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归来
惟有中华

李晓鹏博士:建设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中国文化软实力|2019-07-22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个看上去很“讲政治”的题目。为什么要起这个名字呢?这“三个面向”,现在咱们年轻人可能有的不知道了,但是老一辈人肯定知道:这是邓小平的提出来。

邓小平的“三个面向”是针对教育改革提出来的,完整的原话是:中国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今天我讲中国文化软实力,又把这“三个面向”搬出来,还是有针对性的——在建设文化软实力过程中,有一些我们需要防范的问题。现在有些人因为中国的崛起,开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过度解读,糟粕和精华不加区分的搬出来加以推广。试图把中国在21世纪的今天向全世界推介的文化,搞成“面向古代,面向过去,面向我们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文化软实力”,以狭隘和落后的思路来解读中国的文化。意思是说,中国在经济上崛起以后,文化建设的方向,就是把中国古代的那一套东西推向全世界,这样就可以有助于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打造我们的文化软实力。

我认为,这个方向基本上是错误的。

我来讲一下我认为什么是中国文化的真正的精髓。我一直以来在提一个建议,就是我们在国外设立推广中国文化的学院,不要叫孔子学院。因为孔子无法代表中国,我一直提议它应该改个名字——汉唐学院。汉唐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两个朝代,汉唐是什么人做起来的?是一群革命家和实干家做出来的。中国文化最繁荣的汉唐时期,都不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的。儒家学思想根本就不能够代表中国文化。

孔子生活在战国时期,当时没有什么人理会他。汉唐所是奉行主流意识形态,是以法家思想为指导的。汉朝建立之初,大臣陆贾经常给汉高祖刘邦讲儒家经典,刘邦很反感,认为自己的天下“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反问:“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刘邦表示赞同。这个事情被后来的儒家学者大吹特吹,好像从此以后儒家思想就成了汉朝的立国意识形态。但这个事情,无非就是说皇帝愿意用一些儒家学者来做一些事情,并不代表儒家思想成为治理国家的指导思想。现在很多人有误解,认为至秦汉以来一直到明清都是儒家意识形态统治的时代,这个观点基本上是错误的。

从秦汉一直到开元盛世之前,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政府的主流意识形态指导思想,都不是儒家思想,而是法家思想。以法家为治国的核心理念,儒、佛、道为辅。也就是汉宣帝所说的“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汉武帝看中儒家大佬董仲舒,最后也没让他进入中央决策层,而是排到地方上去给藩王当老师,教育藩王不要造反。武帝的核心班底霍光桑弘羊主父偃等人没一个儒家学者。真正把儒家思想推向巅峰的是唐玄宗,他把孔子封为“圣王”。在唐朝中前期,科举考试一年才录取10—20个人才来做官。虽然这些人是儒家的徒子徒孙,但是真正统治国家的精英是谁呢?还是打天下的那帮农民起义的领袖以及军事贵族。所以儒家思想真正成为中国主流的意识形态是盛唐以后的事情。

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以后,唐朝就开始走下坡路了。真正在儒家思想成为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时期,是唐朝的落败期、宋朝以及明朝这些阶段,实际上相对来说是中华文明走下坡路的一段时间。宋明时期都是儒家思想为指导思想,但是宋明也是我国历史上两个完整的亡于北方少数民族入侵的王朝。所以儒家思想不能说它代表了中国文化,也不能把孔子推到可以代表中国文化的高度上。

否定了儒家思想代表中国文化的权利。我们再来看,中国文化的强盛来自于什么?我的看法是:来自于基于世俗伦理和家国情怀的牺牲和团结,绝对不是来自于儒家。

中华文化的精髓,我总结了三点,这三点在儒家思想里面都有所体现,但是它是又高于儒家思想、早于儒家思想,而且在其它非儒家流派中也有体现。一个叫世俗价值,一个叫家庭伦理,一个叫集体主义。什么叫世俗价值?中国从商周时期开始推行宗法制,就以世俗的王权取代了宗教在社会当中所的地位。我们古代是奉行宗教信仰自由的,但是政府的权力一定高于宗教,宗教领袖是不许干预世俗政权的。所以从商周时期开始一直到现在,中国都是一个世俗化的思维。我们强调人的世俗生活,在中国人看来,人幸福的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价值高于宗教原则?高于为神的彼岸世界所作贡献、所作牺牲的价值。这个是中华文明,相对于西方神教文明——不管是基督教文明,还是伊斯兰文明,还是印度文明——最根本的一个区别。

