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科学:以撮合对消方式解决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新思路|2026-09-05

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特邀研究员 汪涛

摘要：人民币国际化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但如果简单复刻美元模式，中国将不可避免地面临特里芬难题、产业空心化以及与美国的直接战略对抗等多重风险。本文以汪涛《科学经济学原理》中关于货币本质的理论为基础，结合其在"纯科学"公众号提出的撮合对消思想，系统论证了一种不同于传统主权货币国际化的新路径。研究发现：货币的原始本质是解决商品交易中的品种匹配、数量匹配、交叉匹配和价值分辨率难题，而国际货币仅需解决各国主权货币间的品种匹配难题，不存在价值分辨率和数量匹配限制。在电子货币技术条件下，通过建立国际撮合对消交易中心，将双边及多边国际贸易与投资中的相向支付进行对冲，仅结算差额部分，可使国际货币的实际需求量减少两到三个数量级，从万亿美元级别降至百亿美元级别。这一思路不是用人民币替代美元成为新的霸权货币，而是通过最大限度减少国际货币需求量来终结国际货币霸权时代，从而实现对美元霸权的"降维打击"，并使中国在保持制造业优势的同时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关键词：人民币国际化；撮合对消；特里芬难题；电子货币；国际货币体系；美元霸权；易币贸易

一、引言

自2009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启动以来，人民币国际化已走过十余年历程。截至2024年，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处理跨境人民币业务达175万亿元，同比增长43%，业务触达全球六大洲189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家法人银行机构[9]。人民币在中国跨境收支中的占比从2010年的接近零升至2023年的48%，首次超过美元[2]。这些数据表明，人民币国际化正在加速推进。然而，一个根本性的理论问题始终悬而未决：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究竟是什么？是简单地替代美元成为新的全球霸权货币，还是探索一条不同于传统主权货币国际化的全新路径？

主流观点往往将人民币国际化理解为人民币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地位的提升，最终目标是在储备货币、贸易计价、金融交易等领域达到甚至超越美元的水平。然而，这种思路隐含着一个危险的假设：美元模式是可复制的，且复制美元模式对中国是有利的。汪涛在其著作和系列文章中深刻指出，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并非美国强大的象征，而是其必然衰落的最大祸根[3]。如果人民币简单复刻美元模式，中国将重蹈美国产业空心化的覆辙，并陷入特里芬难题的结构性困境。

更为关键的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占据绝对优势的极为特殊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当前中国如果直接以取代美元地位为目标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无疑会遭遇美国极尽一切手段的反抗和挣扎，这将给中国带来巨大的战略风险和成本。因此，探索一条既能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又能避免特里芬难题和产业空心化、同时降低与美国直接对抗风险的新路径，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本文以汪涛《科学经济学原理》中关于货币本质的理论[1]、其在"纯科学"公众号发表的关于撮合对消方式解决国际货币问题的系列文章[2][3]，以及相关PPT演示材料为基础，系统论证以撮合对消方式解决人民币国际化问题的新思路。文章首先分析美元霸权的结构性困境及人民币国际化面临的同构性风险；其次从货币本质出发，论证国际货币与本国法币在需求量上的根本差异；最后提出以建立国际撮合对消交易中心为基础的新国际货币体系构想，并探讨中国的战略路径。

二、美元霸权的结构性困境与人民币国际化的同构性风险

（一）美元霸权的形成与维持成本

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始于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拥有全球约75%的黄金储备和超过50%的工业产出，这一特殊历史条件使美元成为唯一可与黄金挂钩的国际货币。1971年尼克松冲击后，美元与黄金脱钩，但凭借美国的经济实力、军事力量和金融市场深度，美元继续维持着国际主导货币地位。然而，作为主权货币的美元充当国际货币，从一开始就蕴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

汪涛指出，美元作为国际货币本身并不是问题，对全世界的问题是"美元霸权"，对美国自身的问题是美元的"国际货币陷阱"，这是一体两面的同一个问题[3]。前者导致全世界对美元的反感和被收割的不满，后者必然导致美国自身的产业空心化。美元霸权的维持需要美国付出多方面的成本：首先，为满足全球对美元流动性的需求，美国必须长期保持经常账户逆差，持续向全球输出美元；其次，为维护美元信用，美国需要维持庞大的军事力量以保障全球供应链安全和石油美元体系；再次，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使美国金融部门过度膨胀，挤压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空间。

