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中国历史,最令人扼腕的,莫过于明朝灭亡了。
1644,神州陆沉,汉人好不容易从游牧民族手中夺回的江山,又丢了。
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明朝灭亡之后,明朝的旗号其实还打了18年。
但问题在于,南明这个小朝廷,真的太荒唐了。
南明弘光朝廷刚在南京立起来,史可法、马士英、左良玉这几拨人就已经三足鼎立、互相防得像防贼一样,前面是清军,后面是南明军队互砍。
结果不出意外,清军一南下,南明就灭亡了。
后世很多人读到这段历史,总是扼腕叹息:
要是他们当时团结一点,哪有满清坐天下的事?
这种想法,可以理解,但流于表面。
南明的内斗,不是大臣们都不知道团结,更不是他们愚蠢。
而是因为,大明的分配预期崩了,那么内斗就成了必然结果。
说到底,任何一个组织、国家或平台,能够聚拢人才、调动资源,全靠一条隐形契约:
“我遵守规则、为系统出力,系统会给我稳定、可预期、能兑现的回报。”
一旦这条隐形的契约崩了,灾难就不可避免了。
1 老朱家的信用破产
南明为什么立不住?因为老朱家早在两百多年里,早就把自己的“履约信用”败了个精光。
当年元末起义,本质上是一个超大型的合伙创业平台。
打天下靠合伙人拿命去拼,守天下靠各级骨干尽职尽责。
但老朱家从根子上就存在一个致命缺陷:权力通吃,单方面违约。
先看朱元璋。
当年朱元璋在濠州起兵,渡过长江打下南京,再一路北伐把蒙古人赶回草原,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徐达、常遇春、李善长、蓝玉、冯胜、傅友德这帮淮西兄弟拿命去拼。
按正常的逻辑,大家提着脑袋跟你创业,打成了,你就该给大家稳定的股份。
可朱元璋是怎么结账的?
天下刚稳,胡惟庸案、蓝玉案接连爆发。
李善长七十七岁全家被赐死,蓝玉剥皮食草,傅友德在宴席上被逼得自刎,儿子也被杀,冯胜无罪赐死。
当年一起在死人堆里滚出来的二十四个大将,几乎被他杀了个干干净净。
朱元璋杀人的逻辑很简单:
江山是我老朱家的私产,你们只是我雇的伙计,不是什么合伙人。
我觉得你们好用,你们就是功臣。
我觉得你们对我的子孙有威胁,你们全家就得死。
这就给所有大臣传递了个信号:
在我这个平台混,你的功劳能不能算数、能算多久,全看皇帝一念之间。
今天你是国公,明天你可能就是悬挂在城门上的一具尸体。
这就是在制度层面上确立了皇权的“无限违约权”。
系统单方面享有随时修改规则、剥夺成果的权力,而出力者毫无保障。
再看看崇祯。
到了崇祯朝,这种单方面违约的机制发展到了极致,形成了一套荒谬的负向激励。
一个良性的系统,必须做到:奖赏出力的,保护担当的,惩罚怠惰的。
崇祯反其道而行之:谁在前面顶雷,谁先倒霉;谁在后方甩锅,谁最安全。

袁崇焕替他守辽东,苦心经营关宁防线,后金绕道入关,崇祯为了平息朝廷舆论、推卸自身防卫失责的干系,直接将袁崇焕凌迟处死。
孙传庭是唯一能打硬仗的帅才,崇祯明知后勤不济、兵未练成,强令其出关决战。
孙传庭兵败战死潼关,崇祯不仅不抚恤,反而怀疑他“诈死潜逃”。
卢象昇在巨鹿被清军重围,监军太监高起潜拥兵不救。
卢象昇力战而亡,朝廷为了掩盖贻误军机的事实,压住消息不报,让一个抗清督师的尸体在荒野泥地里暴弃八十天,连个谥号都舍不得给。
孙承宗退休在家,清军打来,率全家守城,满门三十余口壮烈殉国,依然换不来朝廷半点实质性的善后与体恤。
本来忠臣死战,皇帝优抚,应该是起到正面典型的作用。
可这些人的下场,偏偏给所有人树立的是一个分配机制崩溃的反面典型。
这就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后果:
为系统尽忠的成本变成了无限大,而为系统卖命的收益变成了无限小。
那任何一个理性的人看到这种下场,都会得出一个结论:
跟着这个系统认真干,不仅分不到蛋糕,最后连命都保不住。
当“出力等于背锅”、“忠诚等于送死”成为所有人的共识,朝廷的政治信誉就彻底归零了。
正所谓:君不君,则臣不臣!
2 囚徒困境
老朱家的政治信誉归零,直接摧毁了系统内部最宝贵的资产——分配预期。
在博弈论里,合作的前提是“可预期的契约保障”的分配机制。
可是一旦分配机制失灵,参与系统的政治势力如何让自己利益最大化呢?
那就只能靠自己去争!
就比如,南明弘光朝一建立,就陷入了激烈的内斗之中。
这些人,并非不知道内斗会削弱抗清力量。
但问题在于,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在分配机制失灵的情况下,合作收益虽大,但背叛收益更大,且先背叛者具有先手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