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仲华:金融伦理、金融异化与三次分配|2026-07-15

这里是昨天文中承诺要在这里发表的学术论文。在过去近三年时间里，此文至少投稿了十多家学术期刊，曾被三家C刊录用，然后又都被撤稿，原因都是最终不敢发表，认为所谈问题太过尖锐。所以，我决定不再投稿学术期刊，选择在这里发表。由于公众号平台编辑格式所限，这里去掉了脚标以及关于数据来源的标注，其他内容基本保留。学术文章不同于网文，阅读需要点耐心和专业功底。

摘要：共同富裕依赖三次分配，而三次分配的前提和基础是市场初次分配。解决市场初次分配必须充分发挥金融服务在优化资源配置和要素分配上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而要发挥金融的基本功能与作用就必须坚守金融在资源配置和要素分配上追求经济正义与分配正义的伦理底线。金融异化肇始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信用货币体系建立，并在其后逐渐使金融货币从作为生产要素服务于实体经济演化为市场和实体经济的统治者、支配者和掠夺者，并最终导致市场扭曲，分配扭曲，以及金融伦理的失范与沦丧。其典型表现是通胀异化，宏观杠杆和居民家庭杠杆上升导致分配失衡。资源配置失衡导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代际之间分配失衡，社会表现出严重的贫富差距。贫富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征程上必须清除的路障。

关键词： 金融伦理；金融异化；共同富裕；三次分配

中图分类号：F046；B829

一、引言

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依赖于三次分配。市场资源配置和要素分配必须遵循公平（fairness）的伦理原则，其本质是有差别；政府二次分配遵循平等(equality)的伦理原则，其本质是无差别；社会第三次分配追求最大的善（wellbeing），其本质是保障人类生存发展水平的底线和尊严^[1]。三次分配的目标在于实现社会的经济正义和分配正义。无论是西方功利主义追求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的富裕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的共同富裕，其出发点和终极目标都是追求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社会文明进步。如果说所谓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的富裕是一种允许贫富差距和穷人存在的尽可能普遍富裕，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追求的共同富裕无疑是一种完全意义的普遍富裕。东西方的分配伦理诉求固然同样允许贫富差别，但在摆脱贫困奔向小康的道路上“一个都不能少”，实现了小康社会自然就是“一个都不能穷”，其伦理思想的内核始终是公平与平等。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活动和收入分配的伦理诉求，也是其一切金融活动所应秉持的伦理初心和伦理底线。

然而，无论是西方社会还是中国社会的金融实践，都不同程度存在金融活动破坏资源配置和要素分配并影响再分配的问题，不同程度存在金融异化和金融伦理失范问题。

二、金融的伦理使命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资金融通是金融的基本功能，资源配置和要素分配是金融的核心功能。无论是市场的资源配置和要素分配，还是政府的收入调节，亦或是社会的慈善救济，货币金融都是重要的工具和手段，这决定了金融伦理必需与经济伦理和分配伦理保持内在逻辑和价值诉求的高度一致性。

（一）金融服务于市场经济的伦理使命

在市场活动中，金融作为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其当然使命是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市场的效率与公平。由于金融在市场资源配置和要素收入调节中的作用是跨地域、跨时域、跨产业、跨部门的，这就决定了金融在履行其当然使命时不可避免地要考虑在不同空间地域和不同时域之间摆渡资源要素时必须考虑地域和时域差异，考虑全市场和全要素的效率与公平诉求，而不只是局部市场和暂时的优化配置与调节。所谓全社会、全市场、全要素的配置与分配的公平，本质上就是追求平等，尤其是机会平等。

所谓城乡差别、地域差别、行业差别、代际差别，本质上就是资源和要素配置以及要素分配的差别，其伦理失范表现就是不平等。导致这种不平等固然有地理、气候、区域文化、产业模式以及时代变化等诸多因素，但作为担负资源配置和要素分配调节使命的金融，没有理由拒绝担负消除或减少这些差别的经济使命和伦理责任。如果金融资本过分集中于发达地区、优势产业、优质要素的投资，以实现利益最大化，这固然符合效率与公平的最大化原则，但一定是局部和暂时的最大化，其后果必然导致资源和要素过分集中，丧失普遍公平原则，促使区域、行业、代际之间不平等进一步扩大。这或许并不违背“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的富裕的伦理诉求，但显然不符合共同富裕的伦理诉求。