根据美国财政部数据，美国联邦债务已于2026年8月突破40万亿美元。从10万亿到20万亿美元用了9年，从20万亿到30万亿用了4年4个月，从30万亿到40万亿仅用了4年6个月，债务膨胀速度明显加快。这种债务累积与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密切相关：正是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美国才能以极低的成本从全球融资，支撑其巨额财政赤字和贸易逆差。但这种模式的可持续性正日益受到质疑[10]。

（二）特里芬难题与产业空心化的必然逻辑

1960年，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在《黄金与美元危机》一书中首次系统阐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内在矛盾，即著名的"特里芬难题"[4]。特里芬指出，如果关键货币国家维持国际收支平衡，其他国家就无法拥有足够的储备货币，从而无法支持贸易和交易的扩张；而世界储备的适度增长只能通过关键货币国家债务的不断增加来实现，这又会加重对该国清偿债务能力的怀疑[12]。在金本位时代，这一矛盾表现为美元与黄金的兑换危机；在信用货币时代，则表现为美元币值稳定与全球流动性供给之间的根本冲突[10]。

特里芬难题的直接后果是国际货币发行国的产业空心化。为了向全球提供美元流动性，美国必须长期保持贸易逆差，大量进口外国商品。这意味着美国国内的制造业面临来自国外的激烈竞争，大量制造业岗位外流。数据显示，2024年美国1.2万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中，有1.1万亿美元来自制造业，占总贸易逆差的86%左右，且制造业贸易逆差在2015至2024年期间逐年增长[13]。这种"去工业化"趋势使美国经济日益依赖金融、服务和消费，实体经济基础被不断削弱。

汪涛将这一机制概括为"国际货币陷阱"：一旦法币成为国际货币，印钞比生产更有利可图，产业必然逐步空心化[3]。当一个国家可以通过发行货币来"购买"全球商品和服务时，其实体经济的创新动力和生产积极性就会受到系统性抑制。金融部门因为掌握货币创造的权力而获得超额利润，吸引大量优秀人才和资本进入，进一步挤压制造业的发展空间。这形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国际货币地位→贸易逆差→产业空心化→金融化→更依赖国际货币地位。

从更深层次看，这是一种"根本特里芬难题"——美国霸权与美元霸权之间的矛盾：美国霸权造就了美元霸权，但美元霸权反过来却会导致美国霸权的衰落，以及最终美元霸权的丧失。美元让美国患上了"荷兰病"，带给美国制造业衰退、产业空心化的反噬，威胁到了美国的长远霸权。

（三）美元潮汐：霸权补偿机制及其失灵

面对特里芬难题带来的产业空心化成本，美国发展出了一套补偿机制——美元潮汐。所谓美元潮汐，是指美联储根据美国利益需要，通过降息和加息的周期性操作，实现美元的"放水"和"收水"，从而影响全球资产价格和货币供应，最终达到收割全球财富的目的[11]。其完整周期通常包括五个阶段：放水（降息+QE）、拉高、抽水（加息+缩表）、打崩、抄底。

在放水阶段，美联储降息并扩大资产负债表，大量廉价美元涌向全球，推高各国尤其是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新兴市场国家在廉价美元的刺激下出现经济繁荣，同时大量借入美元计价债务。在抽水阶段，美联储掉头加息，美元资本开始回流美国，新兴市场遭遇资本外流、本币贬值、债务成本飙升的双重打击，往往陷入金融危机。此时美国资本以极低价格抄底新兴市场的核心资产，完成一轮完整的收割[11]。

过去40年间，美元潮汐多次成功收割新兴市场：20世纪80年代的拉美债务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1998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2018年的土耳其货币危机等。以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为例，危机后美国资本收购了韩国银行业约一半的股份，新桥资本以5亿美元收购韩国第一银行，几年后退出时赚取数倍利润。这种"割韭菜、薅羊毛"的机制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美国维持美元国际地位的成本，也支撑了美元霸权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