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0月7日清晨，加沙边境。
哈马斯的突击队员坐着简易滑翔伞，从天上飘进了以色列。有人开着皮卡，强行冲破了耗资数十亿美元修建的边境围栏。第一轮五千枚火箭弹打出去的时候，以色列南部的防空警报响成一片。然后全世界都看到了那个画面：一名以军少将，连军装都没来得及穿，穿着大裤衩子被哈马斯从床上生擒活捉。
一支曾经在中东打遍天下无敌手、五次中东战争全胜的军队，被一支连正规军装都凑不齐的武装力量，在自己的边境线上打了个措手不及。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要理解以军今天为什么是这个样子，得先理解一个词：八旗化。八旗是什么？清朝入关时的那支铁骑，能征善战，所向披靡。但到了康熙、乾隆年间，八旗子弟开始干什么了？遛鸟、听戏、抽大烟。打仗的事，交给绿营，交给汉人。到了鸦片战争，八旗已经烂到连骑马射箭都忘了。今天的以军，正在经历一个十分相似的过程。
以色列建国初期，战斗部队的主力是谁？是基布兹青年，是世俗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那些从欧洲来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信奉社会主义的犹太移民。他们是以色列国防军的脊梁。但到了1980年代以后，这些人开始往高科技跑。搞芯片、搞网络安全、搞创业公司，比在战壕里蹲着舒服多了。以军的人力资源部门面临一个尴尬的问题，战斗部队招不到人了。于是他们做了一个选择，从宗教青年中大量招募。
这个选择从短期看很划算，宗教青年确实能打，确实有纪律，确实不怕死。他们比世俗青年更愿意去战斗部队，更愿意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服役。以军的人力资源部门主动去宗教社区招人，宗教青年也把参军当作一种宗教使命。但代价是什么？代价是军队的灵魂被换了。
1990年，以军步兵部队的军官候选中，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只占2.5%。到了2000年代末，这个数字跳到了31%。而现在，是35%。如果把范围放宽到整个战斗部队，大约25%到30%的新兵来自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群体，而他们在以色列总人口中只占很小的比例。
这不是简单的“宗教人士参军”，而是一个系统性的替换过程。世俗的、自由派的、把参军当作公民义务的那批人，正在被宗教的、民族主义的、把参军当作神圣使命的那批人取代。从表面上看，军队的战斗力没有下降，甚至可能还提升了。宗教青年确实能打，但问题是，当一支军队的骨干军官和战斗部队被一种特定的意识形态占据之后，这支军队的性质就变了。因为它不再是一支“国家的军队”，它变成了一支“信仰的军队”。
一支被信仰驱动的军队，和一支被纪律驱动的军队，在战场上的行为方式是完全不同的。纪律驱动的军队知道底线在哪里，它知道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因为它有一套外在的规则约束着它。信仰驱动的军队不同，当士兵相信自己在执行神圣使命的时候，底线就消失了，因为“神圣”本身就是最大的合法性。
今年，一名化名“乔纳森”的以军退役步兵向媒体揭露了一件事。他说，在加沙的以军阵地周围，有一条看不见的线，任何越过这条线的巴勒斯坦人都会被当场射杀。以军士兵管这条线叫“狗线”。为什么叫狗线？因为那些被打死的巴勒斯坦人，尸体就曝在光天化日之下，没人收，没人管。成群的野狗循着血腥味而来，以尸体为食。
乔纳森说，以军士兵往往根本不知道自己打死的是谁，绝大多数受害者手无寸铁。所谓的“猎杀标准”是什么？“适龄男性”自动被视为“合法”射击目标。而“适龄”这个词，可以被随意扭曲，16岁，或者60岁，只要士兵想扣扳机，总能找到理由。
更让人窒息的，是乔纳森描述的那种弥漫在以军中的心态。以军无线电通讯里，用希伯来语的“脏东西”一词指代巴勒斯坦人，士兵们公开谈论去加沙“打猎”。“打猎”，不是作战，是打猎。因为在许多以军士兵眼中，加沙的每一个巴勒斯坦人都是恐怖分子。孩子是未来的恐怖分子，女人是某个未来恐怖分子的母亲。当一个群体在话语中被降格为“非人”的时候，扣动扳机就不会有任何心理负担。这就是信仰驱动军队的可怕之处。
今年9月，一部名为《附带伤亡》的纪录片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两名以色列制片人采访了24名以色列情报官员和士兵，匿名讲述他们在加沙看到的一切。影片首映结束后，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持续了整整25分钟。
25分钟的掌声，背后是什么内容？受访者说，有一次为了打一个目标，军方获准杀害500人。执行袭击任务时，以军根本不区分成年人和孩子，婴儿只是“附带伤亡”中的一个数字。军方在袭击前完全能够预估平民伤亡，但他们仍然批准实施打击。更令人发指的是，以军在划定“禁区”之后，故意不通知当地人。他们让寻求救援的加沙平民“用鲜血的代价”去探路。制片人用一句话总结，六个字：工业化的屠戮。
2023年10月至2025年10月，以军在加沙杀害了超过2万名巴勒斯坦儿童，超过4.4万名儿童受伤，死亡儿童占死亡总人数的30%。2025年10月停火之后，又有超过260名儿童丧生，平均每天一人。蓄意针对儿童，这不是战争附带伤亡，这是种族灭绝。
屠戮平民的军队，看上去很强大。但恰恰是这种“强大”，暴露了它的虚弱。真正能打的军队，不需要屠戮平民来证明自己。真正能打的军队，也不需要靠“狗线”和“打猎”来维持士气。一支军队开始对手无寸铁的平民下手的时候，往往意味着它已经失去了在正面战场上击败对手的能力。
