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期间，香港曾与里斯本、卡萨布兰卡并称“三大谍都”。中日之间、国共之间、世界各大国之间的情报战，都把香港作为一个重要战场。二战结束，里斯本与卡萨布兰卡的情报中心功能也随之消失，香港却因其特殊的政治与地缘环境，继续扮演“东方谍都”的角色。解放战争时期，香港因地处两岸三地交汇处，又有众多外国领事馆驻扎于此，自然成为国共特工重要的情报战场。1949年国民党撤退到中国台湾地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香港地区又成为以英美为代表的西方国家与中国进行情报角力的枢纽城市。

东江纵队国际工作小组

早在20世纪20年代初，尚未对亚洲发动全面侵略的日本就盯上了香港。日本从1921年起推行所谓“南进计划”，将目标对准中国南部和东南亚地区。裕仁天皇的姨夫大谷光瑞披着“宗教活动”的外衣到香港活动，为日本军方刺探中国和东南亚地区的情报。日本海军司令部派往东南亚的间谍，几乎无一例外地要先到香港活动或作准备。日本陆军凡是与“南进”战略有关的间谍机构，大都在香港设有分支。

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对中国南部破坏极大的“梅机关”与“竹机关”等特务机关，都在香港设有联络点，其属员长期以商务为伪装从事间谍活动。这些间谍除了刺探军政情报以外，还插手香港地区的报刊和通讯社，为日后的军事占领进行舆论准备。

1941年11月，日军攻占香港，中共领导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后发展为著名的东江纵队）从香港救出大量爱国人士和国际友人。1942年2月，东江纵队港九大队专门成立国际工作小组，在香港与日军情报机构角力。参加该小组的黄作梅、谭天、谭干、卢陵等，都是懂英语以及在港九地区有一定社会关系的人员，黄作梅任组长。

1942年7月，在东江纵队协助下成功逃出香港战俘营的英军上校赖特组建了英军服务团，总部设在桂林，随后在东江纵队的活动区域惠阳设立前线办事处，办事处主任祁德尊少校也是被东江纵队从香港营救出来的。他们与东江纵队合作，继续在香港营救盟国人士，并收集军事情报。自此，中共与英军围绕香港开展全面的情报合作，并肩援救盟军人员、互通军事情报。

1943年，为了方便在香港的情报工作，国际工作小组在香港开了一间杂货铺，作为与英军服务团的地下联络站。合作的过程中所花的费用，全部由中共东江纵队自己筹措。正是由于中英双方情报人员的合作，才使得盟军在香港与日军的情报战能够有效展开。

1943年秋，盟军制定了空中打击日军驻港重要补给基地和军事基地的计划。为此，英军服务团副团长何礼文出面，与中共东江纵队港九大队取得联系，请他们去日军重要的军事目标附近拍摄清晰的照片。接到任务后，港九大队沙田武工队经过周密的部署，队长黄冠芳与何礼文等人背着摄影器材，趁天未亮快速登上观音山，居高临下以极佳的角度拍摄了日军启德机场、铜锣湾军火库、鲤鱼门军营等主要目标。

半个月后，美军第14航空队出动飞机轰炸日军。沙田武工队立即通知在观音山放哨的队员，注意盟军飞机轰炸日军目标的情况，把飞机轰炸的弹着点逐一记录下来。由于这次轰炸没有命中日军的主要目标，沙田武工队马上通知九龙市区中队的方兰、黄扬声组织人员收集有关情报，并绘制简略地图，送大队情报室，然后再转给美军第14航空队。

过了十多天，盟军再次派出飞机轰炸。这次，日军铜锣湾军火库、启德机场、鲤鱼门炮台、太古船厂（当时有数艘日舰在那里维修）等目标都遭到重创。日军十余架战斗机被炸毁，油库着火，两艘军舰被炸沉，鲤鱼门炮台和军营也被严重破坏，日军在九龙的军事力量遭到沉重打击。

这两次空袭是盟军对日军在中国南部沿海空军势力的一次成功反击，为日后的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东江纵队在香港出色的情报收集能力引起了美国的注意，向来只把国民党当局视为合作对象的美国情报部门开始重视中共。1944年发生的“营救克尔”事件，成为东江纵队与美军合作的契机。

1944年2月11日，美军第14航空队空袭香港启德机场，中尉克尔因战斗机中弹被迫跳伞，幸遇东江纵队港九大队营救，才得以虎口逃生。在近一个月的营救行动中，东江纵队庞大而缜密的情报网络，从战士到民众的齐心合力，还有通晓英语的司令员曾生和马来西亚归侨女战士李兆华，都给克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克尔回去后，将自己被营救的经过向第14航空队司令陈纳德报告。考虑到东江纵队出色的国际合作经验，陈纳德请示华府后决意与东江纵队合作。

1944年10月，美军派出陆空作战技术研究处的欧戴义少校来到香港，请求东江纵队协助美军在香港建立电台，收集港九地区日军的各种情报及气象资料，提供给美军。在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后，东江纵队扩大了在香港地区与盟军的情报合作。

美国牵头的“七国情报小组”

据香港特区《大公报》报道，香港是七八百万人口的国际化都市，对美国政府而言，香港地区拥有其他地区无可比拟的“战略地位”：第一，信息发达，出入境比较方便；第二，靠近中国内地，有地缘便利；第三，人员繁杂，便于隐藏和伪装。因此，从二战结束后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之前，美国都把香港作为重要的情报枢纽城市。

