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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香港18个地方行政区中位置最偏西北的一区。
在大陆人以往的印象里，元朗的标志是蛋卷和老婆饼，但最近在元朗发生的事件，让许多人看到了元朗血性的一面。
不是元朗原本就只有老婆饼，而是那些属于元朗的血性历史被人有意湮没了。
其实，这里自古是民风剽悍之地，也是深受中华传统文化浸润的地区，港督葛量洪眼里“比中国还要更加‘中国’”的地方。
这里属于满清政府眼里的“乱党”聚集区，也是港英政府眼里的“匪帮”藏匿点。
1899年，这里的人民发起了一场武装反抗英国殖民者的“六日战争”，港英政府调集了4艘战舰才镇压下去。
血性元朗
我们都知道，英国侵占香港前后共分三步，分别是《南京条约》要求中国割让香港岛，《中英北京条约》要求中国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以及《展括香港界址专条》要求将1860年英国所夺占的尖沙咀以外的九龙半岛的其余部分，即从深圳湾到大鹏湾的九龙半岛的全部租与英国99年。
按照当时英国驻华公使的设想，99年租期与永久割让没区别，他死也不会想到，他的“大英帝国”将有在人民大会堂前“崴脚”的那一天。
这片“从深圳湾到大鹏湾的九龙半岛的全部”就被称为“新界”。
港英时期的新界与香港本岛有几处不同。1898年《展括香港界址专条》签订时，香港本岛已经被殖民近50年，英国殖民者把在全球积累的丰富殖民经验用于经营香港，他们在香港积极拉拢本地上层领袖、富商和学者，培植代理人，当时已有本地港人用英文撰写的旅行指南，以光荣的大英帝国臣民自居。
而元朗所在的新界不一样，它南面多山，与本岛交通不便，与广东的联系反而更加紧密。19世纪末，广东人民两次反英斗争的怒火还没有消却，洋人传教给当地带来的冲击、人民对英国侵略者的仇视很自然传递到新界。同时，这个地区受中华文化浸润深，宗族观念强，许多在香港市区和中国大陆逐渐湮没的传统习俗，在此地却一直得以保留（所以想想看，掘人家祖坟的人是有多作死）。
新界境内多山，而位处它西面的元朗一带有大片良田。历史上先是南宋末、元、明时有一批内地人迁徙到此，他们大多在当地成为地主。18世纪时又有一批人迁徙到此，他们大多租种土地成为佃户。地主所在的大型村落往往组织团练，而佃户村落不甘长期受制也人人习武，村与村间常常械斗，民风剽悍。
19世纪末，深圳这一带是全中国最汹涌澎湃的地区，民间社团“三合会”的根据地。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长期在此活动，当地村村修有带铁门的围堡，备武器，乡民随时有武装反抗清政府和外来势力干涉的准备。
所以元朗虽小，任何反动势力要撞到它的铁门上，也够喝一壶的。
恶心帝国
1898年《展括香港界址专条》签订时，是英帝国主义气焰最盛，自己个儿觉得自己个儿最胖的时候。
（以下内容不建议吃饭时阅读）
为了给帝国主义行为寻找道德正当性，英国人自己编造出一套理由：英国人负有责无旁贷的使命，须把文明的好处带给落后地区，启迪大英帝国版图上的各民族，从而令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当时绝大多数英国人（刀哥这个词用保守了，根据英国史学家夏思义的研究，1872年至1902年，在英国之内找不到一个反对帝国主义者，只有极端帝国主义和温和帝国主义的区别）深信，大英帝国是最重要最善良的力量。
1890年出任印度总督的寇松说，大英帝国受命于天，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行善工具，在帝国之内，我们不只有通往光荣与财富的钥匙，还有必须履行的义务和服务人类的办法。
丘吉尔说，他们（英国人）伟大、引以为豪和独特的使命，把文明、自由与和平的幸福，传播给现在已经或日后可能受他们统治的民族。