在强调世俗价值之后。在世俗权力和世俗化意识形态的统治之下,中华文明的根基在哪?在家庭伦理中。中国人的文化理念,通过来自家庭的教育和训练,让一代一代人来传承。在这个基础上把家庭伦理加以放大,化“家国”为“国家”,可以为之作牺牲、作贡献,强调集体主义精神。所以,中国人最杰出最受尊重的不是神棍,而是实干家,是勇于为了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英雄人物,这才是中华文化的核心。百家学说当中的某一派不能代表中国,在汉唐强盛时期结束之后才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尤其不能代表中国。所以最好还是以“汉唐学院”的说法作为中华文化对外的代表。汉唐是什么?汉唐是所有杰出的中国人,包括儒家学者,还包括一些革命家、一批武将、农民士兵等等,共同努力奋斗,创造出来的一个人人类古代文明的奇迹。它是中国人共同的奋斗与智慧的结晶,孔子无权代表中国,中国对外推广文化和国家形象的标志,也绝对不应该用孔子。

现在,由于我们错误的理解了中华文明的精髓,在推动中国文化复兴和走出去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个很严重很错误的方向,就是推崇宋明儒学。在中国崛起以前,中国很注重学习西方先进的技术。但现在中国崛起了,我们成长为了大家,很多人就觉得西方不怎么样,于是又把很多陈旧的东西翻出来,比如女德班、国学班、建宗祠等等,大开历史倒车,把女德、宗族这些糟粕的东西拿出来,反对男女平等、反对个体自由、反对转基因等科学技术的推广,群魔乱舞,严重阻碍国家进步。所以我今天强调:要建设中国文化软实力,一定要重申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不能把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重新搬出来。中国走向世界的文化,必须是面向现代化的文化!

现代化是人类的共同命运,从农耕时代走向工业化时代,从工业化时代走向信息时代,这是人类最大的共同命运,它不分东方西方!东方文化也可以是面向现代化的文化,而不是只有三纲五常、《易经》、《道德经》。中国文化软实力崛起的代表不是拍《甄嬛传》,不是在孔庙祭孔,而是《流浪地球》和《三体》。中国文化软实力崛起的代表是以最先进的文明、最新的艺术表现形式刻画现代科学,并且与中国人的精神结合起来。其中有一些元素是我们所特别擅长的,比如家庭伦理、勇于牺牲和世俗价值。在《流浪地球》这个故事中,我们要把整个地球搬到别的星系去,靠的就是团结一致和勇于牺牲。把这些价值观很好地和现代化的形势结合起来,这才是中国文化软实力崛起的根本性的方向,对中国文化的使命也至关重要。我们要把将优秀的文化与先进的互联网、人工智能、人类个体的自由和思想的解放,这些普世价值、这些现代化的产业结合起来,这样我们的文明才能够真正走向世界,才能够构建人类命运的共同体。

中国应该向世界推荐的不是孔子学院,应该是汉唐学院。重点不要宣扬儒家道德。中国人讲究仁、义、礼、智、信固然是好的,但是哪个国家不讲究这些呢?所以我不认为它有什么特别,能够足以代表中国文化的历史。更糟糕的是,在对外宣扬中国传统道德时,三纲五常、二十四孝等文化糟粕也常常掺杂其中。

我们现在应当向外宣扬的不是这些内容,应该宣扬什么?

