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木:“重商主义”与“自由贸易理论”的危害及“GDP”统计方法的误区|2026-07-29

最近研究货币与财富的问题，追根溯源，找到了欧洲的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理论，再读世界史，有点想法，与同行分享。

一

对当代西方经济学影响最大的莫过于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理论。重商主义将财富等同于金银货币，一味追求贵金属流入；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跳出了这一框架，他认为国民财富是一国每年产出商品与服务的交易总量，财富源自劳动分工，推崇全球商品生产分工，以利润与贸易总量作为衡量标尺。英国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就是重商主义的升级版。后者以货币积累为财富积累的标志，前者则以苛交易的商品总量——而不是商品结构——为财富的标志。二者存在共通的盲区，即只关注经济总量表面优势，忽视产业结构带来的深层影响。

斯密的国际分工理论看似机会均等，实则暗藏结构性陷阱。在近代欧洲格局中，英国率先站稳工业赛道，而法国以及众多殖民地长期被锁定在农业、原材料供给环节。自由贸易体系之下，先期拥有实业优势的国家如英国持续占据产业链优势地位，后进地区很难自主培育本土工业，这也是李斯特重点批判古典自由贸易理论的核心依据，也正是李斯特的理论，德国一直坚持重工业优先路线。二战前魏玛共和国时期，曾搞过一段时间很短重商主义的路线主导下的虚假繁荣，吃亏后反激出了以军工为主的纳粹德国。斯密学说的隐蔽逻辑就是：你可以有（GDP）总量，我必须有武装。要武装就得有高科技和重工业。列宁注意到这一点，1920年，苏俄社会主义政权建立不久，他就提出：

社会主义的唯一的物质基础，就是同时也能改造农业的大机器工业。但是不能局限于这个一般的原理。必须把这一原理具体化。适合最新技术水平并能改造农业的大工业就是全国电气化。《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49页。

英国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就是重商主义的升级版。后者以货币积累为财富积累的标志，前者则以苛交易的商品总量——而不是商品结构——为财富的标志。英国人在规避了重商主义和自由贸易危害的同时，却不忘以邻为壑，将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学说精心包装后，明里暗里推送给包括美国[1]在内的世界各大国，鼓励他们接受符合重商主义要求的政策选择。再加上亚当·斯密的分工理论，按他的理论，商品生产国不必进行产业升级，也不必追求新质生产力，只需要提高本国商品交换价值的总量（GDP），安分守己就可以了。如此一来，英国经济和国力就会在世界体系中保持优势地位。为此，19世纪德国经济学家、历史学派先驱弗里德里希·里斯特[ 2]运用历史的方法，对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提出批判。

早期美国之所以与英国为敌，是由于它要走老师的路。不承想，崛起之后的美国，也在英国的鼓励下不自觉地掉入重商主义+自由贸易的“温柔乡”，并因此重复英国衰落的旧途。今天总结这些历史经验教训是绝对必要的。

二

后世通用的 GDP 统计范式，延续了斯密体系这一短板：它仅核算市场交易价值的总和，不对产业属性、再生产能力加以区分。正如战乱环境中的乌克兰，军火制造、殡葬相关产业能够显著抬高 GDP 数值，然而这类消耗性产业无法积累民生资本、构筑可持续的国民经济根基，单纯依靠总量数据，显然不能判定国家实现真正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