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后世界经济体系的缘起与发展
现行的世界经济体系，是资本的积累过程超越国界所形成的体系。工业革命使得以欧洲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率先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而西方国家通过工业化成长为发达国家的事实，又为其他后进国家树立了楷模，遵循这一工业化模式实现现代化成为各国的普遍选择。更为重要的是，资本积累的内在规定性使得资本在深度和广度上必然持续扩张，也使世界其余部分不断卷入到西方发达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普雷维什、伊曼纽尔、阿明、沃勒斯坦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以“依附性的工业化发展”描述这样的历史进程。从这个意义上讲，现行的世界经济体系是以资本积累为轴心、也是以西方为中心建构的体系，它不仅体现在以西方成功经验为基础建立的成套的规则制度体系中，而且也体现在其他后进国家的客观行动逻辑与行为规范上。并因此形成在全球资本积累框架下的“中心”与“外围”的格局，呈现出国际社会以“发达与不发达”为区分的时代特征。但与此同时，这个体系也一直处于演进过程中。
从演进的角度观察，当今的世界经济体系起源于民族国家的形成。地理大发现后，欧洲地区因经济利益出现了民族意识，并在17世纪后逐渐建立了“民族、领土、主权”三位一体的民族国家，不仅成为后来国际社会的基本政治经济单元，也相应地形成了协调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随着欧洲工业化发展，其对世界的扩张也在不断深化，此种诞生于欧洲的国际秩序也就成为世界性秩序。
从经济学意义上看，工业化是大规模标准化的社会化生产，市场的容量始终是其基本约束条件。当国内市场占领完毕，就需要占领海外市场，当世界市场分割完毕就需要重新分割。重商主义的保护主义由此应运而生，而作为其衍生的“炮舰政策”就是必要的—“谁的拳头硬，谁就能占领市场”。强国是市场占领者的代名词。换言之，由于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的基础是民族国家，民族之间经济利益冲突所导致的国家竞争就成为这一秩序的底色，“实力原则”就成为这一秩序的基本规则。“国家崛起”和“霸权转移”的世界秩序观由此形成。
在这一秩序观下，宗主国与殖民地的隶属关系就成为天经地义的秩序安排。从这一秩序观出发，一百年前的“中国问题”被视为威斯特伐利亚国际秩序中殖民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中国的民族革命以及亚非拉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都被视为冲破这一体系的努力。21世纪冷战结束前，无论西方传统意识形态还是前苏联的世界革命论，都是依此来看待发展中国家问题的。其区别仅在于西方传统意识形态从捍卫这一体系的角度反对这一努力，而前苏联则是从最薄弱环节打破帝国主义的角度来赞赏民族解放运动，但与此同时这一运动也仅被认为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路人。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观的现实折射。
民族国家竞争的极端化就是战争，战争是这一秩序内在逻辑的自然外化，反过来又强化了对这一逻辑的认可。于是，在世界市场瓜分完毕的情况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紧接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是发达国家的矛盾冲突，却蔓延到了不发达国家，成为人类的灾难。它表明此种以“民族国家+实力原则”的竞争路径不仅不可持续，也不能持续。无论持何种主张，何种意识形态，各国普遍意识到世界秩序必须发生改变，需要建立可以普遍接受的国际规则取代无序的实力竞争。将发展中国家以平等的身份纳入秩序之中,成为必然的选择。代表这一共识的就是“雅尔塔协定”。
二战结束后，作为“雅尔塔共识”内在逻辑的外化，形成当代多边国际治理的新框架。它有两个区别于以往国际治理的新特点：一是尊重民族自决权，从而使发展中国家至少名义上平等地纳入全球治理体系，而不再依附于宗主国，传统殖民体系因此崩溃。发展中国家的独立，使其有了选择发展经济社会道路的权利。二是不同于威斯特伐利亚秩序中的单边强权或双边默契型的治理方式，建立了多边协商的国际规则治理，体现为各领域的规则制度日益细化，相应地产生了各种国际组织以解释、监督、仲裁规则的执行。概括来看，二战后全球建立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多边治理框架主要有三个支柱：
第一，联合国，主要负责国际政治秩序协调。其基本原则是大国小国一律平等，各国享有同等投票权；重大国际政治、军事问题需要在联合国表决，联合国安理会依据大国一致原则协调冲突。