西方经济学讲实现效率与公平最大化的帕累托最优，本质是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并通过市场机制自动实现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以实现“最大多数人最大程度富裕”的功利主义最优状态。这里隐含的前提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优先于社会利益最大化，因此，在西方社会通常认为某个受时空局限的局部市场最优，也是符合功利主义伦理原则的。

共同富裕在市场领域的经济诉求首先是效率，伦理诉求首先是公平，这与西方功利主义没有本质区别。但是，“共同富裕”无疑更强调资源配置和要素分配在全社会、全市场和全要素的普遍意义。解决资源配置和要素分配的市场初次分配中实现广泛公平，消除城乡差别、地域差别、行业差别、代际差别，在平等的前提下追求效率与公平，显然是“共同富裕”目标下金融的市场使命和伦理初心。

（二）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伦理使命

金融服务尤其是银行服务最基本的功能之一是吸纳居民储蓄，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通常而言，“金融体系越发达，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就越顺畅，交易成本就越小，投资和经济增长的障碍也越少。”^[2]金融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目的是在盘活社会闲散资金，投资于生产经营，提高生产效率，生产更多的商品。因此，金融的使命理所当然是服务实体经济，以便创造更多社会需要的效用和价值，为实现社会分配公平和平等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

金融创新是促进现代金融体系逐步走向繁荣的有效手段，但随着各种金融衍生品、影子银行以及经纪、保险、证券等金融中介机构的层出不穷，金融业务链越来越长。金融业务链越长，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也越强，但服务实体经济的意愿反而减弱。尽管金融已逐渐演变成了独立的产业，形成复杂而庞大的金融产业网络，但最终结局是金融以虚拟经济形态与实体经济并存，形成二元经济结构^[3]，不再是金融只服务于实体经济。

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并存格局形成之后，金融逐渐从为实体经济服务转向与实体经济争夺金融资源，在虚拟经济体系内玩“钱生钱”的游戏。由于“钱生钱”远比服务于实体经济获取收益更高更快，所以我们发现金融服务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越来越高，最终导致国民经济整体上开始脱实向虚，逐渐变成了“印钱经济”，在这方面，美国既是发明者，也是典型代表。

当金融开始更多服务于金融本身，对实体经济的服务越来越少，整个社会实际的生产经营活动自然会受到挤压，真实的价值创造也随之萎缩。金融资源配置失衡必然导致其他要素配置失衡，土地、劳动力、技术等资源跟着金融导向更多集中于金融业，社会分配自然也随之更多集中于金融服务业，从事实体经济活动的产业界收入相对减少，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平和不平等问题进一步加剧。

总之，当金融逐渐脱离实体经济，自然会逐渐丧失为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和当然使命，同时也意味着丧失促进经济公平和平等的伦理初心。坐在意味着进一步推进区同富裕应有的内在动力的丧失。

（三）金融服务于人的伦理使命

金融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经济社会发展最终是服务于人的需要。金融服务于人的需要表现为通过金融活动将人的需要变成有购买力的经济需求。这是金融服务于人的当然使命。

从人的生存角度来看，金融需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一是人的生存与发展跨时域本质特征决定的不确定性；二是资源分布不均导致物质和要素的匮乏^[3]。这两方面都决定了金融应该适时和精准地服务于个人需要，有针对性地将个人需要转变为有购买力的需求，使其生存发展得以持续。

