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活鱼的价格是四五千文，约合二两白银，相当于一个绿营马兵一个月的军饷。而这样的活鱼，宴席上每桌一条。
除此以外，宴席必备燕窝烧烤、鱼翅海参、鼓唱戏班，每年无论冬夏，都要折腾到凌晨一点左右，众人方才散场。
这就是晚清陕西官场的宴席标准，每次花费在二百两白银以上。
但它不是哪个官员自掏腰包，而是陕西督粮道利用征收军粮的盈余，给整个陕西官场支付的。
可以说，陕西督粮道就是陕西官场的小金库，并通过这种特定的作用，成为了整个陕西官场的枢纽衙门。
1845年正月，守孝期满的前山西朔平知府、福建汀漳龙道张集馨，奉旨补授陕西督粮道，正四品，负责西安驻防八旗和绿营的军粮征收、存放，并兼管西安府、乾州、鄜州的地方政务。
“汝操守闻甚好，今此去更要坚持，老而弥笃，人臣所以励晚节也。”
然而，张集馨辞别道光皇帝以后，转身就回归官场行列，开始了常规应酬。
那时，张集馨在京城住了四个月，盘缠已经不多，为了筹措迎来送往的经费，他便以月息九厘的代价向广东洋行借贷九千两、向山西商人借贷五千两、并向三位同僚借了两千两，再加上自己的一千两积蓄，合计凑了一万七千两。
随后，张集馨把这笔巨款分别送到相关官员的府上，和他们告别辞行。
以张集馨的俸禄来说，他是不可能有这么多钱的，也根本不可能还上这笔钱，那为什么京城同僚敢收、洋行和商人敢借呢？
根据晚清的官员职责划分，陕西督粮道管着两座仓库，每年法定征收米、豆、麦将近二十万石，发给驻防八旗和绿营的军粮，每年是十九余万石，收支大抵平衡。
这样一来，每次征收的时候，只要每石实物军粮多征收一小把，累计起来，便是常规赋税难以企及的巨大数目。
据晚清官场的估算，陕西督粮道一年盈余的军粮，折合成白银，能有三四十万两左右，但张集馨说，没有这么多，只有六万多两而已。
不论如何，陕西督粮道都是人所共知的摇钱树，京城同僚敢收张集馨的礼物，看中的就是他的筹款能力，洋行和商人敢借钱给张集馨，看中的是他的还款能力。
道光皇帝以为张集馨是去管粮，整个官场却知道，张集馨是去管钱。
因此，张集馨还没离京，陕西督粮道这一官职，就变现了一万六千两白银。
京城官场知道陕西督粮道是肥缺，陕西官场同样知道，所以张集馨到陕西赴任以后，仍然要到处送钱。
西安驻防八旗，每月要用八天时间到仓库领米，每到这时，旗营的武官便带着兵丁前来现场监督，防止放米的人以次充好。而随着旗营武官和兵丁的到来，陕西督粮道就得准备一桌丰盛酒席，送到仓库，供他们享用。
大部分时候，旗营武官有一桌酒席就满足了，可有些桀骜不驯的旗营武官，会对米的质量百般挑剔，这时，非得管仓库的人极力劝慰，才能平息事态。
吃拿卡要四个字，在前来领米的旗营武官身上，体现的淋漓尽致。
驻防八旗的最高统帅是西安将军，见到基层的旗营武官都能从陕西督粮道要钱，堂堂将军要是没有，岂不是很没有面子？
如果西安将军都能分享一份钱，那和西安将军品级差不多的其他陕西官员，不给的话，是不是说不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