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末，中国就业人员总数为7.25亿人。其中，灵活就业人员达2.8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员的38.6%。预测显示，2026年灵活就业人员将突破3.2亿人，占城镇就业比例超过四成。
这意味着，每10个打工人中，就有4个人没有固定雇主、没有固定场所、没有朝九晚五、没有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合同和五险一金。
同时，我们的经济总量仍在快速增长，让大家普遍感觉国家蒸蒸日上，自己的日子却过得捉襟见肘。
根本原因在于，智能化的普及正在一、二、三产业中系统性地排斥就业，使大量人员无法正规就业，无法参与分配，沦为边缘人，“按劳分配”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从企业角度来说，机器人不会累，不会渴，不会生病，不用发工资，不用交社保，他们有无限的动力实施“去人化”操作，灵活就业人员数量还会快速增加。
如果不能及时调整这种生产关系，优化和丰富三级分配体系，就无法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一、智能化推动生产力的发展
2025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40万亿元，比上年增长5.0%。
其中，服务机器人产量1858.1万套，比上年增长16.1%；移动通信基站设备产量536.4万射频模块，增长13.5%；服务器产量597.0万台，增长12.6%。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比上年增长9.3%，高技术服务业企业营业收入增长7.9%，远远高于GDP的增长。
这些数据共同指向一个结论：智能化不是未来的趋势，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它正在以两位数的增速重构中国经济的产业结构和增长动力，物质生产领域对人的直接依赖正在系统性降低。
但是，生产力的飞跃并不会自动带来生产关系的进步。恰恰相反，生产力的飞跃往往会首先加剧生产关系的滞后性——这正是当前所有矛盾的根源。
生产力的飞跃本应造福所有人，但在现有的生产关系下，它首先表现为对就业的系统性“排斥”。
智能化对就业的影响，并非简单的“消灭工作”，而是替代、创造和就业结构巨变同时并存。在当前阶段，替代效应远远压倒创造效应，这是就业萎缩的直接原因。
在第一产业，智能化正在用数据替代经验、用机器替代体力。无人拖拉机、自动驾驶插秧机、无人机植保等技术逐步普及，大幅减少了对传统播种、施肥、喷洒农药、收割等体力劳动的需求。自动化农业设备的应用倒逼农业劳动者通过学习、培训等方式提高自身技能水平，但那些无法完成技能升级的劳动者则被直接挤出。
年轻人学习能力强，能不能再来一次“上山下乡”，让年轻人回乡创业呢？很难。
年轻人面临着三大难题。
一是农业正在工业化，你要买齐智能化的农业设备，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一些种粮大户的装备以千万甚至以亿计，这不是一个可以普遍复制的路径；
二是农业附加值低，年轻人面临买房、结婚、生子的压力，一年挣一万块钱，他们永远也结不了婚，不如出去打工，甚至不如送外卖；
三是富裕地区人多地少，很难规模化，欠发达地区条件恶劣，有规模但产出低，都很难吸引年轻人。
在第二产业，这是智能化排斥就业最剧烈、最典型的领域。装配线重复作业员的替代率超过65%；标准化质检员的岗位被AI视觉检测（准确率达99.9%）所取代；仓库分拣员的工作被AGV机器人（效率提升400%）所替代。
更令人警醒的是长远趋势。到2025年，中国制造业所需就业岗位达到1.5亿个，但其中35%的就业岗位由机器完成，劳动力较2019年反而减少了20%。
这意味着，制造业岗位的绝对数量在增长，但人的岗位却在减少——机器正在“吃掉”人的就业机会。
在第三产业，智能化影响更为复杂，也更为深远，从一、二产业被挤出的人员大量进入第三产业，即灵活就业，而他们又面临着智能替代和平台化的双重挤压。
智能替代在第三产业中正在大量消灭电话销售、客服代表、文书助理、初级会计等岗位，总需求在减少。
平台凭借其规模化和信息优势，对传统线下模式形成冲击，挤压了传统中小商家和线下个体户的生存空间。其创造的岗位多为灵活就业形态，平台通过“众包协议”、要求注册“个体工商户”等方式切割法律关系，使得平台从业者不被认定为传统“劳动者”。
从业者没有最低工资、带薪休假等法定权益，“四季无休、三餐不定、两腿不停”是常态。在遭遇工伤、疾病时，他们获得的社会保障严重不足。
2025年，我国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参保率不足40%，养老保险参保率仅约两成，大量新业态劳动者游离于保障体系之外。人工智能的替代效应进一步冲击稳定的劳动关系，他们处于“有劳动无保障、有收入无权利”的状态——这正是“排斥”的最终形态。
我国实行三次分配制度，一次分配遵循市场原则，绝大多数人的收入是工资性收入；二次分配是转移支付，就是国家为了帮助欠发达地区的政府运转和民生保障，通过税收和对口帮扶，实现地区发展的相对平衡；三次分配是道德分配，就是希望有钱人能够帮助穷人。
但在智能化时代，三次分配明显失灵。
在一次分配中，高技能劳动者工资增幅远远高于低技能群体，智能化还系统性地将财富从劳动者手中转移到资本所有者手中，更不要说被挤出分配系统的人群，根本没有参与分配的资格。
二次分配本质上是劫富济贫，更是雪中送炭，是防止欠发达地区被富裕地区落得太远的重要举措。2025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1.60万亿元，中央对地方一般公共预算转移支付合计10.3万亿元，转移支付已占一半，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这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
但“富”的创造能力也决定了“劫”的上限。如果过度征税导致东部经济失速，整个转移支付体系都将失去水源。
第三次分配——高收入人群在自愿基础上以募集、捐赠和资助等慈善公益方式对社会资源和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在智能化时代更是杯水车薪。
2025年，中国年度慈善捐赠总额首次突破 2000 亿元，不到转移支付的2%。
指望亿万富翁的善心来解决分配不平衡，既不现实也不可靠。
三次分配理论预设了一个前提：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能够在相对公平的框架内运作，三次分配只是“有益补充”。但在智能化时代，这个前提已经崩塌。
初次分配本身正在产生前所未有的不平等——智能化的效率红利向资本端的集中是结构性的、系统性的；再分配受制于全球竞争和国家能力的边界，近半的公共预算转移已达极限；三次分配则受制于自愿性和规模的天花板。
三者叠加的结果是，传统的“三次分配”框架缺乏应对这一系统性挑战的理论工具和制度资源。
四、内外增长的约束
那我们把内需的蛋糕做大行不行呢？也不行，因为产业竞争正在进入技术密集化、资本密集化、资源密集化的时代，产业只会越来越集中，地区发展不平衡只会加大，不会缩小。
人工智能、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等技术密集型产业，天然倾向于集聚在人才储备充足、基础设施完善、资本市场活跃的东部沿海地区。这意味着，智能化创造的高技能、高收入岗位，主要集中在东部。
劳动密集型产业面临双重挤压。中西部地区长期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吸纳就业，但这些产业正面临双重挤压：一方面，智能化使这些产业本身加速“去人化”；另一方面，全球产业格局变化使低端制造正在加速向外转移。
做大内需不行，扩大外贸行不行呢？也很难。
中国已是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2025年，中国与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实现了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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