是这种能算偏微分方程，也能挽起袖子在车床边焊管子工程悍将。
俞鸿儒
上任那天，郭永怀把俞鸿儒叫到办公室，语重心长地交代了两条底线：
第一，我们国家穷，你们绝对不可能也不应该照葫芦画瓢去模仿外国，一定要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路子。
第二，给你10年，这期间不要总结、不要汇报，你爱怎么干怎么干，出了问题有我和钱学森兜底，但千万注意安全，防止人身伤亡。
俞鸿儒接下任务，但很快就遇到了天大的难题：怎么产生足够强的高压？
用压气机，的确可以，但问题在于，压气机同样也要耗电啊，而且对材料的要求极高。
俞鸿儒看了看可怜的项目资金，做出了一个极其疯狂的决定：
氢氧燃烧驱动！
说直白点，就是在管子里点燃氢氧混合气体，直接引发剧烈燃烧，用燃烧产生的气体膨胀来当“风”。
这个想法一出，力学所里一片哗然。
这太危险了！氢氧燃烧极难控制，稍有不慎，管子炸裂，整个实验室连同里面的人都会被送走。
但俞鸿儒别无选择，这是唯一的、最便宜的、能产生超高声速气流的办法。
于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的力学所里，动不动就是一声巨响，连所里后勤养的鸡都被吓死了不少。
一开始，由于对氢氧燃烧的控制不成熟，激波管经常被炸得四分五裂。
最惨烈的一次，巨大的爆炸直接把实验室的屋顶给掀了！
俞鸿儒灰头土脸地站在废墟里，心想：完了，这下彻底闯大祸了。
很快，郭永怀赶到了现场，看着满地狼藉和被掀飞的屋顶，郭永怀不仅没有发火，反而拍了拍俞鸿儒的肩膀：“房子炸掉了可以再盖，但不弄清楚爆炸原因，就不能更好地预防。去吧，继续干。”
随后，力学所连夜送来水泥，把炸飞的屋顶补上。
这种护犊子式的信任，给了俞鸿儒足够的底气。
他总结经验，每次做实验前，都让同事躲得远远的，自己则像个工兵一样，一次次在爆炸的边缘疯狂试探。
在一次次的反复试错和爆炸复盘中，1958年，俞鸿儒团队奇迹般地“炸”出了我国第一代激波管，然后又成功搞出了中国第一个超音速激波风洞JF-4。
1964年，俞鸿儒决定向更高难度的目标发起冲击——建造看齐国际水平的激波风洞JF-8，设计目标6-12马赫。
当郭永怀第一次看到JF-8的设计图时，一反常态地发了脾气。
他太知道这东西有多费钱了，此前北京大学也搞过一个风洞，个头比JF-8小得多，性能也弱不少，光加工费就花了80万元。
而眼前这个激波管比北大那个大很多，力学所去哪弄这么多钱？
但俞鸿儒拍了胸脯，绝对不会花太多钱！
他带着团队跑遍全国，到处去废品站淘旧钢材，利用废置设备，死皮赖脸地找厂子帮忙加工，甚至把合金管子都换成了符合要求的铸铁管子。
当JF-8的全部完工时，俞鸿儒向郭永怀报账，总共花了8万元！
郭永怀看着账单，久久说不出话来，他当年看中的人，真的在荒漠里给他开出了一朵惊天动地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