英国人深信他们是“人类的地方官”，所以大英帝国的扩张就不应受什么道德约束，英国人殖民其他民族，是为了促进这些民族的福祉，帝国的扩张是大好事，是对其他民族的恩惠，即使是用武力强迫的。
如果胆敢有任何反抗的，说得好听点是被误导，说得不好听是发了疯，这种反抗必须尽快抹平，以免那些发了疯的人将错误理念传染给别人，这样才能继续把英国统治带来的好处，提供给被统治民族的其他成员。
在英国殖民军官的作战手册上，对胆敢反抗的人都是最凶恶的字眼，都是务必要“全歼”“大量杀伤”“给予他们永生难忘的教训”，战斗中一定要上刺刀，如果对方溃逃，要立即追赶，用最猛烈的火力射击逃亡者。把反抗的“癌症”去掉，再对投降者“施以仁慈”，培养“顺民”。
如此强大的英国，当时是绝对想不到元朗几个小村庄的“农民”和“粗人”胆敢造次的，何况在接收本岛和九龙时，也没有遇到什么反抗。
却没想到，殖民者的大意，间接促成了“六日战争”。
对这场战事，刀哥能找到的详尽资料只有夏思义的《被遗忘的六日战争》。作为一个英国人，他也不禁在书中感叹。长达近百年的时间里，港英政府的这场镇压行动被掩盖得如此彻底，为了不破坏港英政府“和平管治”香港的形象，掩饰这场事件的工作从战事爆发之初就已经开始，在官方和公众记忆中消失得如此彻底的重大军事冲突绝无仅有。
六日战争
英国人当初侵占新界，并不打算在这块地方牟取经济利益，而主要是防备清政府又把对岸租给其他列强，让维多利亚港处于别人的炮口下。
按照当时的“国际法”，交换书批准之后，必须经过明确的公开仪式予以接收。英国人决定在1899年4月17日这一天在新界大浦举行升旗仪式，正式接管这个地区。
而元朗一带乡民决心以武力反抗接收。最初只是屏山的邓氏一族参与，后来扩大到夏村和锦田，乡民们在3月下旬拍板，并在3月28日贴出檄文：
我民所深恶痛绝者，英夷也，该夷入我乡界，夺我土地，贻无穷之患。祸在旦夕，我民夙夜焦愁。我乡间百姓不甘安坐待毙，决心抵抗夷人。
英夷将犯我境，我乡间大小村庄，祸迫眉睫。我等乡民，须团结一心，披坚执锐，挺身反抗。凡有畏缩不前或妨碍阻挠我军事计略者，必严惩不贷。
这其中，元朗的斗争精神最坚决，而有的村落只同意出钱不出人，每当元朗人让他们全力助战时，他们都借口推辞，还下令粮食留村不得输出。
按照先行计划，抗英群众原本打算在升旗仪式这一天，等港英政府显贵出席的时候，一举起事将他们全歼。
可惜，有一个村子擅自先行起事，在4月14日这天烧掉了为升旗仪式搭建的席棚。
这件事被港英政府在村中的代理人得知，向总督通风报信，港督马上命令总缉捕官梅含理率领警察20人坐船出发。
港督满以为，抗英群众看到严整的殖民者出现，会不敢轻举妄动。没想到梅含理一到大浦，抗英群众从四面山头向他们射击，人数目至少30倍于殖民者。梅含理队没有掩体、粮食和补给，每人只带了40发子弹，到下午时分，弹药已经打完。
就在这个关头，香港殖民军团的战舰“名誉”号增援而来，“名誉”号所带火炮有效射程3英里，而抗英群众的炮只有1英里，战舰打了17发炮弹，命中最大的抬枪阵地，令抗英群众被迫撤出阵地，殖民者水陆两军上刺刀冲锋，仗打到9点方才结束。
殖民军官后来感叹，抗英群众枪炮阵地居高临下，俯瞰举行升旗仪式的场地，显示出精湛的军事素养，主要阵地据点构造完善，显然经过精心准备，如果不是提前起事，来参加升旗仪式的英国人必定死伤惨重。
首战受挫的抗英群众并没有慌乱，殖民军很快发现，他们冷静地撤出了全部火炮，沿着山路撤到了军舰鞭长莫及的范围，
港督决定增兵，他派出由巴雷特指挥的香港军团三个连约300人，加上西蒙斯指挥的亚洲炮兵营1连48人加六门重炮，以强行军沿陆路出发，英国军舰“迅捷”号从海路出发。
4月16日，在大浦，殖民者调动了所有能调动的军队，装模做样地举办了升旗仪式。
殖民者随后倾全力向梅树坑方向扫荡。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当他们因扫荡无果而后撤时，抗英群众离开阵地悄悄尾随英军，他们以人力推炮穿过密林和崎岖地势，步步为营，让英军完全没有察觉他们就紧随其后，等到第二天占据山峰上的有利地形后，就立即开火。
这一奇袭完全超出殖民者意料，他们最近的时候离抗英群众只有不到一英里却浑然不觉，指挥官吓得饭也顾不上吃就赶紧掉头作战。
