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长征胜利 90 周年。各种纪念活动、电影、央视新剧、纪录片叠加。除了继续展现红军艰苦卓绝的战斗与意志之外，地理影响也越多地得到了呈现。比如聚焦于四渡赤水这段历史电影的《四渡》，就创新性地用了实体地形沙盘，搭配针孔摄影机，镜头跟着指挥员的手 “钻进沙盘河谷”，把黔北喀斯特山体、赤水河 S 形河道、娄山关隘口、各个渡口的空间关系拍成立体地理模型；同时穿插纸质军用挂图、3D 动态地形图，力求让观众更深刻地理解，地形与战役进程的关系。
用地理、地图解读历史是我一直在做的事，自然是很高兴看到这种变化。不过我今天跟你一起回顾这段历史，着眼点却不是在地理地形上，而是在城市。
无论是在赣南建立根据地，还是在整个长征转战过程中，抑或是最后落脚陕北，红军的命运始终都与“山”紧密联系在一起。以至于大多数影视剧里所呈现的根据地故事，也都是在山村为支点展开的。然而红军不是梁山式的起义者，而是以建立红色政权为目标的革命者。农村包围城市是一种策略，但农村本身并不是终点，只能成为游击型根据地的支点。“政权”属性的大型根据地，仍然需要依托城市建立。
控制了城市，就意味着控制了这一区域的主要人口与物资。控制城市的数量亦与兵力成正比。身处赣南山地，以瑞金县城为红色首都的中央苏区，鼎盛时期（1933年）曾同时控制18个县城，兵力12万余人；红四方面军起家的鄂豫皖根据地，鼎盛时期（1931年）则以河南新县为中心城，控制了6座县城，拥兵4.5万人。西征入川后的红四方面军，兵力一度缩减至1.4万人。转进大巴山区建立川陕根据地后，则以四川通江县城为中心，控制了8座县城（1933年），兵力亦随之扩充至8万余人。
真实历史中，少的是庙算在前的从容，多的是见招拆招的决断。从瑞金到延安一路走来，大庸、遵义、懋功、松潘四座山中之城，都曾一度成为过红军重建中央苏区的选择，但都因地缘条件不佳被迅速放弃。接下来，我就跟你一起揭开这四座城的神秘面纱。
桃花源里的“张家界”
第一个被中央红军选中的城市叫“大庸”，是不是觉得陌生，那么如果说韩国人心目中的旅游圣地张家界呢？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呢？是不是一下子熟悉了起来。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在江西赣南经略多年的中央红军，被迫由江西出发转进，并将“北上抗日”作为红军最高政治纲领与行动总目标。
与北上抗日这个总目标相比，当务之急是先另寻一片根据地安顿这8万多人。湖南湘西，就是出发时就已定下的目标。一则湖南与江西相邻，转进距离更近；二则贺龙作为湘西人，此时已率红二军团重回湘西开辟根据地，并与任弼时领导的红六军团会师。
新根据地中心城名叫“大庸”，这是一个让绝大多数人感到陌生的地名。名字来源于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家——“庸国”。3000年前，武王伐纣灭商，当时有八个南方国家“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跟着一起去，史称“牧誓八国”。其中位于湖北竹山县的庸国实力最强、跟中原的距离最近，位列八国之首，并受封为周朝的诸侯国。
庸国是个位于汉水上游的山地国家，春秋时期下游的楚国崛起，溯江而上灭了庸国。好在那时讲究的是“灭国不灭祀”，被灭的国家还可以在指定地点作为附庸重建。于是庸人便被楚国从湖北迁到了湖南湘西。原来的都城被后世称为“上庸”，后来的都城则取名为“下庸”。
上庸、下庸之名都渐渐不再使用，清朝时建制在下庸县叫作“永定县”。再后来北洋政府发现福建原来也有个永定县，遂从史书中翻与了下庸这个故名，并因为“下”有低人一等之意，更名为“大庸”。只是“庸”这个字，同样容易上人联想到庸俗、平庸。1994年，大庸正式改名为“张家界”，并由此成为中国的旅游名片之一。
张家界最吸引世人的，无疑是它奇绝的山体。张家界这个名字原本则是用命名中国第一个国家级森林公园“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以此来说，当年大庸这座森林环绕的山中之城，倒还挺适合红军躲闭国民党围追堵截的。
其实适合的不仅是张家界，而是横跨湖南、湖北、重庆、贵州交界处的“武陵山区”。“武陵山区”是一片位于三峡之南，以武陵山脉为主脉，总面积与贵州省相当的山地，其中湘西的占比过半。两汉魏晋之世，曾在此设置“武陵郡”加以管理。陶渊明一篇《桃花源记》更让武陵山区，以世外桃源的面目为世人所熟知，武陵山亦因此而得名。
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到底是在湘西还是贵州境内，一直以来并没有定论，但有了连片山地的保护、有了贺龙在湘西打下的基础，武陵山区无疑是个建立根据地的好去处。计划中的新中央苏区也因覆盖整个武陵山区，被命名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问题是，红军得先进得去湘西。
长征以来，红军之所以能够沿着赣粤、湘粤边境的山地顺利西进，是因为担忧蒋介石借剿共之名入驻广东的粤军，在战前就与红军达成秘密借道协议。使得红军得以顺利突破了三道封锁线。然而要是想进入湘西建立根据地，可就动了湘军的蛋糕。
自19世纪中叶，曾国藩引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引发洋务运动以来，湖南就成长为了近代中国的政治、军事重地。湘西虽然山多地少，但兵员战斗力极强。要是拱手让给了红军，此消彼长，不仅湘军军阀的实力要受影响，卧榻之侧更是睡了一只猛虎。
于是在这种自保心理下，湘军在湘桂边境的湘江上游处，布设了第四道封锁线时，并拼死阻击红军。担忧红军南下的桂军，则在侧后给予红军重击。造成中央红军在突破第四道封锁线后，由出发时的8.6万人锐减至3万余人。由此以大庸为中心，在武陵山区建立新根据地的计划也不得不做出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