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把圣人想得太干净了：好像圣人就是不杀生、不犯错、不沾血，永远温良恭俭让，连一句重话都不说，连一滴血都不沾。
我一直认为，真正的圣人，既要有慈悲心肠，也要有霹雳手段。对好人，他有慈悲；对坏人，他有雷霆。对弱者，他柔软；对压迫者，他坚硬。
所谓“大仁不仁”“大爱不爱”，不是说没有仁爱，而是不能把仁爱变成对恶的纵容。你对所有人都一样仁慈，恶人也就成了被保护的对象；你对所有人都一样宽容，受害者的痛苦就被轻轻放过了。这种“无差别的仁爱”，最后往往变成对更大的恶的默许。
所以，我认为，真正的圣人，不是只求一身干净、避离杀伐；不是一味纵容、不分善恶，而是明是非、担道义，敢以必要的手段遏制邪恶，保护好人、守护正义。
他们当然有伟大的地方：孔子讲仁爱、重教化，希望以礼乐秩序安顿人心；耶稣讲博爱、讲救赎，希望以信仰抚慰苦难；释迦牟尼讲慈悲、讲解脱，希望人从痛苦中觉悟。
他们影响了无数人的精神世界，这一点不能否认。但问题在于，他们更多是在精神层面、道德层面劝人向善。
孔子周游列国，希望恢复礼乐秩序，却没有真正改变春秋战国时期诸侯争霸、百姓流离的局面；耶稣宣扬爱一切人，却没能改变当时罗马统治下的压迫结构；释迦牟尼教人脱离苦海，却也没有推翻种姓制度造成的现实苦难。
他们一生可能没有做过世俗意义上的“坏事”，也没有亲手发动战争、推翻政权。可也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圣”，更多停留在感化、教化、劝善上。
感化当然有意义，但感化能改变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迫吗？能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吗？能改变帝国主义对一个民族的掠夺吗？不能。
更关键的是，他们的思想传播对象主要是底层百姓，教的是顺从、忍耐、博爱、放下。
孔子教人“君君臣臣”，各安其位；耶稣教人“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释迦牟尼教人放下执念、脱离苦海。
这些话对个体心灵有抚慰作用，但对被压迫者来说，它缺少了一个最核心的东西——反抗。它没有教被压迫者如何站起来，如何推翻不公的制度，如何用行动改变命运？
所以，这类圣人值得尊敬，却不足以称为“改变民族命运的圣人”。
他们的伟大，更多是精神导师式的伟大；而毛主席的伟大，是把一个濒临沉沦的民族从深渊里拉出来的伟大。
精神导师可以让人心里更柔软，政治领袖则必须让国家站起来。
一个民族如果连独立、生存、尊严都没有，空谈慈悲和感化，往往只能让弱者继续忍受压迫。
毛泽东思想与孔子、耶稣、释迦牟尼的思想，最根本的区别在哪里？
孔子、耶稣、释迦牟尼的思想，传播对象主要是底层百姓，教的是个人修养、道德完善、精神解脱。他们告诉受苦的人：忍耐吧，善良吧，放下吧，来世会好的。
这些话对个体心灵有抚慰作用，但它从来不教人反抗，不教人组织起来，不教人推翻压迫他们的制度。它让受苦的人心里好受一点，却没有让受苦的人日子好过一点。
他告诉被压迫者：你们受苦不是因为命不好，而是因为有人在压迫你们；你们不是没有力量，而是没有组织起来；你们不是不能改变命运，而是从来没有人告诉你们怎么改变！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些话不是安慰，而是行动纲领。它不是让你忍耐，而是让你站起来；不是让你等待救赎，而是让你自己救自己。
这就是毛泽东思想与其他圣人思想最本质的区别：其他圣人教人接受世界，毛泽东教人改变世界。
1972年农民戴着草帽蹲在田埂上集体学毛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