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地球上唯一一个进入了“校国同构”时代的文明。
以前的中国，和任何一个专制国家一样，玩家天下私有制。
但中国的不同在于，中国是治水文明，中国的君王并不是单纯的统治者，还是全天下共愿的代表，“受国不祥，受过之垢”的领袖，全天下的君父。父有权威，也有属于父的责任，家国同构，国事是君王的家事，家事是民众的国事。
不要小看这一句，欧美人玩了一千多年都无法理解，竟然有一个国家的君王不是只考虑自己的家庭，而是还要为全天下人负责。
正因国事也是君王的家事，于是君王不停地寻找那些能够“为君分忧”的人，越找越多，最后干脆放弃了从亲戚、贵族、“孝子”里找，而是选择了“唯才是举”，引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超越了“家事”的选拔制度——科举制。
它和其他的制度有什么区别？
区别在于，它第一次把“治国者一定要懂治国”写进了制度基因里。
就算它也有诸多问题，但它无论如何，比那些根本不考虑治国能力的制度要好无数倍。
于是，从唐宋以后，中国的文化开始不断在科举制下被重塑，国事不再是贵族门阀专享之物，而是每一个读书的地主寒门子弟都有可能染指的东西。“家”开始越来越被解构，而其发展顶点，就是除了皇帝自己以外，其他的大多数官僚都变成了科举官僚。而它的最后一步，就是皇帝本人被革除，将这一套体系推广到整个社会。
中山先生五权宪法为什么要提出“考试权”，革命者为何要引入民主集中制，为什么要恢复高考，为什么要“逢进必考”，因为中国数千年历史最终指向的，就是这样的未来——
校国同构。
一切都要考核，而所谓考核，就是“考量你做这件事的能力”。
不要小看这一句，多少文明和民族完蛋，就是死在了“该有能力的岗位被没有能力的人挤占”上。
还是那句话，“干活的一定要懂干活”。
我们看见，现代中国，本质上是一个超大规模的学校。
学得好的人当老师，学的差的人当学生，老师为学生服务，学生听从老师的教导。同时，每个人也都是比他学的差的人老师，是比他学得好的人的学生。人人都在学习（研究、实践），人人都在考试（考评、kpi、收入、纳税、信用等），人人都在比分。每个阶层每个领域的人都有他们自己的书要读、试要考，分高的才能登位，分低的就下台。
这实际上是“校国同构”，国事是领导的校事，校事是民众的国事。
教员曾说，红军是一所大学校——而革命者拼死换来的这个新国家，正如他们所愿，也成为了一所前无古人的超大型学校。
这不是意外。
不如说，过去的“家国同构”，只不过是在学校规模极小时的特殊形式。人类本来没有学校，最初教导孩子的本就是家长自己，所以过去的家国同构已经隐含了校国同构的萌芽，只是当中国的规模达到亿以上时，才愈发明显。
从根本上，人类面对这个客观世界，就是在不停地“找题”、“解题”。
你就是强行用什么办法把所有人类都养成虚拟世界的神，他在现实世界里的躯体还得面对大自然，还得解“题”。
但凡认可世界是唯物的，就会立刻发现世界就是意识天然的考题。考题永远不会消失，你以为它消失了，其实只是因为你换了个环境，面对了新的考题。
而那些关起房门假装考题不存在的群体，就是在拱手放弃更进一步适应世界的可能性，那迟早会被更早直面现实、直面考题，更适应世界的群体击败，最后还是得往校国同构走
我们常说社会主义的关键是按劳分配，这里的“劳”，从来不是单指生产，而是指马克思意义上的劳——认识世界，改造世界。
因此，对“认识世界”程度的衡量，本就是按劳分配的必由之路。
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马克思意义上）在文化上也必然表现为“校国同构”。
而这同样是儒家军师一体的极度放大版，孔子兴私学的那一刻，一定想不到两千年后，这一当时大逆不道的行为，发展为了整个现代中国的制度基石。
儒家的皮死了，可儒家的骨再也不会断了。
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体制，它看起来和过去的国家有诸多相似，实则在骨髓深处有着根本的不同，它的走法、走向完全不同，而面临的考验也截然不同。
正如古代中国面临的主要考验是篡权、压榨、叛乱等，也就是“家庭分工失衡”，现代中国会面临的问题虽然很多也依然与家事同构，但放到社会统计层面，放到制度层面，则情况截然不同，主要应当从“学校”那里找。
学校会发生什么？
教师光管不教/光教不管；
学生不服管/不想学/学不会；
教的科目完全无用/过于功利；
各科教师之间未形成联动/过度联动而无竞争
学生互相恶性竞争/完全不竞争；
……
这些现象，你都能在现代中国社会上找到对应的同构例子。不解决这些问题，则学校会发生的问题，在国家层面也会发生。
但正因校国同构，“国家面临的问题”本身就是国家领导人这个“学生”面临的“考题”，“进京赶考”并不是单纯的隐喻。
所以，这些问题的关键原因依然是“考试考错了科目”，或者干脆“没考”，而不是“考试本身错了”。
就连“校国同构本身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件事本身，甚至“要不要彻底取缔校国同构”这件事，那也是给文明领导层特殊的考题。反对校国同构的理念本身就是校国同构的一部分。进入校国时代的文明除非被外部敌人或突发事件一锅端了，不然不可能回到校国时代之前，就像孤立系统熵增不可逆一样。因为任何敢于交白卷、撕卷子、甚至离场的人，要么只是把自己逼进了绝路，要么自己找到了新的好考题，然后自己考出了好答卷，成为一个“反叛者”——然后，成功地在旧卷子里加了一道附加题，后来人来了还得再考，或者再尝试搞点创新，继续加新题。
这一点甚至已经得到了制度内化，高端工作的考核本就包括“创新”，社会对政治家、企业家、技术专家、科学家、艺术家等本就有开创新路的要求，不然只会给出一句“模仿者”的评价。也就是说，就连“找到一个原体系不包含的新领域”这件事本身也是一个考题。
你跟中国老百姓说“官僚不给人民服务就该下台”他肯定同意，但你跟他说“考试上去的官僚都坏，以后官僚不考试了，都普选”，他肯定第一个跟你急。
它最完美的一点就是它并不完美，它时刻存在内部否定性，人人都在学，人人都在接受考验，人人都在骂，又人人舍不得退。正因人人都在骂，故人人不想被骂，为了不被骂而拼死拼活地提升自己，将认知水平线反复推高，推高到其他国家望尘莫及的层次。这就是中国人显得平均认知水平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根本原因，不是中国人天生如此，而是校国同构下的必然。
中国人的特殊性，就在于提前了其他国家一千年进入这个阶段，有着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经验厚度。
而正如学校存在的意义是让学生能够离开学校依然保持自主学习的能力，现代中国这个阶段的存在，便是为下一个阶段——全民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为内在驱动而行动的社会，即共产主义社会——而铺下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