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在汨罗江边的时候，江风吹得衣袍猎猎作响，头发早就散了，脸瘦得凹下去，眼窝深陷，但那双眼睛亮得吓人，像两团烧到了尽头的火。怀里抱着一块大石头，沉甸甸的，压得手臂青筋暴起。江水在脚下翻涌，浑浊的浪头拍打着岸边的岩石，溅起的白色泡沫沾湿了他的草鞋。
他没有犹豫太久。该说的都说完了，该写的都写尽了，该等的也都等没了…身后是楚国，是他的国，是他爱了一辈子、守了一辈子、为之哭了一辈子的地方。可这个国已经不要他了…或者说，这个国已经不是他认识的那个国了。
这一年是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
他叫屈原，两千多年后，整个中国都要在这一天纪念他，吃粽子，赛龙舟，挂艾草。但那是后话了，在那个五月初五的早晨，没有人知道他要死，没有人来得及拦他，甚至没有几个人在乎一个被流放了将近二十年的落魄贵族到底是死是活。
他纵身一跃，砸进江水里的那一声闷响，连个水花都没溅起多大。可就是这一跳，跳出了一个民族两千多年的集体记忆…
先给大家讲清楚，屈原不是个穷书生，更不是什么怀才不遇的寒门才子，他的出身高得吓人，芈姓，屈氏，名平，字原。楚国王族三大姓，屈、景、昭，屈家就是其中之一。往上数几代，跟楚王还是一家子。用今天的话说，这是真正的皇亲国戚，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天潢贵胄。
他出生那年大概是公元前340年，楚宣王当政。楚国是什么概念？战国七雄里地盘最大的一个，整个长江中下游都是它的，带甲百万，粟支十年，论体量只有秦国能跟它掰掰手腕。屈原就生在这样的楚国，生在秭归这个地方，有说是今天湖北秭归，有说是别处，但反正就在楚国腹地，山清水秀，人杰地灵。
《史记》里头司马迁写他，开篇就是八个字：“博闻强志，明于治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人记性好得离谱，什么书都读过，什么学问都懂，而且不光死记硬背，还能看透一个国家的兴衰规律。这可不是客套话，司马迁大家都知道，他的眼光毒得很，能让他这么夸的人，整个《史记》里都数不出几个来。
再说一个细节，《离骚》开篇屈原的自我介绍是：“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高阳是谁？颛顼，五帝之一，黄帝的孙子。这话翻译过来就是：我祖上是五帝之一的颛顼大帝，我爹叫伯庸。那口气，骄傲得毫不掩饰，所以他后来说自己“好修姱以鞿羁兮”，爱打扮、爱干净、爱讲究，那不是装，那是骨子里的贵族气质。战国那会儿能这么说话的，都是真正有底气的人。
这样的出身，这样的才华，这样的气质，他不当官谁当官？二十出头，屈原就进了楚国朝廷，而且很快就崭露头角。司马迁的原话是：“为楚怀王左徒。”左徒这个官，大概相当于副宰相一级，位高权重，而且能直接跟楚王说上话。楚怀王熊槐，是楚国历史上一个十分重要、也十分复杂的人物，这俩人碰在一起，一开始简直是天作之合。
怎么个天作之合呢？怀王信任他，信任到什么程度呢？“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就是说，关起门来俩人在宫里商量国家大事，政策法令都是他起草的；对外接待各国使臣、处理外交事务，也是他出面。这是多大的权柄？几乎就是半个楚国的掌舵人了。
而且屈原是有真本事的，他在内政上搞改革，主张“举贤而授能”，反对贵族世袭垄断权力，这动了多少人的蛋糕？对外他主张联齐抗秦，这个战略眼光在当时绝对是一流的。要知道那时候秦国已经崛起了，商鞅变法之后秦国跟开了挂一样，东边的六国没有一个能单独扛住秦国的压力。屈原看得很清楚，楚国要想活，必须跟齐国结盟，形成东西夹击秦国的态势。这个判断，无比精准。
但是，这里要说但是了，有光的地方就有影子，有权的地方就有斗争。屈原太耀眼了，太有才了，太受宠了，关键是，他太不会做人了。
