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杜建国
李鹏总理去世了。他给我留下的突出印象，就是他对中国能源技术或电力技术的快速进步所做出的贡献。
在了解这一贡献之前，我们先简单了解一下中国电力技术的发展现状。
电力工业是工业体系的重要基础。中国的电力技术如今在世界上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呢？
客观地说，今天在电力技术的大多数领域，中国都已处在全球领先地位，中国就是全球的领头羊。
在火电领域，中国电厂的发电效率是全球最高的，而且率先在全球建起了超超临界二次再热电厂。
在核电领域，中国至少掌握了三种三代核电技术（其它核电大国最多能掌握一种），即华龙一号（纯国产）、EPR（与法国合作）、CAP1400（与美国合作）），并在山东荣成开建了全球第一座四代核反应堆。
在水电领域，三峡之外，更有安装了全球最大的百万千瓦水轮机组的白鹤滩电站。
在输变电领域，中国是唯一掌握特高压输电技术的国家，等级最高的为±1100千伏的特高压直流输电。
太阳能、风能技术中国也是世界领先的。
上述领域所需要的各种设备的制造技术，中国也是全球领先的。
了解了中国在上述领域已经后来居上这一基本事实之后，才能更客观更公正地认识到李鹏做出的贡献的意义。
由八十年代的全面落后到今天的几乎全面领先，中国电力技术所取得的这些进步，是在李鹏的积极参与与领导下完成的。
昨天的官方讣告称：“（李鹏）他创造性地贯彻党中央‘电力要先行’战略，提出电力适度超前发展，推动我国在电站建设和电力生产、电网管理等方面取得长足进步，是我国电力工业的杰出领导人、核电事业的重要开创者。”
这一评价是非常中肯的。
我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中国电力技术乃至整体工业科技正后来居上的，并随之认识到李鹏对此做出的贡献的呢？
这要从2009年说起。
2008——2011年，我在环保部绿叶杂志做担任编辑，期间哥本哈根气候谈判举行。谈判之前，节能减排是中国乃至全球舆论最关心的话题，我们杂志也不例外。当时，舆论普遍都认为中国这个排放大国技术上很落后，能耗效率很低，只有获得了西方的技术援助，中国才能实现节能减排。我一开始也认可这一共识，可是随着在工作中接触的信息越来越多，我却慢慢发现，其实中国的能源电力技术并没有舆论想象得那样落后，各高耗能产业的效率也并不低，同时，西方的对中国的技术优势也没有那么大，更非遥不可及。比如，我注意到当时中国正在大规模上马的超超临界火电机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中国的水电建设，也是世界上水平最高的；太阳能、风能这些新兴领域，中国追赶西方的速度也很快。
舆论与现实之间形成了脱节与矛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国还是一个技术落后国家吗？就此，我专门组织了一个选题，向国内该领域的专家学者们约稿，试图对观念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进行解读。当时有专家也向我表述了同样的疑惑，可是，没人愿意直接触碰这个话题，更没有人敢说中国技术已经不再落后甚至正在实现赶超的。最后，只有水泥行业——能耗大户——的一位协会负责人接受约稿，撰文指出中国的水泥行业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技术上堪与先进国家并驾齐驱。
随着信息掌握得越来越多，到2011年与2012年时，我自己最终形成了这样的观点，并撰文予以明确表述：中国工业科技的进步被低估了，中国已经告别了“八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飞机”的时代，在很多领域甚至正完成赶超后来居上；整体看，中国的高速发展并非粗放低效，而是既有速度也有质量的，将质量与速度割裂开是不符合事实的。
获得这样的认识以后，我自然而然地对李鹏的贡献有了具体的理解。
比如，当年李鹏认为：“发展电网，由省级电网到区域性电网，乃至全国联网是大势所趋，这也是我国一次能源和用电负荷分布不均衡所决定的。……我国现在的输电设备采用的最高电压是500千伏，随着远距离大容量送电的增加，必须采用更高等级的交流和直流输电电压，才能满足电力发展的需要。”（《电力要先行·李鹏电力日记》前言）
关于电网全国联网与发展特高压输电的这一预判，在今天都变已成了现实。目前，中国的电网不光是全球规模最大、传输距离最远、损耗最小的，而且也是最安全的，与外国不同，我们极少看到中国有大面积停电的现象出现。
中国在上马上述水电站、火电站、核电站与电网的时候，相关的装备制造能力也获得了同步提升，对此李鹏也发挥过重要作用。
三峡水利工程建设时，需要采用当时全球最大的单机七十万千瓦的水轮机组，这只有少数西方国家掌握，而中国只能生产32万千瓦的机组（用于龙羊峡电站）。李鹏在机组国际招标时强调，“要通过三峡工程，把我国水电制造业提高到国际水平”。兼任三峡工程建设委员会主任的李鹏，当时亲自领导参与与西方巨头谈判，迫使他们答应部分机组必须得与中国企业一起生产，即卖给中国产品的时候必须得一定程度上把核心技术转让给中国。借此机会，哈尔滨电气、东方电气等中国装备制造企业迅速掌握了超大型水电机组的制造技术，中国动力装备技术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三峡工程看重大装备国产化》，人民日报2003年10月27日）
电，是经济增长的动力源泉。现在回头看看，李鹏强调的“电力要先行”的观点是很有道理的。
中国经济经历了长期的高速增长，这一高速增长主要依靠大规模的工业化（以及城市化）来拉动，工业化必然耗能更多，也就更需要电力的支撑。高增长、高速工业化要长期延续，就需要电力工业适度超前发展，即“电力要先行”；中国的超高速经济增长与超高速工业化之所以能实现，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电力要先行”落到了实处，没有拖经济发展的后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前进动力。
