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万历的账本
万历朱翊钧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位皇帝,在大明话事人的位置上熬过了48年,比天天修仙妄图长生的嘉靖还要多三年。
朱翊钧六岁被立太子,他爹隆庆帝就是《大明王朝1566》里的那个裕王,算是一位不错的皇帝,但隆庆在位仅5年,35岁时便早早过世。正史从未记载他的死因,现存史料里,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相对可信度较高,书中说隆庆帝性生活太放纵,长期大量服用壮阳药,把身体给搞垮了,所以才突然暴毙。

沈德符不是普通人,他爷爷和老爸长期在礼部、翰林院任职,能接触内阁文书、邸报,也能打探到各种内部消息。而沈德符自己出生成长在北京,虽然40岁才中举,也没有出任大明高官,但他在北京人脉多、路子野,写史书治学态度又严谨,不搞八卦段子,史学界对比大量资料,认为他的《万历野获编》是明代最靠谱的私人笔记之一,属于第一流史料。
考虑到官方对于隆庆帝的死因遮遮掩掩,具体是啥重症一个字不记,沈德符为人又比较可靠,我个人认为,隆庆帝35岁纵欲而死的说法是相对可信的。
插一句题外话,《万历野获编》还记载了嘉靖朝首辅夏言和名将曾铣的死,是因为当时陕西登城山崩,崩字对皇帝不吉利,嘉靖咨询神棍陶仲文怎么看这事,陶仲文说这事对皇帝大凶,只能杀一将一相转移灾祸,暗示要杀首辅,嘉靖就找了个理由杀了夏言和曾铣,夏言便成为明朝唯一被公开斩首的内阁首辅。
正史都没有提迷信这件事,说的是夏言屡次顶撞小心眼的嘉靖,嘉靖一直记恨,因夏言支持曾铣收复河套地区,嘉靖以“首辅勾结边关大将”的罪名杀了他俩。
我觉得正史野史说的都是事实,正是因为夏言得罪了嘉靖,嘉靖心胸极小又十分迷信,碰上山崩去问神棍,神棍跟严嵩有利益勾搭,便一起作局暗示杀夏言。嘉靖这种睚眦必报的人,正愁一个杀人的理由说服自己,心理关一过,才找理由狠心杀了夏言。
看到《万历野获编》里的故事,忍不住多嘴了两句不相关的事,咱们继续说万历。
隆庆帝死的那年,朱翊钧年仅9岁,放现在才读小学三年级,纯纯一幼稚小男孩,所以47岁的内阁首辅张居正亲自做他的老师,天下大事,实际也由张居正在管。
张居正通过“考成法”给官员们定KPI,又通过“一条鞭法”,将名目繁多的赋税徭役合并,统一征收银两,解决了前几任皇帝留下的财政问题,政绩极为出色,必须先重点表扬。
但张居正对翊钧哥的教育,是不太成功的。
翊钧哥那时年幼,张居正对他管得过于凶狠严厉,在人格上对他屡次打压,在私德上逼迫他做清教徒,还让太监冯保常年监视翊钧哥,读书偷懒、举止不端冯保都要打小报告,使翊钧哥打小就极畏惧张居正。
1582年张居正57岁时,因痔疮手术术后大出血,叠加其它原因,死于消化系统功能衰竭,万历翊钧哥此时已19岁,便接过张居正的担子开始亲政。
张居正刚死之际,翊钧哥本来还挺伤心,后来才得知张居正私生活奢靡好色,有一妻七妾,而张居正却在翊钧哥面前一本正经,强迫他禁欲。
十年来张居正一直在狠狠敲打翊钧哥,最让翊钧哥伤透心的,是他17岁宠幸宫女,冯保便向太后和张居正告密,害得翊钧哥被罚跪6小时认错并下罪己诏,实为毕生之耻。张居正还常常为了一丁点小事就联合太后,当着众多大臣的面呵斥自己,翊钧哥常吓得瑟瑟发抖,跪地求饶,活得毫无个人隐私和皇帝尊严。
每当想起张老师无数次架空自己的权力、践踏自己的尊严、打压自己的人格,他自己私生活放纵还不断压迫别人,翊钧哥就会越想越痛苦、越想越恼怒,多年压抑反弹,愤怒猛然间爆发出来。
张居正死后半年,翊钧哥先把爱打小报告的冯保抄了家,送去南京给祖上守陵,冯保又惊又怕,当场病死在那里。第二年翊钧哥就动手收拾张居正家人,反正张居正确实也没少拿钱没少压制过别人,有的是官员不断弹劾他,翊钧哥随便从弹劾中抽出几条,“欺君蔽主、构陷辽王”啥的,削夺了张居正生前死后的官阶封号,剥夺了他儿子们的官职。
张居正死后两年,21岁的万历气还没消,正式抄了张家在荆州的家产,又把其家属全部流放。
抄家并不是影视剧里演的那样,官兵冲进屋把所有东西搬走那么简单,负责执行的刑部右侍郎丘橓(shùn)本就痛恨张居正,又知道小皇帝的心思,抄家的队伍还没到荆州,就先让荆州知府和江陵知县把张家大门封死,不准任何人出入,导致张家断水断粮。
十天后抄家队进入张家,已经有17人活活饿死渴死,尸臭几里外都闻得到,部分尸体已被家里饿狗吃了。
丘橓并没有因此放过张家人,继续拷打张居正长子、原礼部主事张敬修,张敬修被折磨得难以忍受,上吊自杀。丘橓又去折磨张居正三子状元张懋(mào)修,张懋修两次自杀没死,还被打成重伤。
