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少年赴美，洪门立身
1880年，广东江门开平赤坎镇滘堤洲。一个母亲卖了能卖的一切，向全村东借西凑，凑齐52块龙银——那是船费。12岁的司徒美堂挥泪上船，先到香港，再乘“卡力”号横渡太平洋。
旧金山的码头给了他第一份“见面礼”：脚刚踏上码头，就被美国流氓用马粪泼了一身。
他进了唐人街的“会仙楼”当帮厨，12岁的司徒美堂凌晨四点生火洗菜，深夜收锅擦灶，一个月的报酬是12美元，而同一座城市里，白人童工一天就能挣一美元。
华人不能入籍、不能出庭作证、不能娶白人女子——在法律上，中国人约等于“不可接触的异物”。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16岁的餐馆伙计会去歃血盟誓，加入洪门致公堂。不是为了混黑道，是因为只有抱团才能不被生生捏死。
1888年，司徒美堂20岁。一个白人流氓在餐馆吃了霸王餐，还抡椅子砸店。司徒美堂上来理论——对方仗着种族法护身，下手狠毒。两人打起来，司徒美堂失手将对方打死。他随即被捕，面临死刑指控。
洪门致公堂发动华侨华工募捐，凑钱为他请了律师，经多方斡旋，最终被判过失杀人，入狱十个月。
关于这桩案子，后来坊间盛传“刚刚拿到律师执照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为他辩护”，这其实是一个流传甚广的误传——罗斯福生于1882年，1888年时年仅6岁，根本不可能担任律师。
事实上，罗斯福与司徒美堂的正式交集始于1905年：司徒美堂在纽约成立“安良总堂”后，为应对频繁的法律纠纷，聘请了刚刚拿到律师执照不久的富兰克林·罗斯福作为安良堂的常年法律顾问。罗斯福与致公堂合作近十年，双方保持了良好的职业关系。
司徒美堂坐了十个月牢，放出来时，唐人街都认他这个人——一个敢为民出头、肯拼命、讲义气的年轻人。
这段经历他后来反复提及，不是炫耀勇武，而是在说一件事：美国人尊重的不是你的肤色，是你能不能站起来。而他这一生都在试图让“中国人”三个字能站起来。
1894年，在波士顿，司徒美堂联合阮本万、李圣策等洪门中人，另组“安良工商会”（安良堂）——口号就八个字：锄强扶弱，除暴安良。隶属于致公堂总堂，但专做护侨实事：排难解纷、兴学办报、对抗保皇党与清朝钦差馆的渗透。
鼎盛时，安良堂在全美31个城市设分堂，堂员两万余人，“安良大厦”在东部各城拔地而起。司徒美堂被推为“大佬”——这个位置他坐了四十余年，直到1938年七十岁才退休。
二、结识孙中山，倾囊助革命
真正的转折发生在1904年夏。孙中山从檀香山到波士顿宣传革命。司徒美堂闻讯约同洪门兄弟热情接待。他在后来回忆录中写道：“1904年，孙中山先生第一次自檀香山去美国，向我们讲了中国革命的道理，才把‘洪门’兄弟在‘反对满清、建立民国’的目标下统一起来。”
据司徒美堂自述，他将孙中山接到自己家里，同吃同住五个月，自己兼职当孙中山的厨师、保镖和宣传员。两人在波士顿相识后，司徒美堂对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深为折服，利用自己在洪门的巨大影响力，全力掩护孙中山在美洲的巡回演说，为他扫清保皇党人设下的种种障碍。
1911年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国内同盟会急电孙中山：部队断饷，急需15万美元，晚了大事休矣。孙中山手里没钱，急得“手足无措、寝食难安”。
司徒美堂说了一句极重的话：
“五块十块叫洪门兄弟捐，必索革命同志于枯鱼之肆，缓不济急。不如把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四座致公堂大厦典押出去。”
这四栋楼并非洪门老大的私产，而是几代美洲华侨一分一毫、一根扁担一筐菜地攒出来的会所、学堂和庇护所。抵押出去，万一革命不成，洪门兄弟就没了家底。司徒美堂亲自去做会众工作，会众一致同意。四栋楼押出，款项很快集齐汇出，及时解了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革命军的燃眉之急。
同年十月，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要回国，旅费又是司徒美堂、黄三德、阮本万等人凑了450块美元送他上的船。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想给他封官——司徒美堂婉拒：“我不回去当官，我在海外替革命筹钱。”随后他以致公堂总理身份，通电三百多封给美洲各埠，拥护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
他没有要过一个官职。钱是洪门兄弟的血汗钱，他觉得自己只是经手人。
三、抗日救亡，倾尽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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