在美国驻香港领事馆内，至少有15名人员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员工。中情局的香港分站就在美国驻港领事馆内。美国驻港领事馆是其在世界各地所有领事馆中人员最多的一个。据美国政治杂志《地缘指导》披露，美国驻港领事馆的外派人员常年保持在300人以上，大量情报人员在文化、商务、外交人员身份的掩护下，除收集香港本地的情报外，还以香港为跳板，开展针对中国内地的间谍活动。一个著名的例子是，香港回归前破获的一起间谍案，主犯约瑟夫·陈就是利用美国驻港领事馆空军上校联络官的身份，以香港为跳板收集情报。

据香港特区《镜报》报道，前美国驻港总领事郭明瀚在任时，每月都有美国官方及半官方的部门和组织非公开到港活动。这些部门和组织包括﹕美国联邦调查局、联邦政府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传统基金会、美国外交政策全国委员会、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等。同时，美国在香港地区还不定期举行驻港七国领事会议，通报美中活动，协调对香港问题的看法和行动。该会议被称为“七国情报小组”，开会地点一度设在港岛中环的外国记者俱乐部。

据香港特区《新报》国际新闻版专栏作家林风介绍，每个国家的驻外领事馆一般都会设置情报部门，在香港的外国领馆也不例外。据他观察，在港负责收集情报的外交人员每周都要撰写报告，然后发回本国汇报。因此这些人要不停地针对一些热点时事，寻找相关人士面谈，分析局势。由于大部分外国驻港领馆均在中环或金钟，所以金钟某五星级酒店大堂的啡啡厅就成为领馆人员和香港地区政商界人士交换意见的热门场所。林风表示，外国驻港领事平日除了约见香港政坛或学界人士之外，也会主动出席一些公开的研讨会，聆听学者的意见。他曾看到某国领事在活动结束后，“左手拿着录音机，右手拿着列有问题的纸张，走上台询问演讲者的看法”。

多年来，美国特工在香港地区的行动谨慎、隐秘，很难被媒体捕捉到。但若比起英国情报机构在港的多年苦心经营和精心部署，还是略逊一筹。

港英政治部间谍苦学茶艺

夹在中英之间的香港地区，历来是情报战中的兵家必争之地。熟悉昔日特工在香港地区活动的香港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表示，香港地区从前是个“情报中转站”。它作为亚太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在自由商贸环境下容易设立国际商行，方便掩护收集情报；而且香港曾经是英国殖民地，西方人理所当然会在港活动，所以世界多国都曾派员在港收集情报。

在英国管治香港地区的年代，英国军情6处（MI6）曾经在小西湾设置无线电监控中心，负责监听通信情报。后来，小西湾的监控中心转移到舂坎角。

从1949年开始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之前，中英之间的情报博弈都绕不开一个神秘的老牌英国情报机构——港英政治部。其雏形初成于1934年，1946年被纳入香港警队架构中，名义上隶属于香港警察总队，由警务处副处长指挥，但实际上直接隶属于英国军情5处（MI5），主要负责情报工作。

部署在香港的英方情报人员，即港英政治部人员，向英国军情5处三科负责。三科负责远东地区的情报，在香港地区、新加坡、印度新德里、澳大利亚堪培拉及新西兰惠灵顿设立5个办事处。军情5处的安全联络官办公室设在驻港英军总部内。这名官员在遇到要事时，可无须通传直接谒见港督、驻港英军司令和香港警务处长。

20世纪50年代中期，港英政治部大力收集中国内地以及其他国家的情报。到20世纪80年代，包括文职人员在内，港英政治部最多时曾有1200名雇员。

港英政治部收集情报的能力比较强，其窃听手段主要有三种。据曾在港英政治部工作过的化名为“罗亚”的华人特工在回忆录中记载，一是直接从电话线或机房截取通话信息，这种方法须得到电信公司的配合。随着通信技术的发展，这种方法后来很少用到；二是设法进入目标建筑，在室内安装微型电子装备，再在该建筑附近安装收听站，接收信号；第三种方式是政治部特工最常用的，在与目标邻近的楼宇钻洞破墙，在墙内植入微型收音器，直接接收信号。港英政治部的这些窃听手段，被香港情报圈子的“各路神仙”竞相模仿。

港英政治部获取情报，通常通过间谍刺探、收买线人以及行动组运作这三种方式来完成。间谍常以英国驻港外交官、各大企业机构工作人员等身份作掩护。“领事馆三秘”是比较常用的掩护身份，便于出入上流社会，结交各方人士。

一位曾以英国外交官身份作掩护的港英政治部特工回忆说，为了融入香港，他们不得不苦学茶艺，以便以“中国通”的形象出现在华人面前。这一方面可以与华人找到共同话题，另一方面也可以使对方降低警惕性。

港英政治部通过设立行动组收集情报，看上去比较老套，但这在信息技术尚不发达的年代很常见。如今听上去很不靠谱的一些坊间谣传，在以前却常常是港英政治部行动组第一手情报的来源，有些情报甚至是行动组通过拼凑“游客传闻”得来的。更有意思的是，当时有些港英政治部特工在工作之余，把打探到的情报“边角料”写成故事，投稿给报社以赚取外快。

随着中英香港问题谈判的开始，香港回归祖国逐渐成为定局，英国方面也开始着手解散港英政治部。据悉，当时港英政府担心这些前特工人员，尤其是华人特工在香港回归后被中国政府掌控，于是开出不菲的“遣散费”，还帮助部分特工取得了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等国的国籍或永久居留权。

直到今天，有关港英政治部的内部架构，仍然未被外界知晓全貌。曾在港英政治部工作过的特工，所了解到的情况也只限于与其工作领域有关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