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兄弟五人，仁义礼智信，只活下来我一个。”
张义和老人给我说这个话的时候，眼睛没有看我，而是看着住了几十年的老房子。那个老房子是过去四川很常见的木结构民居，如果它就那么站着的话就还好，但突然扒拉开就会把尘封很多年的东西翻出来，陈旧的家具、残破的农具，一下子都暴露在阳光下了。
“哎呀，我的棬钩！”
有个模样古怪的农具横放在两根檩子之间，刚刚把瓦扒拉下来，才拆掉半边房子的檩条，张义和老人就挥舞着拐杖招呼自己的儿子。
他儿子都七十多了，其实已经没法干活，真的站在房顶拆老房子的是他孙子。他儿子早已经被他层出不穷的古怪要求给弄得无可奈何，摇着头叹着气走过来，恭顺的对他说：
“我的老寿星呢，还拿来干啥子嘛？棬子树都没有了，丢了嘛……”
他儿子的口音是纯正的四川话，而张义和老人的口音则听起来总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也说不出来到底哪儿不对劲。新房子宽敞的院子里早都堆满了横七竖八的老家当，张义和就在这里坐着盯着，想扔掉都不可能。他家的新房子是金口河区新农村及旅游开发的示范项目，漂漂亮亮的四层仿古小楼，正对着大瓦山风景区，纳凉、避暑搞个民宿是最好的。
就这一堆老古董不知道怎么处置。
我去的那天是个阴天，大瓦山上面还挂着积雪，而大渡河谷里的雾气张牙舞爪的往山上扑，却被厚重的山脊死死压在另一面。站在永胜乡这边，你很难感觉到对面浓重雾气里的凶险，不过从这里开车上山，到一个叫做“蓑衣岭”的地方你就知道好歹了。你会像一头栽进牛奶里一样伸手不见五指，脚下是滑溜溜的积雪和冰，而身边就是万丈深渊，稍有不慎，粉身碎骨。
我去替张义和老人把那个棬钩拿了过来，那是个铁打的钩子，装在一根白蜡条上，是以前山民用来收获乌桕树果实用的，四川这边叫“棬子树”。钩子上早都布满了坑坑洼洼的锈迹，白蜡条已经看起来发黑，不过确实还是一件趁手的工具。
“你们晓得个屁。”
张义和把那个棬钩拿在手里把玩，他自己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给放在檩条上的，也许是某次辛苦劳作之后随手的事情，也许是砍掉最后一棵棬子树之后郑重的告别，不过这些记忆早都藏在了深处，渐渐至于找不到了。
“修乐西公路，丢铁件是要打板子的！”
他说的乐西公路，是一条抗战时期修的公路，是在中华民族走投无路的时候为自己留下的最后一点退路。在抗战最艰难的时间段，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开始了乐西公路修建工程，守得住重庆的话就用这条路联通四川盆地和云南滇缅公路出境通道，守不住重庆的话就沿着这条路再次撤退，退到西昌去，依托安宁河谷和川西天险做最后的抵抗。
我就是为这条路来的。
像张义和这种乐西公路最后的建设者，还在人世的已经很少很少了。
每次想到乐西公路，我都感觉到一种令人窒息的悲壮决绝，一种宁死不做亡国奴的刚毅不屈。从1939年开始，四川本地的民工和来自全国日占区的难民纷纷汇聚到这里，开始一钉一凿、一锄一镐修建这个中华民族最后的退路和希望。到竣工为止一共有高达3万之多的伤亡，平均每公里死亡8人。仅蓑衣岭路段就伤亡高达3000人，由于工期刚好在冬季，曾经发生过一夜冻饿病死200多人的惨剧。
张义和的三弟张智和就是在那一夜死去的。
他们兄弟五人逃出南京城的时候就只剩下了张义和、张智和两个，父母以及大哥张礼和、三弟张仁和、五弟张信和，都惨死在日军的铁蹄之下，不知所踪。
他本来是不愿意去乐西公路当民工的，但两兄弟当时已经山穷水尽没有办法了。一方面是流离失所确实找不到活路，另一方面是战争导致的物价飞涨。尽管身上有的是血海深仇，但那些抗战的口号多多少少还是轻飘飘的不知所谓。
现实的生存威胁远比口号啊、仇恨啊这些东西沉重，当时摆在他这个“二哥”眼前紧迫的现实就是兄弟二人怎么活下去，他本人倒是可以选择去参军，但这个十二三岁的四弟又能够去哪里呢？举目无亲、上无片瓦，本身两兄弟就已经流落在乐山的街头要饭了，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
带着四弟去乐西公路当民工，好歹能糊口，能照看弟弟，但他不知道的是这个决定会要了四弟的命。
那一夜的事情我其实很快就敏锐的感觉到他并不愿意讲，提到他四弟张智和的时候，我能感觉到明显的“阻力”，他在不自觉的、本能的回避。这种阻力甚至比提到他的父母还要大得多，毕竟南京大屠杀的时候他本人并没有在现场，没有亲眼目睹家破人亡的惨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