第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以及随后的WTO，主要负责国际经济秩序协调。如前所述，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下，为瓜分或重新瓜分世界市场会导致战争。为克服这一旧有逻辑，开放市场进行自由贸易就是必需的。起初，这一诉求主要体现在商品贸易上，减低关税和非关税的贸易壁垒就成为自由贸易秩序安排的重点。后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化，不仅需要贸易自由化，而且需要投资自由化，即生产要素国际流动的自由化，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因此演变为WTO。
第三，布雷顿森林体系，主要负责国际货币和金融秩序协调。在这一体系中，美元是国际货币，是一种假美国主权货币为手段的国际公共产品。由此也就产生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秩序安排。
二战后建立的新的以“中心”和“外围”为特点的国际秩序，虽然是美国主导的，但与欧洲中心时代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秩序相比无疑是历史的进步。最明显的反差就是一战到二战只有20年短暂不稳定的和平，但是二战后迄今，持续70多年，没有再出现全球性的战争。更重要的是，旧殖民体系的瓦解，稳定的国际环境使全球资本的流动有了长期预期，更多的资本开始流向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普遍走上工业化道路，尤其是东亚国家和地区。伴随着这一进程，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外围区”不仅经济在成长，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且社会也在发展，婴儿死亡率、成人识字率和预期寿命都有极大的改善。由此，世界再未出现持续的全球性饥荒和烈性传染病，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中心区”也享受了和平和发展的红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按规则进行的多边全球治理是人类文明的进步。它构成了今日在去全球化逆风面前捍卫全球化的理由。
▍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
借助于战后建立的按规则进行多边治理的国际新秩序，世界经济开启了全球化进程，并且这一进程在冷战结束后出现了格外的加速。当下的世界经济已不再是从前“一个口袋里的马铃薯”，彼此并无紧密联系而仅靠口袋束缚，而已经是各国经济深度融合、相互依赖的整体。
从经济学上理解这一全球化，它有三个含义：
第一，冷战结束以后，两个阵营的对立不复存在，体现在经济体制上是各国都选择了市场经济体制。体制一致性极大降低了制度性交易成本，大幅提高了可贸易程度，并促进了全球性的投资贸易自由化，带来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据统计，在金融危机前的2002~2007年，全球经济增长速度比前十年提高了一个百分点。随着中国加入WTO，东亚地区在过去快速增长的基础上，又比前十年增长速度提高了一个百分点。不仅如此，经济全球化更体现在全球经济一体化上，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一倍以上，而国际金融的增长速度又远快于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尤其国际金融的快速发展使世界经济成为一个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体。这也是金融危机能在各国传染，在全球肆虐的原因。
第二，投资贸易自由化，不仅是商品贸易的自由化，而且是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的自由化。在生产要素中，土地因自然属性不能跨国流动，而劳动力因制度原因也难以跨国流动，只有资本相对容易在全球范围内流动。于是，资本就成为最活跃的要素，沿着利润最大化方向在全球寻找与其他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由此出现了全球生产力的配置和产业布局。一个产业不再遵循传统的国际分工并拘泥于一国之内，而是横向存在于世界各国，每个国家都只构成产业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最为典型的就是中国沿海“两头在外”的发展模式：原料在外，市场在外，仅加工环节在中国境内。所谓全球经济一体化，其微观基础就是全球产业链以及由此形成的全球供应链。
第三，全球经济一体化不仅出现在实业和金融形态上，而且也出现于管理与制度形态上。全球产业链的形成使附着于其上的服务外包开始兴起，全球标准统一就显得十分重要，因为这是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生产性服务业全球发展的基础。全球统一的标准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方式及形态，专注于全球供应链管理的扁平化管理应运而生。中间品贸易在全球的延伸几乎使所有企业都锁定在全球产业链条上，成为跨国企业，并因此对全球政治社会动向、金融风险乃至气候变化等因素高度敏感。
冷战结束后，经济全球化这一令人瞠目的进展，反映在国际格局上是形成了三个相互区别但又相互依赖的板块：