司马迁写他受排挤的原因，就一句话，但信息量极大：“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上官大夫，就是靳尚，这人是楚国的大夫，跟屈原同朝为官，论级别差不多，但论才能差着十万八千里。可偏偏就是这种人，最恨屈原。为什么？因为你太优秀了，你衬得我像个废物啊。而且屈原这个人吧，性格刚直，不屑于搞那些弯弯绕绕的东西，说话办事都直来直去，得罪人是分分钟的事。
那矛盾怎么爆发的呢？司马迁记了一件事，特别有画面感。有一回怀王让屈原起草一份法令，屈原写了个草稿，还没定稿呢，上官大夫看见了，伸手就想拿过来看。这在古代官场上其实是个很不当的动作，草案没公布之前属于机密，你一个同级官员凭什么看？屈原当然不给。这一不给，上官大夫脸上挂不住了，转身就去怀王面前告黑状。
他怎么说的呢？原话是：“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翻译过来就是：大王啊，您让屈原制定法令，这事谁都知道，可每颁布一条法令，他都到处炫耀，说没有他谁也办不成这事。这话毒在哪儿呢？它不直接说屈原干了什么坏事，而是说屈原“伐其功”，也就是炫耀功劳，把大王您的决策说成是他一个人的本事。这在君主听来是什么感觉？是你屈原目中无人，连我这个楚王都不放在眼里了。
怀王什么反应？“王怒而疏屈平。”怒，疏，生气，然后疏远。
读到这儿大家就知道屈原是什么人了，他不是不懂政治，他是懂但不愿意退让，他不是不会来事，他是不屑而为之。一个真正纯粹的人，在一个污浊的环境里，注定要吃亏。而且这个亏，一吃就是一辈子。
被疏远之后，屈原被贬为三闾大夫，这是个管王族子弟教育的闲职，等于是从一个决策核心直接被踢到边缘去了。他心里那个苦啊，那个委屈啊，那个不甘心啊，全憋成了一肚子诗。《离骚》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酝酿的。
但故事到这儿还没完，真正的灾难还在后头。公元前313年，秦国派了一个人来找楚怀王。这个人叫张仪，战国第一大忽悠，一张嘴能把死人说活。他跟怀王说，秦国最恨的是齐国，只要楚国跟齐国断交，秦国愿意把商於之地六百里割让给楚国。商於在哪儿？大概在今天陕西商洛到河南淅川一带，那是战略要地，六百里地，不是小数目。
怀王一听就动心了。六百里地啊，白给啊，不要白不要。而且秦国跟齐国确实有仇，这个逻辑听起来没有任何问题。满朝文武都来给怀王道贺，恭喜大王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开疆拓土。当时楚国的朝堂上只有一个清醒的人，那就是陈轸，他站出来反对，说这事不对劲，秦国怎么可能这么大方，这里头肯定有诈。
屈原呢？他当时已经被边缘化了，但这事儿他肯定也是反对的。他主张联齐抗秦是一贯的立场，跟齐国断交等于自断臂膀。可惜他的话怀王已经听不进去了…
结果呢？楚国跟齐国断交之后，派人去秦国要地，张仪往床上一躺，装病，三个月不见人。怀王还自我反思呢，是不是秦国觉得我们跟齐国断得不够彻底？于是派了一个勇士跑到齐国去，在边境上把齐王骂了一顿。齐王气坏了，转头就跟秦国结盟了。
这时候张仪病好了，出来跟楚国使者说，地给你，就六里。使者傻了，不是说六百里吗？张仪说，哪有六百里，我说的是我自己的封地六里，是你们听错了。
怀王被耍了，勃然大怒，发兵打秦国。结果呢？公元前312年，丹阳之战，楚军大败，八万甲士被灭，主将屈匄被俘。怀王不甘心，又倾全国之兵去打秦国，结果在蓝田再次大败。韩魏两国趁机从背后捅刀子，楚军腹背受敌，狼狈撤兵。而这一仗打完，楚国的元气大伤，从此走上了下坡路。
此时屈原是个什么心情？他看着自己深爱的国家被一个骗子耍得团团转，看着自己一手参与规划的联齐战略被愚蠢地抛弃，看着楚国最精锐的八万子弟埋骨他乡。他急不急？急疯了。他写诗，写那些痛彻心扉的句子，每一行都是血泪。但有什么用呢？他在朝堂上已经没有发言权了，他只能眼睁睁看着这一切发生。
再往后，怀王彻底昏了头。秦国又来了，说咱们和好吧，结个亲家，你到武关来见个面。怀王想去，屈原这时候已经被流放了，听说之后急得不行，跑回来劝阻，说秦是虎狼之国，不可信，去了就回不来了。怀王的小儿子子兰却说，怎么能拒绝秦国的好意呢？怀王最终还是去了。