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很多人并没有预料到中国经济以及电力需求马上将要进入一个超高速增长期，因此，对“电力要先行”没有予以足够重视，一度压压缩电力投资与建设，当时有“三年不建电厂”（或“三年不建火电”）的说法。不料，很快就经济发展加速，电力需求猛增，这时候电力供应因前几年压缩投资则而出现缺口，结果2003年与2004年间全国普遍闹起了“电荒”，到处拉闸限电，拖累了经济发展与人民生活，不得不通过大力追加电力投资才解决了问题。
相信大家对十几年前的那场“电荒”还有所记忆。
2004年7月，李鹏再次强调电力要先行：“我国电力总装机容量虽然已达到４亿多千瓦，占世界第二位，但人均占有量只有0.3千瓦，不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人均占有电力１至３千瓦的水平，甚至低于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因此，我国电力工业在较长的时期内应有较快的发展，才能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求。据有关专家估计，到2020年，为实现中央提出的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过上更加富裕的小康生活的目标，电力总装机容量应达到９亿千瓦或更多一些。”（《起步到发展——李鹏核电日记》前言）
结果，到了2010年，中国电力总装机容量就已经超过了9亿千瓦。2018年，中国电力总装机容量已经接近19亿千瓦，发电69000万亿度，是美国的1.7倍。
如果中国没有在近几十年内大力发展电力以及铁路、公路、港口、机场、通讯等基础设施，中国经济就难以实现快速增长。从高铁到5G，从洋山港到装机容量175万千瓦的台山核电站，从三峡大坝、传输距离几千公里的特高压电网到上海外高桥第三发电场，中国基础设施建设的成就，已经得到了全球的肯定乃至羡慕。
李鹏能为国家的工业科技进步做出巨大贡献，是与他工科专业（莫斯科动力学院水电专业）出身密切相关的。李鹏的学历背景，在当代中国国家领导人里面是具有典型性的。自九十年代起，中国的最高领导层里面，理工科出身背景的开始占据了大多数，2002年十六大选出的九位政治局常委，甚至全部是理工科出身的。
在解释自己当年为什么选择水电专业时，李鹏回忆，1948年被选送苏联留学，临行前李富春代表中共东北局领导人嘱咐李鹏一行，“现在全国快要解放了，因此派你们出去留学，主要是让你们选择经济方面的学科和技术方面的学科，以迎接全国解放后的需要”（《李鹏回忆录（1928-1983）》）。
“到1949年8月，我们将进入大学，究竟选择什么学校和专业，成为我们这些留学生最为关心的问题。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同志正在苏联养病，我们派代表去向他请示。他说：‘你们的专业由你们自己选择，但不要选择学政治，应该选择工科或经济。现在全国就要解放了，中国即将进入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特别需要办工业和管理经济的人才。’”（《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前言）
无独有偶，江泽民总书记在回答美国记者针对其理工科背景（上海交大电机系与莫斯科进修）的提问时，曾做过相似的解释：
“在被问及及为什么大部分美国政治领导人都是学法律的，而大部分中国政治领导人则是工科生时，江泽民说，他曾经思考过两者的不同。‘在我们那个年代，’他解释说，‘中国贫穷落后，吃尽了苦头，很多爱国青年都试图通过发展科学和工业来拯救祖国。我出生于书香门第，热爱科学，但更热爱文学，我和许多同辈人都认为只有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才能救中国，所以我们选择成为工程师。我学工是因为我想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当今的许多领导人都是这么想的。’”（罗伯特•劳伦斯•库恩：《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第29章，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1版）
我听不少人讲过，日常工作中的李鹏待人很和气。
我老家山东淄博，有一个中学教师，他儿子高考考到了北京，毕业后分配到国家机关工作，曾随李出访过。该教师家里中墙上挂着他儿子与李鹏的一张合影，他告诉我，他儿子说李鹏非常尊重他们这些下级工作人员。
我在绿叶杂志时的主编杨学军，他曾跟我说过：他有个北大同学，分配到中央机关做普通工作人员；有年夏天，李鹏去北戴河度假了，期间，他同学奉命赴北戴河去给李鹏送一个文件，到了北戴河李鹏的住处，李鹏与夫人朱琳热情地接待他，朱琳给他又是递水又是塞糖果。
201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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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杜建国，独立学者，抗议世行事件当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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