首先，以中国为代表的亚洲新兴经济体板块，将其工业化进程纳入全球化之中。这一板块内的国家以充沛并且低廉的劳动力与全球资本这一要素相结合，成为以加工制造为特征的“世界工厂”，中国是其中之最。它们在为世界提供物美价廉的产品从而为全球化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体现为巨额的贸易顺差，中国又是其中之最。
其次，以俄罗斯、巴西、南非、石油输出国组织为代表的能源原料出口国板块，将其丰富的自然资源纳入全球化之中。在以物质资源支持全球化的同时，因全球经济发展，尤其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发展，这些国家出口大增并且价格上升，从而也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累积了巨额贸易顺差。
第三，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经济体板块，将其最具竞争力的生产性服务业，尤其金融服务业纳入全球化之中。西方在改善全球技术获得条件，降低融资成本，从而为全球化作出贡献的同时，也享受了全球化的红利。这不仅反映在以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产业利润巨增上，而且也表现为因融资成本的降低以及金融服务的便利化，促使发达国家居民更容易负债消费，在较短的时间内使生活水平和质量得到大幅提升。
之所以说这三个板块相互区别，不仅是指它们依托自身的资源禀赋形成了不同的产业优势，更重要的是指世界形成两大中心：传统的“外围区”因产业尤其制造业的发展变成了生产中心，而传统“中心区”成为消费中心。“中心”与“外围”的性质由此改变，过去“外围区”国际收支经常项目的长期逆差转变为长期顺差，而原来的“中心区”该项目却呈现为长期逆差。世界经济出现了以此为标准的所谓“失衡”。表面上这一失衡是国际间投资与消费的失衡，本质上却是储蓄的失衡。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储蓄率低，投资乏力；而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因储蓄率高而投资强劲。从这个意义上讲，储蓄失衡才是标志。“外围区”长期投资所形成的工业尤其是制造业的能力，已改变了依附于“中心区”发展的传统模式，成为影响世界经济格局的主动变量。
之所以说这三个板块相互依赖，是因为国际收支是镜像关系。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与发达国家该项目逆差相对应，而发展中国家资本项目金融科目的逆差与发达国家该科目顺差相对应。这表明，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顺差又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返流回发达国家。商品与资金的逆向流动完成了三个板块之间的经济循环，发达国家的储蓄不足也因这一循环而得到弥补，世界经济失衡因此得到调整，经济全球化就是在这样的循环中实现持续和发展的。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的关系，维系了三个板块之间的相互依赖，这是当今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积极作用。
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推进，现行国际治理体系中的内在缺陷开始暴露，并日益成为损害治理有效性的障碍。这集中体现为单向性和不包容性这两个方面。
所谓单向性，是指现行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预设了现代化道路的唯一性。截至目前，国际经验表明，工业化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经途径。由于发达国家先于发展中国家完成工业化，其成功经验便成了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指南，并被国际社会规范化和制度化，形成了国际治理的准则，进而上升为国际文化共识，呈现为“言必称希腊”式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治理的单向性。
不包容性是由上述单向性所决定的。如果一个国家偏离了发达国家曾经走过的现代化道路，例如使用国家力量来干预工业化进程，不仅自己会内心不安，犹豫不决，整个国际社会也会认为这是离经叛道，并试图借助劝导、制裁等手段施加压力，促使其“改邪归正”。换言之，现行的国际治理规则是非黑即白，非此即彼，不包容其他可能性。
在战后初期南北差距显著的情况下，单向性和不包容性的缺陷尚不引人注意。但随着南北差距的缩小，这两个问题日益明显。尤其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其变得不可忍受了。