首先是理性化的政府治理经验。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起理性化治理的政府的国家,以一层一层的中央集权制往下治理。虽然有腐败、独裁等缺陷,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政府在理性地治理一个庞大的国家、建立职业的政治家体制方面,有着几千年经验。当今世界局势动荡,恐怖主义层出不穷,难民四处逃亡。所以我们才说,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时代,我们只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繁荣强盛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理性地治理政府、治理国家。这一条经验是值得全世界各国学习的,中国有很多很好的东西,包括我们这一轮反腐败。美国人都说美国也应该成立中纪委,因为官员腐败太严重。

中国在世俗方面也要有信心,敢于向全世界推销我们的世俗文化理想,世俗生活高于宗教生活,这是我们敢于向全世界讲的。宗教是对世俗生活非常好的一个补充,我们提倡宗教自由,但是反对宗教思想过多地干预司法行政、个人的婚姻自由等世俗的生活,应当推广的是勇于团结、勇于奉献、勇于牺牲的集体主义精神。当今世界恐怖主义的根源在哪里?就是一些极端化的宗教思想。为什么中国现在能够有力地抵御这种恐怖主义,相对来说能够一定程度免于恐怖主义的威胁,中国的文化传统中世俗化的生活价值勇于向这些极端的宗教说不,人民底层基本的这种文化理念能够抵御极端宗教思想的入侵。

中国人讲究负责任的家庭教育,负责任的压力来自于我们世俗化的生活理念。中国人的家庭教育,中国文明传播这么久,家庭是很重要的,甚至是最核心的。那么我们的家庭教育跟西方一神教文明下的家庭教育有什么区别?我讲一个故事:有一次,跟一些朋友吃饭,他说他们家小孩特别聪明,但是经常犯懒,父母就逼着他学习,他就是不学习,然后还跟他父母讲道理,他说:“你把我生出来,你不就是希望我快乐吗?但是现在做作业我就不快乐了,对不对?”父母说:“我们希望你将来快乐。”他就说“你怎么知道我将来会不快乐?这么长远东西你们可控制不了,说不定我五年以后我就出车祸我死掉了,或者说将来我遇到什么大的变故了,但是现在我18岁以前你能够控制我,你就让我吃好了,喝好了,玩好了,不让我做作业我就快乐,这样你至少能保证我18岁以前快乐。”

小孩子说的这个话好像还有些道理,是不是?你不小心还真的要被孩子带沟里去。但是这个道理是错的!为什么?一个根本的问题,父母对孩子的责任是不是就是让孩子快乐?不全是。为什么?这就是我们世俗主义和宗教主义的一个重要区别。西方人讲究什么?他信上帝,他说这个孩子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我就要把他宠得开开心心的。那么中国人讲究什么?讲究人是社会中的一个成员。父母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来,你除了有责任让他感到快乐,你还必须对这个社会负起责任。你要教育好你的孩子,如果你这个孩子没教育好,任凭他去杀人放火,对其他人犯下罪行怎么办?孩子长大以后,要对社会作出贡献,不能危害社会。这是父母的责任,也是他们管教孩子的权力来源。所以说,中国人讲究父母对自己的子女既有权利也有义务,同时会有责任。既有责任让他快乐,又有责任让他长大成才,将来能够为社会作出贡献,不做出反人类、反社会的事情。因此有必要对他进行严厉的教育,而不是说我只有责任,让你18岁之前过得幸福快乐。