张家没死的人,除老母外最后都被万历流放到了广东雷州徐闻,他们到徐闻后过得极惨,张居正次子双目失明,其妻投江自尽,三子发了疯,全家人最后基本都在徐闻穷困至死。
万历查抄冯保家,共查出黄金数万两、白银一百多万两、珠宝玉器、宅第田产无数,金银加起来,约合2026年10-20亿人民币(不精准),加上所有财产,约有大几十亿资产。
查抄张居正家前,丘橓预估张家有200万两白银的总资产,约合今天小几十亿人民币,但实际只查抄到黄金一万两、白银12万两,北京房产总值约1万两白银,珠宝玉器田产不多,所有财产约合今天6-8亿人民币(也不精准),在历朝首辅中属中游水平。以张居正当时的滔天权势,他真想搞钱,肯定比冯保有钱得多,说明张居正生活奢侈,但并不算贪财。
小皇帝把查抄来的这些财产,绝大部分都划入到内帑,即自己的私人小银行,并没有归入到太仓银。
这一年是1584年,此时距离万历驾崩,还有36年,距离大明灭亡,还有60年。
内帑与太仓银,便是我后面重点要讲的两样事物,我将由此开始,带大家一起理清明朝的财务数据,尤其是万历的财务账本。
下面将出现的明朝数据,来自《明实录》《万历会计录》《明史·食货志》,以及《明中叶后太仓岁入岁出银两的研究》(全汉昇、李龙华)、《太仓库与明代财政制度演变研究》(苏新红)、《边镇粮饷:明代中后期的边防经费与国家财政危机》(赖建诚)、《江南的早期工业化》(李伯重)、《明代白银货币化与中外变革》(万明)等权威学术成果,所有数据均经过交叉验证,可能有误但应该不会有大错,大家可放心食用。
明朝早期是没有内帑与太仓银这两个概念的,当时白银流通并不广泛,国家收税以宝钞加实物为主,包括粮食、布帛、金银等。
以当时的交通条件,只能小部分统一收归中央内库,大部分实物直接存留在地方上,给当地官员用来发放地方基建支出、公务员薪水、日常开支、地方驻军费用等——大明早期的财政分配,是70%留在地方、20%归京通仓和九边仓(就是京城和九边的仓),只有10%入了中央。
而宝钞是明初发行的法定纸币,全名叫大明通行宝钞,从洪武八年(1375年)正式发行,明初强制流通,朝廷发俸发饷、百姓交税、市场交易都用宝钞。
但明朝的金融制度水平很低,朝廷滥印宝钞,不以对等的白银或实物兜底,宝钞一路贬值。洪武初期一贯宝钞抵一两白银,永乐年间就只值二三钱白银,正统前后跌到10文钱,60年时间贬值到跟废纸差不多,朝廷收税带头不收宝钞,老百姓也不敢用,市场流通回到铜钱、白银、实物交易。
大明前60年,皇帝自己的私人银行、国家的户部银行是不分的,两边银两财物随便调用。明英宗朱祁镇在1436年决定分家,把每年江南、湖广、河南、山东用运河运往北京的粮食实物(漕粮),折算成100万两金花银进自己口袋,从此明朝皇帝正式有了内帑,户部不允许碰这笔钱——这个金花银,是指含银量100%的好银子,因为打磨后有细碎银花光泽,所以叫“金花银”,用来区别市面上普通成色较差的白银。
六年后户部正式建“太仓库”,收取全国各地折银、盐课、关税、实物,跟皇帝私人银行分开算账。
早期太仓库主收粮布丝钞,每年现银很少,就二三十万两白银,正统后因为宝钞疯狂贬值,官府将部分税源,比如边粮折银、盐课、钞关等改收白银。至成化中后期,太仓银每年能收100万两,弘治中后期时,太仓银每年能收120-150万两,嘉靖早期每年能收200万两,隆庆每年能收250-300万两,张居正改革后,交到万历翊钧哥手里的,是每年400-450万两收入的太仓银库。
皇帝内帑的收入,也在各位话事人手里接力攀高,最初就漕粮那100万两金花银,后来加上盐利、皇庄、罚没收入,正德时年入250万两,嘉靖早期年入400万两,至万历翊钧哥时,每年内帑年入达到了300-500万两。
前面说冯保和张居正被抄家,绝大部分财产都划入到内帑,就是皇帝把他俩财产收归个人所有,光这两笔罚没,就让万历大概赚了相当于今天七八十亿人民币的收入。
内帑收入不断走高,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个皇帝直接到太仓银拿钱。
成化十七年,即1481年,朱见深做了个很坏的表率,从太仓银取走三分一入内帑给自己花,这是公然调走国家资金私用,也是明朝官方记载的第一次皇帝挪用公款,官员们一点办法都没有,阻止不了皇帝胡作非为。
之后从弘治、正德、嘉靖、隆庆、万历,一个个都张开手找太仓库要银子,动不动划走太仓库三分之一的白银给自己用,使国家财政常年处于紧张高压状态。
明朝皇帝不断提高内帑收益、窃取国家公款,主要是为了满足个人生活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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