公元前299年，怀王一进武关，秦军就把后路断了，直接把他劫持到咸阳，逼他割地。怀王这时候倒硬气了一回，死活不答应，结果被扣在秦国，三年后死在了那里，尸体送回楚国的时候，“楚人皆怜之，如悲亲戚”。自己的国王被人骗走、扣留、客死他乡，这对楚国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
而这个时候的屈原在哪儿呢？他已经被流放了。具体是哪一年被流放的，史书记载的不太明确，但大概就是在怀王后期，他被排挤出朝廷，放逐到了汉北一带，也就是今天湖北北部、汉水以北的地方。
一个曾经站在楚国权力顶峰的人，一个王族贵胄，一个满腹才华和抱负的政治家，现在一个人走在荒凉的汉北旷野里，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没有人，只有他自己。他走啊走，心里有千言万语说不出来，就跟老天爷说，跟草木说，跟江水说。他把这些话说成了诗，这些诗后来汇成了一个集子，叫《楚辞》，其中最核心的一篇，就是震烁千古的《离骚》。
《离骚》一共三百七十三句，两千四百九十个字，是中国古代最长的抒情诗。注意，是抒情诗，不是叙事诗。它不是讲故事，它是在讲心情，讲痛苦，讲愤怒，讲孤独，讲绝望，讲那种“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彻骨悲凉。
他在《离骚》里上天入地，一会儿驾着龙车去追太阳，一会儿跑到昆仑山上摘玉英，一会儿又让云神月神给自己当随从。那些瑰丽的想象、绚烂的意象，后世读了两千多年都读不够，可在当时，那不过是一个被抛弃的人，在荒野里用文字给自己搭建的一个避难所。
他说：“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我长叹一声擦干眼泪，哀叹老百姓的日子太难了。被流放的人，心里想的还是百姓。
他说：“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只要是我心里认定是对的事情，就算死九次我也不会后悔。
他还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前面的路又长又远，但我要上天下地去寻找我的答案。
这些句子我们上学时可能都读过，可我们真的读懂了吗？这不是什么励志鸡汤，这是一个被现实打翻在地、踩进泥里的人，从喉咙里挤出来的最后的倔强。
怀王死后，顷襄王继位，就是那个劝怀王去武关的子兰当了令尹。子兰是什么人？说的好听点是怀王幼子，说的难听点就是间接害死亲爹的推手之一。他对屈原什么态度？当然是恨之入骨。屈原批评他的政策，痛心国事，在子兰听来句句都是打他的脸。于是子兰让上官大夫接着去顷襄王面前诋毁屈原，顷襄王一怒之下，把屈原流放到了更远的地方——江南，也就是今天湖南一带的沅江、湘江流域。
这一次流放，比上一次更远，更苦，更绝望。他在沅湘之间流浪了多久？大概有近二十年。从四五十岁到六十多岁，人生最应该稳定成熟的一段岁月，他全耗在了流放路上。他走过一个个村落，见过一张张憔悴的脸，写过《九章》，写过《天问》。《天问》更绝，他一口气提了一百七十多个问题，问天问地问历史问神话，从宇宙起源问到朝代兴亡，那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执拗，那种对着苍天怒吼的悲愤，隔着两千多年的纸页都能烫到你的手。
在这段漫长的流放岁月里，有一个故事特别有名，也特别能看出屈原是个什么样的人。
《楚辞》里有一篇叫《渔父》，不知道是谁写的，有人说是屈原自己假托渔父之口写的，也有说是后人记录的。故事是这样的：屈原在江边游荡，脸色憔悴，身形枯槁。一个打鱼的老头看见他，认出来了，说这不是三闾大夫吗？怎么落到这个地步了？
屈原说了那句著名的话：“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全世界都是浑浊的，只有我是清的；所有人都醉了，只有我是醒的，所以我才被流放到这里。
渔父听了，就劝他：圣人不是这样的，圣人能跟着世道一起变化。既然世人都浊，你为什么不把水搅得更浑？既然众人都醉，你为什么不把酒糟也吃下去？何必要想得那么深、做得那么清高，自找苦吃呢？
