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渡赤水是教员军事生涯的巅峰之作，却从未在他的诗词中出现过。
在我们看来，四渡赤水是神在用兵。
对他来说，只是北上抗日途中的一段插曲。
教员是超级自信的，天大的困难，他都会想办法战而胜之。
困难越大，他越是豪情满怀，越是佳作频出，而当困难不够大时，他便连诗都懒得写了。
但人不会生来自信，教员的自信是建立在不断学习、不断分析、不断实践、不断总结、不断纠偏、不断斗争基础上的。
教员的母亲文七妹是个虔诚的佛教徒，她将教员寄养在娘家，拜后山龙潭口一块巨石为干娘，这便是“十三伢子”的由来。教员耳濡目染，小时候也信佛，经常和母亲一起到附近的凤凰山佛寺里去拜佛。
但父亲毛顺生不信鬼神，这种分歧，让少年教员很早就接触到了“信”与“不信”的碰撞。恰恰是这种“信过”又“不信了”的经历，让教员获得了一种宝贵的能力：不迷信任何东西。
1910年秋，17岁的教员离开韶山冲，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
在这里，教员阅读了大量有关康有为、梁启超和维新变法的书及报刊。梁启超主办的《新民丛报》深深吸引了他。他开始“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赞同他们君主立宪的主张。
因为佩服梁启超的学问文章，教员特意给自己取了一个笔名，叫“子任”，梁启超，号“任公”，“子任”即“梁任公之子”之意。一个少年，用取笔名的方式向自己崇拜的思想家致敬，这是他第一次主动选择精神上的“师承”。
然而，戊戌变法的失败，让康梁的君主立宪方案在实践中宣告破产。教员开始寻找新的道路。
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青年教员热情地拥抱了这场革命。他曾一度倡议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院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此时的教员，是一个热忱的资产阶级革命拥护者。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被袁世凯篡夺。维新运动失败了，辛亥革命也失败了——这些失败让教员不得不重新思考中国的未来，寻求新的道路。
新文化运动时期，各种西方思潮潮水般涌入中国。此时，他的思想是“自由主义、民主改良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的大杂烩”。
正是在这个“大杂烩”阶段，无政府主义对教员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回忆说：“当时我的思想还是混乱的……我读了一些关于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很受影响。当时，我赞同无政府主义的很多主张。”
1918年6月毕业时，教员与蔡和森等曾打算在岳麓山下筹建半工半读、平等友爱的“新村”进行实践。他甚至草拟了一份颇为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但是，现实政治很快打断了他的“新村”梦想。
1919年，教员作为主要领导人发动了“驱张运动”。
1920年，他又参与了“湖南自治运动”。
这两场政治实践，让他亲身体验了无政府主义、改良主义的不切实际。
在此之前，他已经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18年8月，25岁的教员第一次来到北京。此行的主要目的是组织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但他自己却不愿出国，认为“对我的国家了解得还不够，把我的时间花在中国会更有益处”。
经老师杨昌济引荐，教员结识了时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的李大钊。李大钊安排他在图书馆做了一名助理员。
正是由于这份工作，教员时常到李大钊处请教，在李大钊的引领下开始接触并了解马克思主义。教员后来称李大钊为“大好人”“我真正的老师”。他自己也回忆说：“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就迅速地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1919年8月上旬，军阀张敬尧派军警查封了湖南学生联合会和《湘江评论》。《湘江评论》被查封后，教员领导了湖南人民的“驱张”斗争。
1919年12月18日，教员率领湖南各界“驱张”代表团第二次来到北京，教员与李大钊继续保持密切联系，进一步阅读了马克思主义著作。
两次北京之行，教员完成了从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关键转变。
1921年1月1日至2日，十几个年轻人召开了新民学会长沙会员新年大会。他们讨论的，是“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和目的。
28岁的教员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他列举了当时世界上解决社会问题的五种方法，得出结论：“改良主义、议会斗争、无政府主义、温和共产主义均不可用，只有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
这篇发言后来被收入《毛泽东文集》第一卷，作为全书开篇——因为它标志着教员在穷尽了当时所有已知的政治方案之后，经过反复比较和亲身实践，最终选择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道路。
而那句“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道尽了一个民族在黑暗中摸索半个世纪后的清醒与决绝。
“主义”选定之后，如何建党呢？
1920年秋，教员在长沙创建了共产主义小组。
1920年初冬，长沙共产党早期组织在新民学会的先进分子中秘密诞生。
1921年6月29日下午，教员与何叔衡从长沙出发前往上海。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召开。教员与何叔衡作为长沙共产主义小组代表出席大会。
中共一大召开时，教员担任会议的记录工作，并作过一次发言，介绍长沙党组织的情况。在这次会议中，教员并没有引经据典畅谈马克思主义理论，而是略显沉默寡言。休会期间他常在住的屋子里“走走想想，搔首寻思”，以至于有的同志“经过窗前向他打交道的时候，他都不曾看到”。他在听，在想，在把别人的理论和中国的实际进行对接。
中共一大确立了党成立后的中心任务——组织工会，领导工人运动。这次会议，是教员从“选择主义”到“建设组织”的关键转折。
他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而缔造者意味着：这条路不再是他一个人的选择，而是一个组织的共同道路。
中共一大闭幕后，教员回到湖南，立即投身于组织建设和工人运动。
1921年8月，教员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湖南分部主任。为了接近工人，他脱下长衫，换上粗布短褂，赤脚穿了草鞋，到工人聚集的地方去，同他们做朋友。他与何叔衡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以自修大学为掩护，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同志。
1921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湖南支部在长沙城外协操坪成立——这是全国最早建立的省级党支部之一。支部成员有教员、何叔衡、易礼容、陈子博、彭平之等人，教员任支部书记。
1922年5月，经中共中央批准，在中共湖南支部基础上建立了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这是全国第一个由支部改为地方执行委员会的省份，教员任书记。
从1921年8月到1923年4月，教员以中共湖南支部书记、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的身份，领导组织了粤汉铁路、安源路矿、长沙泥木、水口山铅锌矿等10次工人大罢工斗争。教员直接或间接领导的罢工多数取得了胜利——“十场赢了九场半”，准确反映了当时工人运动的高涨和教员的领导能力。
然而，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大罢工被吴佩孚武力镇压，52名工人被杀，300多人受伤。“二七惨案”让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产业工人只有200多万，集中在沿江沿海少数城市，一旦军阀动用军队，工人在城市中没有还手之力。
挨打要立正，吃亏要调整，他从不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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