以军今天的困境，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人不够用了。大卫·本-古里安在建国时就定下了一条铁律：以色列必须避免长期战争。原因很简单，长期战争会消耗国际合法性，会耗尽国家资源，尤其是人力。但2023年10月7日之后，内塔尼亚胡宣布战争“没有时间限制”。以色列进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完全无视了本-古里安那条立国之本。
三年过去了，地面部队在过去三十年中被削减和忽视，根本没有扩编，战斗部队承受的巨大负担正在产生可见的后果。二战结束时，美国军方的一项研究得出了一个明确结论：连续作战超过60天的部队，纪律会严重退化，甚至会对自身构成危险。以军的作战学习机构早在2023年12月就把这份研究发给了各级指挥官，引起了轩然大波，然后就被搁置了。
2025年底，以军总参谋长公开承认，军队面临“历史上最严重的人力危机”。近几个月来，数千名军官和士官拒绝服役，或者选择不续签合同，多个部门出现严重空缺。约8万名以色列预备役人员被征召到加沙和黎巴嫩前线。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长达6个月无法继续正常生活。士兵们互相讲述伴侣以离婚相威胁的故事。小企业正在倒闭，初创企业正在失去资金。
其二，指挥系统垮了。2026年，以军吉瓦提旅发生了一起集体抗命事件，而这不是以军历史上首次发生这种事。1990年代，伞兵部队的一个连放弃了在黎巴嫩的前哨。2007年，戈兰尼旅的士兵走出了基地。2012年，第7装甲旅的一群士兵拒绝执行命令。
但吉瓦提旅这次不一样，它发生的背景是：以军已经打了近三年的仗，一支被长期消耗的军队，纪律在瓦解，标准在下降，道德在腐蚀。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以军的指挥官们“失去了指挥的勇气”。
以色列的指挥官和美军在越南时不一样，美军指挥官被批评“从后方指挥”，而以军指挥官是冲在前面的，和士兵一起战斗。但他们今天的问题恰恰相反，他们不敢管士兵了。为什么？因为失败的阴影和背锅的影响。而一个不敢管士兵的军官，和一个不敢打仗的士兵，组合在一起，就是一支正在解体的军队。
其三，士气崩了。2026年，以军总参谋长首次公开承认，打了三年，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已经“油尽灯枯”。反复征召带来的身心疲惫，正在吞噬这支军队最后一点战斗力，数千名士兵因为心理创伤而停止在战斗岗位服役。伤病、持续消耗、压力和心理创伤，加上连年征战，导致能够执行任务的士兵数量持续下降。
回到“八旗化”这个比喻。八旗的衰败，不是因为八旗子弟天生不能打。是因为八旗变成了一种特权身份，一种封闭的利益集团。它不再为国家打仗，它的战斗力被身份所腐蚀了。
以军今天的“八旗化”，本质上是同一个逻辑。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进入军队，最初是被当作“兵源补充”来使用的，但他们进来之后，不仅带来了人，还带来了意识形态。军官队伍被宗教民族主义者占据，军事拉比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作战行动被赋予了宗教叙事，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军事行动，现在被宗教叙事合法化了。
当一支军队的作战目的从“保卫国家安全”变成了“实现神的应许”的时候，战争的性质就变了。它不再是有限战争，而是圣战。圣战是没有底线的，因为神圣使命不需要道德约束。这就是为什么以军会在加沙做出那些事，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残忍，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告诉他们，对面的人不配得到人道对待。
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日敢于发动“阿克萨洪水”，不是因为哈马斯变强了，是因为哈马斯看到了以军的虚弱。一个把大量资源投入到“铁穹”和边境围栏上的军队，一个把战斗部队交给宗教青年、把指挥岗位交给不敢管人的军官的军队，一个打了三年仗却不敢告诉公众真实伤亡数字的军队。在哈马斯眼里，就是一头虚胖的巨兽。
以军的故事，说到底是一个关于“身份”的故事。以色列建国时的以军，是一支有清晰身份的军队。它知道自己是谁：它是犹太国家的保卫者，是民主社会的盾牌，是“不再有下一次屠戮”的承诺。这个身份让它在五次中东战争中以少胜多，让它在1973年赎罪日战争中被突袭后还能反败为胜。
但今天的以军，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它是一支宗教军队吗？它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军官会说“是”。它是一支国家军队吗？它的世俗预备役士兵会说“我希望是”。它是一支占领军吗？加沙的巴勒斯坦人会用“狗线”上的尸体告诉所有人答案。
当一支军队不知道自己是为什么而战的时候，它就只能靠“打猎”和“屠戮”来维持战斗意志。而当屠戮成为维持士气的仅存手段的时候，这支军队就已经死了。
阿克萨洪水只是一个结果，不是原因。一支失去灵魂的军队，穿着最先进的装备，拿着最精良的武器，开着最昂贵的坦克，却打不赢一场它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要打的战争。这就是“八旗化”的终极代价。
清朝的八旗，在鸦片战争中被英国人的炮舰轰成了碎片。以军的“八旗”，正在加沙的废墟中，一点一点地瓦解。历史，是一个轮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