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为什么要发癫
公元755年，身兼三镇节度使、手握近二十万边军的安禄山起兵造反，大唐国运就此打折。
史称安史之乱。
在当时的普通人看来，这场叛乱的发生纯属意外。
因为那个时候的大唐看上去还如日中天，远不是王朝末期那种大家都活不下去的光景。
在这种时候造反跟发癫没什么区别，毕竟这是九族消消乐的重罪。
当然，朝堂的斗争波谲云诡，安禄山本人又野心勃勃，他个人做出铤而走险的决定并不奇怪。
但近二十万的官兵也跟着他一起发癫，这就比较匪夷所思了。
他们就这么不把大唐当回事么？
所以后世在分析安史之乱爆发的原因时，都绕不开一个话题：
唐朝的兵役制度。
大唐开国时的兵役制度是北朝传下来的府兵制。
在这套制度下，唐中央会在一些地方设立兵府（折冲府），然后让这些兵府就近挑选农民当兵。
这些士兵就是府兵。
注：当时的折冲府并非全国都有，主要分布在关中、河东、河南等地区。
这份工作几乎是终身制，要干到六十岁才能退休。
不过它并不是一张长期饭票，因为国家不发工资。
你得自己找饭吃。
府兵平时和其他农民一样在家种田，只有农闲时才集中操练，另外还要轮流去京城或边疆值班守卫，开战了就自带干粮和武器上前线。
扛米打工了属于是。
如果安禄山的手下都是这种兵，那安史之乱是搞不起来的。
大家都是有家有田的正经庄稼人，编制在折冲府，效忠的是大唐，谁没事跟你玩九族消消乐？
但遗憾的是，在安禄山崛起的时代，唐朝的兵役制度已经逐步变成募兵制了。
该制度下的士兵不再是兵府从农民里选出来的，而是朝廷直接花钱从社会上雇来的。
唐军大舞台，缺钱你就来。
而安禄山作为地方最高军政长官，军饷自然是经他的手发到当地士兵的兜里。所以对于这些士兵来说，安禄山才是真正的老板。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如果站在唐中央的角度上看，各地的士兵其实跟外包人员差不多，名义上为朝廷打工，实际上并不被朝廷控制。
这就为安史之乱的爆发打下了基础。
不过我们现在回看这段历史时，会很容易认为：
募兵制才是那个更符合现代市场逻辑的制度。
一分钱一分活，天经地义。
像府兵那样扛米打工，我们肯定是不干的。如果非要逼着我们干，那肯定没啥积极性。
不过现实却是以府兵为骨干的唐军战力十分强悍，他们当年灭东西突厥、克高昌、平百济、破龟兹……战功赫赫，威震东亚。
府兵虽然只是一群没有工资的兼职军人，但打仗的积极性却比后来募兵制下的职业军人还要高。
这是怎么做到的？
大唐农民的觉悟这么高吗？
这就涉及到一个现在经常被提及的概念了：
良家子。
第二节·双向奔赴
如果你是一个唐朝的农民，而你家附近正好又设有一个折冲府，那么你就有可能被征去当府兵。
不过不一定轮得到。
因为折冲府选人并非随机抓阄，而是择优录取：
优先选择家境好身体壮的农民，如果水平都差不多，那就选家里男丁多的。
主打一个优中选优。
其实这种选拔优质老百姓免费打工的操作，从汉朝就开始了
据《汉书·李广传》记载：
“孝文帝十四年，匈奴大入萧关，而广以良家子从军击胡。”
意思是李广以良家子的身份参军抗击匈奴。
所谓良家子，就是普通良民家庭的子女。
在古代，良民家庭指那些有户籍有田地，且身家清白、没有污名的家庭。
从这类家庭走出来的人自然老实本分，不会随便搞事，所以更值得信任。
因此汉朝会从普通士兵中把良家子专门挑出来，然后将他们安排到精锐部队或要害岗位。
后来的府兵制则是把这种选材标准立成了制度，干脆只从良家子里挑人，于是整支府兵队伍都由良家子构成。
很显然，大家都知道良家子好用。
但用人单位觉得好用是用人单位的事，人家良家子自身条件那么好，你又不给工资，凭什么为你努力工作？
因为这份工作真的有前途。
在汉朝被选为精锐的良家子，会获得一条确定的上升路径：
只要好好干，就能一级一级的被提拔，一直到成为将军。
李广就是这么上去的。
唐朝的府兵不是精英选拔，上升空间没那么大，但也有很多优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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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被选为府兵，就能免除赋税和徭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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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立了功，朝廷还会授予勋官、勋田和其他赏赐。
注：勋官为名誉官衔，无实权，但可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部分法律特权。
而那些表现特别优异、勋官级别特别高的府兵，甚至可以获得入仕（成为正式官员）的机会。
所以在唐初，被选为府兵是件很光荣的事情，很多人挤破脑袋都想加入。
从这个案例我们可以看到：
良家子之所以“好用”，并非完全因为自身的素质和觉悟足够高，更关键的原因是系统也对他们进行了善待。
这是一种双向奔赴。
我们现在经常提及的良家子，在概念上和古代已经有很大的差别，但底层逻辑是相同的，那就是：
被系统充分信任，与系统深度绑定，个人成长完全嵌入系统。
这个系统可以是家庭、公司、单位、社会或国家。
良家子在工作中最大的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主人翁意识，对系统忠诚且责任心很强，甚至愿意为系统利益承受短期的个人风险和损失。
习惯了现代雇佣关系的打工人往往理解不了这种主人翁意识。
公司又不是你开的，你操那么多心干什么？
其实这个意识正好体现了人们需求的多样性。
我们都有逐利的天性，但这个“利”不一定只包括短期的现实利益，也可以是长期的综合利益，比如名誉、地位、稳定、社会认同……
而良家子之所以会成为良家子，就是因为他们主要追求长期利益。
因此他们会自愿和系统绑定，把系统的前途视为自己的前途。
在这种情况下，拥有主人翁意识也就不奇怪了。
既然良家子如此完美，为什么唐玄宗时期的唐军还要改用募兵制呢？
因为那个时候的良家子已经退出游戏了。
第三节·退出游戏
唐朝农民的田地，大部分是国家分发的“均田”，这个土地制度是北魏传下来的“均田制”。
在南北朝的长期战乱下，很多土地陷入了荒芜，同时又有很多农民流离失所。
于是国家就出面当了个中介，把这些荒地分给了失地的农民。
按唐朝的规则，所有编入国家户籍的男丁都可以从国家手里分到田地。当然，拿到了田地就要尽义务，包括交租税和服从征调。
本质上，均田制可以理解为一种兜底。
因为对于古代的普通人来说，田地就是安稳生活的底线。
而这种兜底，也是整个府兵制的基础，毕竟让农民边种田边当兵的前提，是有田可种。
然而，随着土地兼并的日益加剧和朝廷手中土地数量的逐渐减少，从唐高宗开始，这个底就渐渐兜不住了。
等到了唐玄宗时期，很多农民已经失去了足够养活自己的土地，国家手里也没有多余的地再分给他们。
这时候还要求他们自费打仗，就跟直接要他们的命差不多了。
于是良家子们只能选择退出游戏，果断跑路。
公元749年，由于良家子已基本跑光，各地折冲府再无兵可交，府兵制正式停摆。
六年后，安史之乱爆发。
那是不是说系统必须要给自己的成员兜底呢？
不一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