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的中国，像一个人被夹在两扇关死的门之间。
西边是华盛顿的封锁：禁运清单比给苏联、东欧的还多出五百多项，连游泳裤都不卖给我们，说是我们可能会用于训练蛙人。
北边，是昨天的“老大哥”突然撕破脸。1960年7月16日，莫斯科一纸照会：一个月之内，撤走全部在华专家1390人，撕毁几百个援建合同，停止供应关键设备。
那天，距离新中国拿到第一笔苏联贷款，刚好十年。
十年里，我们真把苏联叫过“老大哥”。156项工程从图纸变成厂房，专家从莫斯科飞到鞍钢、飞到酒泉、飞到武汉、飞到包头。钢铁、电力、机床、汽车、飞机、核工业、地质勘探，一半的现代工业骨架，是那十年里搭起来的。我们以为“兄弟”二字，是真的兄弟；以为工业化的路，会有人陪着我们走到天亮。
可1960年的那个夏天，对方先把“同志”收回去，把“阵营纪律”亮出来，把图纸抽走，把工艺带走，把答应好的汽油和卡车停掉。
而家里，正闹着灾荒。粮票攥出水，缸底没米；农民和饥饿搏斗，煤矿工人、勘探队员、机床前的车工，也在和空肚子搏斗。
就在这个年月，账本被拍在桌上——不是街坊算账，是带着脸色、带着阵营、带着“你敢不听话”的逼问。
这就是中国人“不信邪、不怕压、不怕逼债”的来时路。
一、“兄弟”账本
1949年，毛主席第一次访苏，拿到了12亿旧卢布、折合3亿美元的低息贷款；
抗美援朝一打，飞机、坦克、火炮、雷达要赶紧来，苏联开始说是“共同负担”，最后都折成了军火贷款；
“一五”时期156项工程，专家、图纸、设备也不是白送，通通折成卢布。中国拿什么还？钨砂、铜、锑、橡胶、大豆、猪肉、苹果、茶叶、鸡蛋。
所以，中国对苏债务，大体分三块：抗美援朝时的军火贷款；工业援建的设备款和利息；旅大收回时苏联留下的装备的折算费以及记账贸易欠款。
到1960年前后，已经还掉大半，尚欠苏联各项借款和应付利息共14.06亿新卢布，折合人民币约52.9亿元，其中六成以上，是抗美援朝军事贷款。
欠债还钱，天经地义。这一点，中国从没赖过。
可当“同志”变成对手，账本就从经济往来，变成了政治武器。你不对我低头，我就用账本压你；你不进我经互会，我就用合同卡你；你锅里没米，我还要你把好粮、好肉、好茶、好苹果一车一车往苏联送。
1960年，中国向苏方表示：受灾荒和撤专家影响，贸易欠账可能要五年还清。苏联外贸部长帕托利切夫当场训斥这是“片面决定”，紧接着宣布短期内不再提供汽油。汽油一停，卡车趴窝，工地停电，厂子半转不转——这不是要账，这是卡脖子。
周恩来经济秘书顾明后来回忆过人民大会堂那一幕：苏联外贸部副部长谈完还债，出门看见一块三百多公斤的大石英石，随口说：“你们要是没别的东西，这个就很好。”周恩来顶回去：“你想要，你就拿走。”
这是苏联人对中国的一种羞辱。
二、小兄弟们帮腔
苏联起了头，它的小兄弟们当然要表忠心。
东德、捷克、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中国做的是记账贸易：
中国出矿、粮、肉、茶、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