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深秋，韩国古典文学翻译院宣称，若要完成现存朝鲜王朝时期汉文典籍的全面韩译工作，即便动用全国所有相关人才，也要超过500年。
同年，越南河内文庙的国子监遗址前，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小学生在老师带领下参观，可惜碑上镌刻的进士名讳全是汉字，老师拿着拉丁化的“国语字”对照表念得磕磕绊绊，孩子们更是如同看天书。
而在日本，2000年11月4日黎明，《每日新闻》的隐藏摄像机拍下了考古界“神手”藤村新一在上高森遗址偷偷埋入石器的画面——他花了20年，用一把铲子为日本“挖出”了70万年的虚假历史，写进了教科书，骗了整个国家。
这就是日韩越三国“去中国化”的荒诞缩影。
一、“小中华”与“真中华”：清兵入关后的精神地震
1644年，清兵入关，明朝覆亡。对朝鲜、日本、越南而言，这不只是王朝更替，而是精神地震。在儒家“华夷之辨”框架下，满清被视为“夷狄”入主中原。三国精英不约而同得出一个结论：中原已沦为“夷狄”之地，中华文明的正统，该由我们来接了。
朝鲜半岛的反应最为执着。朝鲜士人坚持沿用明朝崇祯年号达数百年，《朝鲜王朝实录》中充斥着对清朝的鄙夷。
越南阮朝明命帝则直言：“我越之人，实为中华之遗民。”朝鲜和越南的姿态，是典型的“小中华”——承认中华文明的正源在中原，但如今中原已“死”，我们才是继承衣钵的人。
但日本走得更远——它连“小”字都懒得要，直接以“真中华”自居。
江户时代儒学家山鹿素行（1622—1685）在1669年完成的《中朝事实》中，系统构建了一套“日本中华论”。这本书称日本为“中华”“中朝”“中国”，称中国本土为“外朝”。山鹿素行的逻辑是这样的：中国自春秋以来屡次篡位弑君、改朝换代，已失“礼”；且多次被北方夷狄征服，“终削其国、易其姓，天下左衽”。而日本呢？“不曾受夷狄侵略，且有二百万年以来万世一系的皇统，守礼守义”——所以日本才是真正的“中华”。他甚至搬出地理学论证：“万邦之众，唯本朝及外朝得其中，而本朝神代，既有天御中主尊二神建国中柱，则本朝之为中国，天地自然之势也。”
山鹿素行甚至宣称：“愚生中华（指日本）文明之土，未知其美，专嗜外朝（指中国）之经典……何其放心乎，何其丧志乎！”——翻译成大白话：我生在“中华”（日本），却去崇拜“外朝”（中国）的经典，我真是瞎了眼！
山鹿素行并非孤例。
儒学者林春胜父子所辑的《华夷变态》一书，书名本身就体现了这种立场。日本学者普遍认为清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沦为夷狄”。
松宫观山也写道：“窃为本邦之古，文献大备，海内丰足，自称中州，指彼为西藩。”你要说他们是“小中华”，他们还不乐意——人家觉得自己就是“中华”，中原那个早就不是了。
这正是“去中国化”的精神原动力。三国之所以争当“中华正统”，恰恰因为他们极度认同中华文明的价值——他们争的是衣钵，而非否定文明本身。
这与19世纪以后的“去中国化”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是“争正统”，后者是“彻底切割”。
二、日本：“脱亚入欧”的半吊子工程
在所有“去中国化”案例中，日本最狡猾，也最拧巴。它既不像韩国那样彻底废除汉字，也不像越南那样改用拼音，而是选择了一条“留着用，但不认账”的暧昧路线。
日本的“去中国化”始于思想层面。
1885年，福泽谕吉发表著名的《脱亚论》，赤裸裸地叫嚣：“我国虽地处亚细亚东端，但国民精神应脱离亚细亚之顽固旧习……与恶友为伍，难免恶名。”这里的“恶友”，指的是朝鲜和中国。
这种逻辑为后来的侵略战争提供了荒诞的理论遮羞布——既然中国是“恶友”、是“落后”的象征，那么日本武装入侵就变成了“拯救”和“提携”。
但讽刺的是，福泽谕吉本人是汉学功底深厚的知识分子，他一边拿着汉字写文章，一边咒骂汉字文化圈。这种“端起碗吃饭，放下碗骂娘”的双标，奠定了日本至今在文化身份上的精神分裂：既想当西方的“优等生”，又舍不得东方文明的底子。
战后，日本在美国占领当局的授意下，开始限制汉字使用。
1946年，日本内阁颁布《当用汉字表》，强行规定常用汉字为1850个。1981年改为《常用汉字表》，增加至1945个，2010年再增至2136个。
为什么不敢像韩国那样一刀切呢？因为日语里七成以上的词汇是汉字词。如果彻底废除，日语将沦为纯粹的拼音，同音词泛滥成灾。例如“公害”与“公界”“证券”与“战券”，仅靠假名根本无法区分。
日本的选择是务实的，但也极其鸡贼：它把汉字压缩到“够用就行”的地步，却在历史教育中刻意淡化汉字的来源。
后果是什么？当代日本年轻人虽然能读写常用汉字，但对“四字熟语”的理解力急剧下降，对古代汉文的理解更是难如登天。日本史学家近乎绝望地发现，年轻一代研究者阅读江户时代以前文书的能力，正以每年5%的速度退化。那些用汉文书写的《古事记》《日本书纪》等原始文本，正在慢慢变成只有极少数专家才看得懂的“死文字”。
如果说文字改革只是“去中国化”的皮外伤，那日本在历史叙事上的操作，就是彻头彻尾的“人造器官移植”——既然真实历史与中国渊源太深，那就干脆编一套全新的。
日本现存最早的两部官修史书——《古事记》（712年成书）和《日本书纪》（720年成书），本身就是一场为政治合法性量身定做的“历史剧本杀”。天武天皇在壬申之乱中夺得政权后，深感“诸家之所赍，帝纪和本辞，既违正实，多加虚伪”，于是下令编撰正史，目的只有一个：宣示自身皇统之正统，“邦家之经纬、王化之鸿基”。说得直白点，谁赢了谁写历史，怎么写？往自己脸上贴金地写。
翻开《日本书纪》，第一代神武天皇被设定为公元前660年即位。这个年份怎么来的？用的是中国汉代的“谶纬说”，即阴阳五行基础上的预言占卜术。
具体操作是：以推古天皇9年（601年，恰逢辛酉年）为起点，按“一元（60年）二十一元（1260年）为一周期”的公式往前倒推，算出公元前660年正好也是辛酉年，于是定为神武元年。
更离谱的是“欠史八代”——从第二代绥靖天皇到第九代开化天皇，这八位天皇在《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除了名字、世系和即位年份，没有任何治国事迹的记载。
为什么？因为从神武到崇神天皇之间大约有500年的历史断层，编都编不圆，只好硬塞八个人名进去充数。
这八位天皇的寿命个个超百岁：孝昭天皇113岁，孝安天皇137岁，孝灵天皇126岁，孝元天皇126岁，开化天皇115岁——神武本人更是活到了127岁。一个“万世一系”的皇统，中间塞了八个连事迹都编不出来的“百岁老人”凑数——这哪里是历史，这是玄幻小说。
学术界普遍认为，从神武到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皇统谱根本没有史实根据，全是后人捏造的。能确认为实存的最早天皇，大概要到崇神天皇（第十代）甚至应神天皇（第十五代）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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