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唐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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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陵:我们,才是教员的接班人|2026-09-09

1976年9月9日,教员逝世,至今已有50年。

如今再回头看教员的一生,他在青年时代立下的志、革命年代形成的生死观、以及晚年对青年学生的嘱托,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问题——

一个人的生命终究有限,那么没有完成的事业,应该交给谁?

他知道自己不能万寿无疆,便希望后继有人,革命事业能够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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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候,教员便开始思考立志的问题。

1915年1月,日本向北洋政府提交“二十一条草案”,要求中国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承认日本在南满和东蒙有经营工商业及开矿特权、聘用日本人做政治军事经济顾问等等。

毫无疑问,这是一份旨在把中国变为日本殖民地的草案,但袁世凯为了得到日本的支持而改制称帝,便同意了草案中的大部分条款。

听闻此事,正在湖南一师读书的教员,随即在学校师生编印的《明耻篇》封面上,写下四句话——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国家受到欺凌的时候,教员没有寄希望于天降猛人,也没有相信后人的智慧,他相信靠自己、靠中国青年学生的力量,足以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任。

“在我学子”四字,恐怕就是教员最早的天下之志。

但,仅仅立志是不够的,到底如何才能救亡图存,那时的教员并不知道答案。

直到1917年,他才稍微窥探到门径。

那年,教员给老师黎锦熙写了一封长信,认真讨论了中国的问题和自己的求学方向,其中有两句话是这样说的:

“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无志。终身未得,即终身无志。”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

前一句是教员的思考链路,即人生在世,必须建立起完整的世界观,只有知道这个世界为什么是现在的样子,才能提炼出改造世界的方法,并决定自己的一生往哪个方向前进。

后一句,则是教员在苦读苦思之后,对前一个宏大命题得出的结论,准备以改造思想为切入点,彻底改变这个世界。

正因为教员确定了人生的方向,两年以后,他才能在《湘江评论》里写下那段振聋发聩的话:

天下者,我们的天下。
国家者,我们的国家。
社会者,我们的社会。
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

这是他向中国青年学生发出的第一声号召,这是他“动天下之心”的第一把利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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