人的生存和发展存在不确定性体现于人类的一切活动都需要经历时间的检验，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生产经营活动，都具有不可避免的跨时域特点。时间的物理意义就是自然和社会永远都处在持续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对未来可预期又充满不确定性。这决定了人类所从事的任何生产经营活动都存在可预期又充满不确定性的一面。能否实现生产经营预期和收入预期，不确定性决定了风险的存在。就个体而言，限于当前的经济状态可能无法满足当前的生活需要，需要通过借贷将当前的需要变成有购买力的需求，以满足即时之需。这种借贷行为固然基于对未来偿还能力的信心和预期，但不确定性依然决定了未来是否真的能如期偿还存在风险。金融服务的本质就是对上述风险进行评估并基于风险评估去承担责任，协助企业或个人将当前的需要变成有购买力的需求，并通过这种服务获得可能的回报。

从宏观视角来看整个人类社会，应该说已经走过了物质匮乏的历史阶段，迈入了物质过剩的时代，但不同地区、不同阶段仍然存在物质匮乏的情况。这主要是因为资源和要素分布不均所致。从微观视角来看具体的企业和个人，生存和发展的困难主要表现为暂时的物质或要素匮乏，包括土地、劳动力、技术和资本的匮乏。其中，资本匮乏是问题的核心，有了资本才可能组织其他要素展开生产经营，或者满足个人生存发展所需。这就决定了金融服务理应解决资源分布不均以及由此导致的要素匮乏问题。

在西方社会，金融服务始终坚持理性经济人的利益和效率最大化原则，伦理上秉持所谓功利主义的公平原则。公平固然为效率和利益最大化提供了伦理支撑，但在面对人类生存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存在的不确定性和匮乏问题，显然不足以提供完整的伦理思想基础。

在强调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之所以要强调金融的普惠性，强调对小微企业及个人的精准服务，原因就在于既重视金融服务的资本属性，同时也强调金融服务的人本属性。所谓资本属性就是强调金融服务于市场的公平诉求，所谓人本属性就是强调金融服务于人的平等诉求，即所谓“效率优先，兼顾平等”或“公平优先，兼顾平等”。这才是考虑人的生存发展需要的完整的经济伦理和金融伦理表达^[1]，也才是金融服务于人的伦理初心。

（三）金融服务于三次分配应体现的伦理使命

从分配的角度看，金融服务应该主要解决三次分配的不公平和不平等问题。

市场初次分配以追求效率为当然使命，以公平为伦理原则。所谓公平（fairness），就是指要素投入与收入分配正相关。这种简单的公平和效率原则，导致经济和金融实践通常表现为资本过度向高效率和高回报的地区、行业、部门集中，同时也表现为追求短期的高效率和高回报，忽视资源配置不均导致不平等的现象，同时也忽视了要素分配不公平问题。正因为如此，作为应以推进共同富裕为使命的中国共产党才始终坚持强调要再分配以及第三次分配，以弥补市场初次分配的不足和缺陷。

解决任何问题都应该从源头着手。既然市场初次分配客观上存在资源配置不均导致初次分配似乎公平却又存在严重不平等的问题，就应该在平等问题上着力，在确保公平的前提下尽可能追求资源配置的机会平等，解决一些地区、行业和部门过度投资，而另一些地区、行业和部门投资严重匮乏的现实问题。

市场初次分配能做到“效率或公平优先，兼顾平等”，后续的再分配压力就自然会小很多。即使是西方功利主义的经济正义诉求，也同样是强调市场初次分配要做到公平与平等兼顾的。罗尔斯在论述经济正义和分配正义时就曾强调“一个社会体系的正义，本质上依赖于如何分配基本的权利和义务，依赖于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存在着的经济机会和社会条件。”^[4] “社会的基本结构要设计得在保证满足的最大净余额的意义上产生最大的善；其次是要平等地分配满足。” ^[5]