这话搁在今天，大家是不是也很熟悉？不就是“你那么较真干嘛”吗？不就是“大家都这样你何必呢”吗？
屈原怎么回答的？他说，我听说刚洗过头的人一定要弹弹帽子，刚洗过澡的人一定要抖抖衣服，谁愿意让自己干净的身体沾染外界的污垢呢？我宁可跳到湘江里喂鱼，也不能让洁白的东西蒙上世俗的尘埃。
渔父听了，微微一笑，摇着船桨走了，嘴里唱着：“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水清就洗帽带，水浊就洗脚，随遇而安，顺势而为。
这是两种人生态度的对话，没有谁对谁错，渔父有渔父的智慧，但屈原就是屈原。他能写出《离骚》，就是因为他做不到随波逐流。他要是做得到，他就不是屈原了，中国文学史上也就不会有《楚辞》了，端午节可能也就没有这层含义了。
时间走到公元前278年。这一年，秦国的白起率领大军南下，一举攻破了楚国的都城郢。郢都，楚国的国都，从楚文王迁都到这儿已经四百多年了，是楚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城破之后，白起一把火烧了夷陵，也就是楚国王族的陵墓。这个打击是毁灭性的，国都被攻陷，祖坟被烧毁，顷襄王带着残兵败将逃到了陈地。
屈原在流放地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他写了一篇《哀郢》，开头是：“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老天爷你不长眼啊，为什么要让百姓遭这样的罪？然后他写郢都的城门、郢都的街巷、郢都的树木，一草一木都在他眼前晃。可他回不去了，他的国都没了，他的王跑了，他的梦碎了。
他又写了一篇《怀沙》，这是他的绝笔。“怀沙”是什么意思，历来有争议，有人说是怀抱沙石自沉的意思，也有人说是怀念长沙。屈原最后待的地方大概在汨罗江附近，离长沙不远。长沙在当时是楚国南方的一个重镇，也是屈原祖先的封地。他往长沙走，大概是想离祖先近一点。
《怀沙》的结尾是：“知死不可让，愿勿爱兮。明告君子，吾将以为类兮。”我知道死亡躲不过去，那就不要再贪恋生命了。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们这些君子，我要去做我该做的事了。
然后，就是开头的那一幕。公元前278年，农历五月初五，屈原抱着石头走进了汨罗江。
他死后，楚国的老百姓划着船去救他，往江里扔饭团喂鱼，怕鱼吃了他的身体，这就是赛龙舟和吃粽子的来历。当然，这是传说，民俗学上端午节的形成比屈原要早得多，但人们愿意相信这个传说，愿意把一个节日跟这样一个人的名字绑在一起。
为什么呢？因为屈原这个人，他活出了一种极致。他极致的忠诚，极致的清高，极致的才华，极致的痛苦，极致的不迁就。他把自己活成了一首诗，活成了一个符号，活成了中国人精神世界里的一个坐标。每当我们说起“家国情怀”，说起“士大夫精神”，说起“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孤勇，屈原的影子就会浮现出来。
他不是完人，他有性格缺陷，他骄傲，他耿直，他不通人情世故，他在政治上最终是一个失败者。但那又怎样呢？有些人的价值，本来就不是用成功失败来衡量的。他留下的那些诗，那些在荒野里对着天地喊出来的句子，比任何一座丰碑都持久。
每年端午，粽叶飘香，龙舟竞渡，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妨也想想两千三百多年前汨罗江边的那个老人。他穿着一身破旧的衣衫，抱着石头，面对着滚滚而去的江水，把他对这个国家、这片土地、这群人的爱和恨、泪和血，全部交还给了天地。
那一跳，是一个贵族的尊严，是一个诗人的绝唱，更是一个灵魂最后的、也是最响亮的回答。
最后，祝大家端午安康，愿大家在这个节日里，不仅有粽子的甜糯、艾草的清香，也能想起那个在江边行吟的背影。他走了两千三百年了，可他从来没有真正离开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