区别于传统的生产过剩危机，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是资产负债表衰退危机。危机肇始于美国，全球资金循环链条的断裂是其表现，究其根源却在于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由于美元是唯一的国际货币，国际货币体系成员国的国际收支顺逆差因之表现为对美元的顺逆差，对美元收支的规则和纪律以及美元作为国际流动性的补充就成为该体系的中心问题。理论上，由于美联储掌握着美元的发行权，美国是不会发生国际收支危机的，发生危机的只可能是美元收受国。换言之，在美联储向全球提供既定流动性的条件下，如果其他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出现国际收支困难或危机，只能责怪自己的失误，并因此承担调整国际收支的主要责任。因此，美元收受国作为调整主体，必须通过紧缩财政、汇率贬值、扩大出口等一系列措施，恢复或扩大美元的获得能力。在此基础上，才能获得国际社会——主要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必要救助。国际收支调节的单向性，是这一货币体系天然的预设前提。美国所说的“我的货币，你的问题”，是这一单向性最恰当的描述。
但是，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打破了美元的国际流动性不存在问题的幻觉。起源于美国的以快速去杠杆为标志的各类资产负债表的衰退，造成了美元流动性的严重困难，全球出现了“美元荒”。各国的国际收支相继受到严重影响，并传染到其国内的本币资产负债表上，美国的金融危机由此变成全球性的灾难。由于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架构中，不含有国际流动性补充国调节国际收支的义务和机制，面对这种全新的局面，以国际金融稳定为宗旨，专司国际收支顺逆差调节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因全球美元流动性不足而出现调节手段的短缺，陷入瘫痪状态。
于是，我们看到了以下演进逻辑。现行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是建立在二战后客观存在的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二分的基础之上的。“南北差距”既是治理的前提，也是治理的对象。世界经济体系是由“中心”和“外围”构成的既定格局，也应该是一成不变的格局。然而，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快于发达国家。就GDP而言，目前两者平分秋色，各占一半。南北差距的缩小，使原有的“中心”“外围”的格局及其含义发生了变化，并特别凸现于全球经济失衡上，结果是金融危机的爆发。理论上，这一演进逻辑是世界经济体系中内在矛盾的否定之否定的运动。现行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是经济全球化的必要条件，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南北差距的缩小又扬弃着这一体系，促使其向更高层次演化。全球性金融危机的爆发，标志着现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走到了一个新的临界点。
因此，改革现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呼声不绝于耳，成为当下国际社会的焦点问题。改革的方向只能是增加发展中国家在体系中的代表性，以克服单向性；只能是允许实现现代化的不同道路的存在，尊重其他国家的选择权，以提高包容性。“外围区”正以全新的姿态成为重塑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中坚力量，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演进因之进入新阶段。
▍“一带一路”作为世界经济治理理念的意义及实现方式
当国际治理体系演进走向新的十字路口，世界各国出现了两种态度：一种是任凭风吹雨打，不思改进，抱残守缺，甚至倒退；另一种是正视缺陷，迎接挑战，砥砺前行，锐意改革。这两种态度分别为“中心区”和“外围区”持有，而目前中美贸易冲突是这两种态度的典型代表。认知决定态度，态度的背后是一个崛起大国与一个守成大国对经济全球化以及世界经济治理体系改革理解的差异。
曾经领导建立现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美国，已成为守成的一方，认为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任何改进，虽有益于世界，却可能不利于美国。因此，特朗普政府上台后，在“美国优先”的口号下，美国政府退出了TPP，甚至扬言连当年美国领导创建的WTO与联合国也可以考虑退出。相比之下，后来加入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随着改革的深化，开放的扩大，经济持续增长，已成为崛起的一方，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历史趋势，现行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尽管是历史的进步，但仍应与时俱进，纠正缺陷，改革弊端，使之适应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需要。中国政府因此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的核心理念是“共商、共建、共享”。这既是一种国际治理体系的原则，也代表了东方哲学对当代世界的理解。