任何社会，即使是西方发达的福利社会，财政转移支付的力量都是有限的。2025年度美国退税冲抵后的财政净收入为5.24万亿美元，财政净支出却高达7.01万亿美元（其中社保和医保支出占2.56万亿美元），财政赤字高达1.77万亿美元[2]。这固然与美国热衷于战争，军事开支过大有关，但巨额的福利支出依然是政府财政支出中的最高占比项。其他西方福利国家也普遍出现了政府财政无法支撑巨额社会福利开支的情况。2025年，中国财税收入约21.6万亿元，但财政支出高达28.7万亿元，财政赤字也高达7.1万亿元[3]。中国财政支出中占比最高、增长最快的同样是基本民生和社会福利支出项。从2015-2025年中国财政支出结构数据看，十年内教育支出增长了65.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了133.5%，医疗卫生支出增长了89.2%，农林水利支出增长了47.6%，城乡社区事务支出增长了87.4%。依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计算，2025年度仅这四项支出就超过了15.3万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总额（21.6万亿元）的71%[4]。无论中外，财政收支结构数据都充分说明，解决收入分配问题，一定要首先从市场初次分配着手，这是根本。如果市场初次分配没有很好地解决公平与平等兼顾的问题，靠政府二次分配进行转移支付以及社会第三次分配进行扶贫济弱，是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分配难题的。在初次分配中，金融服务的作用也是最为重要的。金融业通过金融要素和资源的分配来服务于市场，如果在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的要素资源分配不公，自然就会导致市场初次分配不公。

政府主导的二次分配是以平等（equality）为伦理原则的，通过财税政策转移支付来“削高补低”，以实现社会分配的相对平等。在二次分配过程中，金融服务于政府举债无疑是间接参与二次配的一种方式。这种对政府借贷尤其是像美国那样巨额举债借贷的情况，显然已经不再是坚守所谓市场的公平和效率原则了，反而是政府主导的平等诉求远远超过了市场的公平和效率诉求。截至2025年12月底，美国政府举债规模已经达到38.51万亿美元，达到其广义货币总量M2（22.41万亿美元）的171.8%[5]。这个数据说明，金融到底是服务于市场还是服务于政府和社会，或者说到底是以市场资源配置和要素分配的公平和效率诉求为基本原则，还是以政府分配社会福利的平等诉求为基本原则，已经成了一个问题。单纯从数据看，恐怕已经是平等诉求远高于公平和效率诉求了。

无论是什么社会，以社会救济为主导的第三次分配都只能是前两次分配的补充，不可能担当主角。而且，第三次分配存在一个不可回避的伦理悖论。一方面，只有社会存在贫富差别，富人有大量余粮才可能用之于救济穷人。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市场初次分配和政府二次分配能够很好地解决贫富差距过大的问题，真正实现了共同富裕，自然就不存在富人救济穷人的问题。这其中的悖论在于，以公平（强调差别）为价值诉求去实现平等（强调无差别）的伦理目标，逻辑上不能自洽。

如果我们承认金融服务于经济社会的当然使命是将人的需要变为有购买力的需求，那么其伦理初心就应该是“公平优先，兼顾平等”，而不是什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6]。公平与效率本质上是一个东西，前者是伦理诉求，后者是经济诉求。

习近平主席在《求是》发表《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建设金融强国》，指出金融高质量发展要坚持“以义取利，不唯利是图”，要“守正创新，不脱实向虚”，要“解决好金融为谁服务、为什么创新问题，紧紧围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便利人民群众推动创新，不能搞伪创新、乱创新。”^[7]。这既是在为金融发展指明方向，也是在为金融事业确立伦理使命。

三、金融异化导致资源配置不公平与要素分配不正义

当金融逐渐脱离了实体经济，丧失了优化市场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反而变成了与实体经济争夺要素资源，导致经济严重脱实向虚，社会收入分配也严重向金融业倾斜时，金融资本已经从一种生产要素异化为控制资源和要素的垄断者，同时也已经从实体经济的服务者异化为对实体经济的掠夺者。当资源配置和要素分配因金融垄断而失去公平和效率时，整体的社会分配就没有了正义的根基。

当一个社会的金融资产超过了国民财富总值，当金融业在GDP中的占比超过实体经济的占比，当金融业的利润率远远高于实体经济的利润率，当金融从业者的收入远远高于实体经济从业者的收入，当金融开始在教育文化、医疗健康、新闻传媒、房地产和高科技等领域“攻城掠地”，将一切资源和生产经营活动都金融化时，金融无疑已经从国民经济的服务者异化为经济社会的支配者甚至是掠夺者，从根本上丧失了经济正义和分配正义，并最终导致社会分配丧失公平、平等和善的伦理原则。