殖民者兵分两路，一路穿越梅树坑峡道，包抄抗英群众阵地；一路正面进攻，同时炮兵向抗英群众阵地发射榴弹。
经过一小时激战，由于双方装备差距悬殊，抗英群众不得不撤出阵地，退至大浦同元朗道路的入山之处林村凹山谷阵地。这一次的撤退同样很有秩序，大炮和弹药保存良好，抗英群众事先在林村凹预备了坚固的掩体和挖有战壕的大炮阵地，在大炮阵地左右稍前的位置还布置了抬枪和步枪阵地。阵地直接面向英军的必经小路，山坡两边地势非常陡峭，抗英群众认为殖民军不可能从侧面进攻。
殖民军知道阵地坚固，因此决定倾巢而出，同时又增援了两艘军舰“亨伯”号和“孔雀”号及大批人员和物资。同时还架设了野战电话线路。
而抗英群众的大炮非常老式，既无回转架，仰角也很难调整，一旦架设好，只能向一个方向射击。
殖民军的成员大多数来自印度西北边境地区，是自小接受山地战训练的山地人，抗英群众眼中的峭壁挡不住他们。殖民者将部队集结在山坡脚下，刚好在抗英群众大炮有效射程之外，他们兵分三路，夹击抗英群众阵地。而抗英群众的炮火只能从殖民者头上掠过。虽然抢占了有利地形，但苦于枪炮质量和训练素质的差距，只能再次撤出阵地，这次撤退造成了重大打击。2500人的队伍只剩下500人，而殖民者得以越过林村凹继续向上村前进。
4月18日，抗英群众向上村殖民者发起最后的攻势，有军官记述，（抗英群众）越过一片耕地形成的平原，以三列横队掩杀过来，这明显是非常坚决的进攻，要是他们拥有现代武器，殖民军处境就更为困难，不过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勇往直前。
在抗英群众挺进到200码处，殖民军才全力开火，他们被排枪打散，殖民军下令追击。并一直攻到锦田，为了报复，殖民军炸开两座围村的铁门，这不是他们不想把其他村庄的防卫都摧毁，不过是携带的炸药只够炸开两座门而已。
4月19日，殖民军主力行进到屏山，沿途经过八乡、锦田，各村落被迫投降，“六日抗争”失败了。
勒石为碑
6天战事，殖民军没有人员阵亡，而抗英群众死难500多人。为掩饰暴行，参与镇压的殖民军官兵和港英政府在报告中串供，对死难人数一律用不清楚、有些、很少、少量损失搪塞，甚至说战舰上打出去的炮弹“全打偏”了。
但他们耀武扬威的气焰未加掩饰，在官方文件里得意地记下，这次战败“令中国人受到痛击，为之战栗，被彻底击溃”。
他们夺走了吉庆村的铁门，作为“战利品”送往伦敦展出。
然而就像他们私下承认的，驻港殖民军表现很差，情报工作不济，后勤补给拙劣，指挥不清晰、不准确，炮兵调动无方；而抗英群众表现出了出色的军事素养，大炮阵地位置极佳，表现英勇，仅仅是输在极为落后的武器上。
抗英群众2000多人只有几十挺火器，都是些性能相当于16世纪的长炮、抬枪以及黑火药土枪，大部分人只有短刀长矛甚至棍棒和干草叉。
而这样一支队伍却逼得殖民者调动了有250至350支连发步枪和4艘战舰的水陆军队。
面对悬殊的差距，抗英群众团结一致，没有人当“带路党”，令殖民军自大浦口登陆后，一直找不到翻译和运送物资的苦力。
元朗有个叫邓祥兴的汉奸，帮港英政府辅政司在村中贴安民告示，元朗人民怀疑正是他把升旗仪式行动和抗英群众准备奇袭油麻地的机密报告给了港督，他被五花大绑带到元朗乡公所，每个参与反抗的村头领都给了他一拳，最后村民将他正法，尸体装进猪笼，扔到了溪水里。
而在“六日战争”中牺牲的死难者被记录在纸上，藏于英勇祠神龛排位之后，1938年英勇祠重修时，村民发现这张纸，并将之勒石为碑，以传后世。
在元朗锦田村邓氏族谱上，记载下了这样一段话：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外人乘机挟要中国领土为租借地，不料我乡先辈揭竿起义，并登高一呼，联合各乡民众……遂与英军冲突故演成“锦田喋血”事件，此一场可歌可泣之民族抗战遂告一段落……至今乡人颜其名曰“英烈祠”，每年春二祭扫凭吊其壮烈不忘也。
（本文部分图片及文字资料来源于夏思义《被遗忘的六日战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