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845年,一场声势浩大的灭佛运动在唐朝境内全面铺开,各地寺庙里的铜佛、铜钟被运往盐铁使、诸道观察使设立的钱坊,铸成背后印有州名的“会昌开元”钱,投向市场救济。
但仅仅一年以后,唐武宗驾崩而唐宣宗即位,灭佛运动便宣告停止。
那批刚刚铸成的新钱,也被各地官民挑选出来,投回炉子里重新铸成佛像,请回寺庙高堂供信徒们朝拜。
这场宗教和现世的轮回,直接撕破了中国古代灭佛运动的表层面纱,告诉世人,灭佛就是为了充实国家财政、盘活市场经济。
甚至可以说,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的三次大规模灭佛,底层逻辑始终是国家存量经济和铸币主权的争夺,而非简单的儒释道教义冲突。
那么这篇文章,我们就以唐武宗的会昌灭佛为主线,聊聊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三次灭佛运动。
中国古代王朝能否顺利运转并延续下来,完全依赖两条生命线——
其中一条是把所有人口整编起来,让他们种田、纳税、当兵、服役,此为编户齐民。另外一条是国家垄断铜钱铸造权,以此来保证赋税定价权,以及市场的货币流通。
可一旦税基缩减、出兵征战、市场钱荒等事情撞到一起,国家财政便要恶化,各种潜在危机也会不断的暴露出来,直至演变成事关国家存亡的大动荡。
例如北周武帝宇文邕亲政以后,面对国力强盛、经济富庶且坐拥两千万人口的北齐,非常惶恐不安,于是他通过免除州县民籍、招募关陇百姓为兵等方式,大力扩充北周的武装力量。
这样做,虽然保证了北周有充足的兵源,但结果就是《隋书·食货志》里说的:
这就意味着,战争尚未开始,关陇地区的纳税农民便减少一半、国家税基减少一半,而这些脱产的北周军队,要装备、要后勤、要军饷、要训练,必然会拖垮国家财政,并将压力传递到剩下的一半纳税农民身上。
晚唐的财政,因为安史之乱、藩镇割据等问题,更是恶化到极致。
“每岁赋税倚办止于浙江东西、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税户四分减三。天下兵仰给县官者八十三万余人,比天宝三分增一,大率二户资一兵。”
意思是,国家财政完全依赖东南八道的144万户纳税农民,和天宝年间相比,税基减少了四分之三。但国家要养的兵有83万,和天宝年间相比,增加了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