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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伯陵:遵义会议的背后,是绵延十几年的斗争|2026-11-19

 
遵义会议绝不是用三天时间就开完的一次简单会议,它是绵延十几年的划时代大事件,是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反抗共产国际的斗争,是积贫积弱的中国和苏联做的一次殊死搏斗。
 
同时,它是教员在人生低谷期逆风翻盘的绝佳机会,更是揣摩教员政治智慧的绝佳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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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遵义会议,得从第五次反“围剿”说起。从漫长的历史时间线来看,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不可能有遵义会议的成功。
 
1933年9月,蒋介石调动百万国军,对中央苏区发起第五次“围剿”,其中五十万国军用来直接作战,另外五十万国军修碉堡、驻防要地,试图用这种“结硬寨打呆仗”的方式,一步步缩小中央苏区的范围、一点点消磨中央红军的数量,最终消除苏区和红军的生存空间,完成“围剿”。
面对蒋介石的优势兵力,红军的最佳战略应该是和前四次反“围剿”一样,不和国军正面交战,而是集中优势兵力,绕到国军的背后,以运动战、游击战等灵活战术,出其不意的打击国军,积小胜为大胜,实现反“围剿”的胜利。
但,红军领导层没有采用这一被验证过的正确战略,而是另搞了一套。
那时,在六届四中全会上夺取领导权的王明,已离开中国前往莫斯科,出任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并以共产国际的名义遥控中央。
为了确保他的意志能够贯彻、太上皇的地位不被动摇,王明临行前,便任命年仅24岁的博古为临时中央总负责人,替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
博古年轻、有干劲、却不懂军事,在革命战争年代,这无疑是一个巨大的短板。
为了弥补这个短板,博古和共产国际派来的顾问李德结盟,并把红军的指挥权,完完全全的交给李德。
而李德是德国人,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见惯了大兵团作战的宏大场面,又在苏联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接受了正规的军事教育。所以他很不喜欢红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决定以欧洲的所谓正规战取而代之。
博古和李德,就这样成了苏区和红军的最高决策者,堡垒对堡垒、正面强攻、正面防御成为第五次反“围剿”的战略战术。
但问题是,欧洲军队能打正规战,是因为其背后有富强的国家、雄厚的工业基础、源源不断的兵员和物资,有足够的资本去拼消耗。
红军没有这么雄厚的资本,反而去效仿欧洲军队,那就是东施效颦,理论和现实严重脱节。
在这样的背景下,第五次反“围剿”开始以后,红军损失惨重,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不过,红军并不是没有改变命运的机会。
1933年11月,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发动“福建事变”,并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和蒋介石决裂。蒋介石闻讯,立即从苏区前线调了9个师进入福建,讨伐第十九路军。
这样一来,不仅苏区的军事压力大为减轻,红军也有了一起对抗蒋介石的同盟。
可以说,此时就是取得第五次反“围剿”胜利的最佳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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