所谓“共商”正是基于中国哲学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对世界的处理方式。既然“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经济关系是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一切关系的底色，那么处理关系的最佳态度是“和为贵”——因为唯有如此成本才最低。具体来说，就是通过谈判协商，寻找并扩大利益共同点，管理并缩小分歧点，在此基础上形成妥协将有可能实现共赢。“共商”的实质体现了经济学博弈分析中“竞争合作”是最佳博弈策略的原理。显然，它与西方国际治理理念非黑即白、一味竞争的原则有着明显的差异。
所谓“共建”也是中国经验的总结。长期以来，尤其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是落后的根源”，而“发展是硬道理”。做大蛋糕尽管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却是解决问题的基础。“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发展经济，是“共建”的核心。这既是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经验，也是中国对世界经济问题处理的思考方式。而这一思考方式已为国际社会所接受。2016年在杭州召开的二十国峰会上，各国领导人一致同意将发展问题置于世界问题的中心。
所谓“共享”，既是中国五千年来“天下观”的体现，也是人类普世价值的反映。蛋糕做大不是目的，而“共享”才是真谛。“世界大同”是人类千百年来的向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其现代表述。
正是由于其“共商、共建、共享”的理念反映了人类的普遍追求，体现了发展中国家的基本诉求，提供了基于中国经验的可行建议，“一带一路”倡议受到了国际社会，尤其发展中国家的广泛响应。鉴于这一倡议更具包容性，从而能改善现行世界经济治理体系的单向性和不包容性的缺陷，2017年联合国第七十一届大会将其纳入“联合国与全球经济治理”决议，成为世界经济治理的新理念。这预示着东方对世界的理解进入全球视野，正在修正西方中心论的世界秩序观。
值得注意的是，“共商”“共建”，尤其“共享”理念的提出，就当下的逆经济全球化的逆风而言，极具针对性。
此一轮“逆经济全球化”思潮的出现，主要是由于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发达国家居民收入差距的扩大。这是逆经济全球化思潮的土壤，构成逆经济全球化的社会动力机制。
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体现为世界各国生产要素趋于越来越自由地跨国跨境流动。发展经济学告诉我们，处于前工业化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要实现现代化，只有通过工业化的途径，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报酬，吸引传统农业部门的过剩劳动力到工业部门就业。而在经济全球化、资本可以在国际间自由流动的情况下，资本流向发展中国家与当地廉价劳动力相结合，促进了低成本制造业的发展繁荣，也提高了当地劳动力的报酬。
其中，由于中国的劳动力不仅价格便宜，而且素质较高，20世纪90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包括高端制造业在内的产业纷纷向中国转移。中国不仅成为“世界工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成为全世界投资的“世界工厂”。但是，在中国的工资水平缓慢上涨的同时，制造业的竞争确实使美国蓝领工人工资水平常年停滞。更为严重的是，随着制造业不断转移海外，美国先前制造业发达的中西部地区的失业率也在上升，蓝领工人的收入不仅相对而且绝对下降，形成了所谓的“锈带”现象。与此同时，借助美元的国际地位，美国将其金融业及相关服务业的竞争优势纳入经济全球化，不仅使这些行业利润大幅提高，而且从业人员收入水平也在持续上涨。
正如对全球市场最敏感的人士乔治·索罗斯早在2002年就指出的，“全球化突出特点之一就是它允许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相形之下，人员流动仍受到很大限制。由于资本是生产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必须相互竞争来吸引它，这妨碍了各国对资本征税和管制的能力”；而 “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二战后出现的福利国家变得不合时宜，因为需要社会保障的人们离不开国家，而作为福利国家过去征税的对象却是能离开的”。美国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在产业比重和收入比重上的一降一升，再加上社会福利制度的不完善，导致了华尔街金融业与其他产业的对立，以及美国社会的撕裂。“占领华尔街”运动随之出现，并演变为全球性的风潮。