你把这条想明白了,就知道为什么中国的父母需要如此严厉地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传承我们中华文明。我们可以向全世界讲清楚,我们中华文明这些非常优秀的地方,推广我们高效的政府治理、以及我们世俗化的幸福生活、我们勇于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我们负责任的家庭教育。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就是这么传承下来的。不是靠儒家传承的,儒家统治中国的,宋朝被金和元灭了,明朝被满清灭了,最后恢复中华的朱元璋等农民起义英雄不是儒家学者、共产党也不是儒家学者,所以,中华文明要是靠儒家,那中华文明早断绝了。中华文明要长久,不仅不能主讲儒家,还要深刻批判儒家,认清它的危害和错误。我们要将从商周汉唐开始就有的真正伟大的中华文明精髓,跟我们最现代化的东西、科学技术的进步结合起来,包括个人的自由、思想的解放等(这些我们现在也完全认可的近现代文明)结合起来,这样才能够真正增强中国文化的软实力,中国的文明才能更好地指向世界,中国的文化才能真正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以我一开头就说,我起了一个很政治正确的题目: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什么今天重新把邓小平这三句话捡起来?是为了避免有些“妖魔鬼怪”又蹦出来了,说中国现在强大了,那么就是把这个儒家思想,还有古老的《道德经》、《易经》,以及不知道谁瞎编的什么《黄帝内经》这些真假老古董捡起来吹得很高,好像全人类的智慧都在当中。说什么我们终其一生也都参不透《易经》,它里面讲了非常高深的道理——千万不要有这么幼稚弱智的想法。不管《易经》也好,《道德经》也好,作为中华文明的经典,它们固然有自己的价值,但是它们代表的是在农耕文明时期,即人类文明在蒙昧时期,人们对自身的最初步的认识。其实里面的一些内容是幼稚的简单的,还有一些迷信的错误的,而且迷信和错误还占了很大比例。大家在小学初中了解一下、学习一下就可以了,主要的精力不要放这个上面,不要把它抬得太高。主要精力应该放在学习现代科学文化知识,掌握人类最先进的文明。就像《流浪地球》里一样,我们应该尽可能率先创造出重聚变离子发动机,能够上火星、上月球,这才是最重要的,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一个方向。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你不是专业研究者,我认为你不要花时间再去读什么儒家道家经典,你有时间去读什么四书五经、道德经、易经,不如花时间学点数学、物理、计算机技术,对中华文明复兴的功劳更大,就算自己用不上,用来教教自家小孩,将来给国家培养个优秀的科学家、工程师、程序员,也好。中小学生应该了解一下古代文化,学习中国历史,培养国家意识,但是,主要精力还是应该用来学习数理化、计算机、人工智能。

我讲这些,不是因为我是理工科出身。相反,我是背景很纯粹的文科生,高中学的文科,本科学的法律,硕士博士学的经济学。我现在最主要的工作是撰写《从黄河明道“一带一路”》这一套重新梳理中国历史的书。我的学习和工作经历都跟理工科无关。我写这个书的目的,是要恢复我们中国人对自己的历史、自己的文化的信心,不能盲目崇拜西方,尤其是不能迷信西方的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我是写这本书,还有一个最基本、最清楚的原则,那就是:回顾历史是为了向前看!回顾历史一定不是为了把历史推上神坛,说前人做的事情我们已经无法超越,中国历史是一个无穷无尽的宝藏,一辈子就费尽心思恢复到汉唐,一切的制度都向古代学习,中国就复兴了。当然不是这样。研究历史最终是为了向前看,澄清一些我们对历史的错误的认识,把它看得更清楚,但你看完之后一定要回过头来,向前看。《从黄河明道“一带一路”》第三卷马上就要出版了,之前的两卷都是讲的古代史,这一卷已经讲到近代了,而且有了世界史的内容。中国在近代落后挨打的事情,是让我非常痛心的。核心的原因主要就是两个,一个是儒家理学思想的毒害,让中国人丢带了宋以前的优秀传统,让中华核心文明先后被蒙古和满清毁灭,另一个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缺乏抽象化理论化的科学体系,应用技术很多很先进,但始终没有形成理论体系。中国革命和建设成功最大的结论,就是要反对以儒家理学思想为代表的糟粕毒害和努力学习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为我所用。把这两点做好,同时继续保持我们几千年来的世俗化价值观、家庭责任感和集体主义牺牲精神,中华文明才会真正走向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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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晓鹏博士,主要著作有《从黄河文明到一带一路》第一卷、第二卷、《重现伟大中华史》、《中国崛起的经济学分析》、《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国的产业规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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