（一）“神奇的1971”与金融异化的肇始及其后果

金融异化的肇始有两层含义，一是异化最早起始于何时，二是异化最初以什么形态出现并产生什么样的直接后果。

从金融史和经济史的角度看，1971年无疑是神奇的一年。这一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宣告解体，随后国际货币体系进入了一个以所谓信用货币为标志的新时代。1976年牙买加体系确立，国际货币体系正式从金本位制过渡到不兑现纸币流通制度，标志着现代信用货币体系正式诞生。所谓信用货币本质上就是以政府信用背书的无锚货币，只要信用可以透支，货币就可以透支。金融异化正是肇始于信用透支和货币超发，其对市场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如何，历史数据最能说明问题。

图1 1948-2017年美国生产力增长与小时薪酬增长对比

图1是美国经济政策研究所对美国1948-2017年生产力（productivity）增长与小时薪酬(hourly compensation)增长数据所做的对比[6]。从图中数据我们能清楚地看到，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的1972年是一个典型的分水岭。此前的生产力增长与小时薪酬增长基本保持相同的水平，1972年之后开始分道扬镳。在此后的45年时间里，生产力增长了246%，而小时薪酬（包括工资以及从事非监督生产的劳动报酬）只增长了115%。这充分表明随着所谓信用货币时代的到来，劳动报酬随着生产力的增长而相对下降，而且降幅非常大。

图2 1947-2014年美国实际人均GDP和实际人均工资水平变化

图2是美国经济分析局（BEA）和劳工统计局（BLS）对1947-2014近50年时间内实际GDP增长与劳动报酬增长进行的数据对比[7]。很明显，1971年是一个明显分水岭。1971年以前，实际人均GDP（Real GDP per capita）、实际全职员工人均GDP（real GDP per FTE）、考虑平减指数的实际平均工资（Avg real wage, GDP deflater）、考虑CPI的实际平均工资(Avg real wage, cpi)、考虑CPI的全职员工实际周薪中位数（Real median weekly earnings of full time workers, cpi）的增长水平基本处在相同的水平。在1972年之后开始严重分化，尽管人均实际GDP增长幅度很大，但全职员工的实际平均工资、考虑平减指数或CPI的实际平均工资、考虑CPI的全职员工实际周薪中位数增长幅度均远远低于人均GDP增长幅度，尤其是全职员工的实际周薪增长幅度不升反降。

图3 1917-2012年美国1%富人和90%穷人收入增长对比

图3是美国经济分析局对1917-2012近百年时间内美国占总人口1%的富人与占总人口90%穷人收入增长情况的对比分析[8]。从图中可以看出，1940年代以前，富人和穷人收入增长幅度基本相当，1940年代至1971年，穷人收入增长幅度明显高于富人，这或许与罗斯福新政以及1940年代开始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有关。然而，1971年之后，占人口90%的穷人收入几乎不再增长，而占人口1%的富人收入开始大幅飙升。

图4 1971年开始50年内美国工薪阶层分享国内收入增长的占比

图4是美国经济分析局对工薪阶层收入在美国国内总收入中占比的数据分析[9]，数据依然明确表明1971年是一个分水岭。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1972年开始，工薪阶层在国内收入中的占比直接从最高时的51.5%下降至2016年的42%以及2020年的43%。

上述所有数据分析均清晰表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的1971年是异常神奇的一年，其最大的神奇之处表现在经济社会开始加剧贫富分化。究其原因，当然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和随之而来的信用货币体系诞生密切相关。所谓信用货币体系的本质就是金融异化，从服务于实体经济异化为剥夺实体经济，从服务于劳工阶层和普罗大众异化为服务于资本家和少数富人。

（二）金融异化对市场秩序和分配正义日趋严重的破坏

自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导致信用货币体系诞生之后的50多年时间里，人类经济实践以无可辩驳的事实和数据证明了金融不再是优化资源配置并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分配公平和平等的手段，反而是破坏市场资源配置公平并进一步破坏社会分配正义的元凶和罪魁祸首。

图5美国历年货币发行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