英国脱欧，以及美国特朗普政府的保护主义政策，正是这一动力机制的产物，也表明逆经济全球化正从一种思潮变成建制化的安排。这一安排的焦点问题，正是就业以及与此相关的收入分配。事实上，美国特朗普政府所提出的“让美国再次伟大”命题的主要政策可归结为三项：一是反移民，通过设立隔离墙等措施阻止移民分食美国的就业机会；二是贸易保护，通过加征关税等措施防止美国就业机会继续流向海外；三是再工业化，通过减税等措施吸引外资——首先是美国资本——回流，建立产业以创造就业机会。这些政策的出台，从另一个角度凸显了就业与收入分配在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性。目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就业与收入分配问题，已成为制约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的障碍，不严肃对待这一问题就不能遏制逆经济全球化的逆风。
中国作为崛起中的大国必须面对这一问题，这是中国的国际责任。国际社会在讨论中国崛起问题时，眼光一般聚焦于过去40年中国以接近两位数的年均GDP 增长，迅速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这个故事的另一面，则是中国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中国现行贫困线标准是以2011年2300元人民币不变价为基准的，按这一不变价计价计算，2016年后贫困线现价标准是3000元人民币（相当于前段时间联合国公布的人均一天1.25美元的国际贫困线标准，但仍低于联合国目前规定的人均一天1.9美元的标准）。即使按中国现行的贫困线标准计算，40年前，中国人口的97.5%的人均年收入是达不到的。改革开放后中国居民的收入状况大幅改善。2018年，低于现行贫困线标准的人口只有3000余万。如果2020年中国脱贫攻坚得以顺利完成，中国将告别绝对贫困。中国的人均GDP已达到9700美元，按人均GDP的90%是人均收入的统计规律计算，中国的人均收入已接近9000美元，属于中上等收入国家。占世界人口1/5的国度脱离绝对贫困，走向共同富裕，不仅史无前例，而且为世界提供了可以想象的广阔市场。
事实上，这可以从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表现得到佐证。在“十二五”规划中，中国政府提出“两个翻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即2010~2020年，GDP翻一番，居民收入翻一番。统计数据显示，自2009年以来，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基本上与GDP增长保持同步，而以农民为代表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增长又快于GDP增长。若未来两年中国的GDP增长保持在6.3%左右，并且居民收入增长仍与之保持同步的话，两个翻番的目标是可以完成的。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中国的进口也在增长，中国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顺差占GDP的比重由2007年的超过10%，下降到2018年的0.4%。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却是第一大贸易体，是众多国家的出口目的地。可见，在纠正全球经济失衡过程中，中国是表现最为出色的国家。
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居民收入的增长，揭示了“一带一路”对经济全球化的更深层次的含义。所谓“共享”，首先就是将中国日益扩大的市场开放为世界共享。这样不仅可以遏制保护主义抬头，而且可以让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其他国家搭上中国内需扩大的快车，实现扩大就业和提高居民收入的目标。所谓“共建”，既是与其他“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建设包括软基础设施在内的经济发展条件，也是在中国最落后和最贫困西部地区架起一条对外开放的桥梁，使其与其他国家一道，融入全球化，加快发展，共同提高收入水平。而“共享”“共建”自然会导致“共商”，政策沟通，民心相通，在尊重民生并惠及民生的前提下，塑造经济全球化的新局面。正是由于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内需市场的扩大，2018年中国零售商品总额超过美国，一跃成为世界最大的消费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讲，中美贸易之争，由一般理解的市场之争，实质上开始转变为世界消费中心的转移。这预示着随着中国居民收入的持续提高，中国市场的持续扩大并与世界共享，中美贸易之争不再是零和博弈，世界经济治理会有更光明的前景出现。
展望未来，中国正以世界最大市场的面貌进入世界舞台的中央，为经济全球化注入新动能；并凭借“共商、共建、共享”的东方理念，在上海合作组织和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中进行实践，改善国际治理状态。这标志着发展中国家开始以全新的姿态参与并塑造世界秩序，二战后形成的“中心”与“外围”的格局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而中国经济以及中国居民收入的可持续增长，是上述变化过程的关键变量。因此，我们坚持改革开放，把国内的事情办好，使中国经济尤其是中国居民收入可持续增长，是应对逆经济全球化的正确道路，是“一带一路”的应有之义，也是崛起大国应当承担的国际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