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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直至18世纪，其知识水平、科技水平远低于我们现有认知，明代中国的知识水平、科技水平远超我们现有认知。西方近代早期通过“中学西渐”、“中国风”、模仿学习山寨中国而进步，并在19世纪超越中国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通过传教士删改《崇祯历书》，说明传教士可以接触、删改明代文献，篡改颠倒历史。因此，必须基于①13-18世纪“中学西渐”引发西方社会不断进步转型，②明代中国科技水平之先进、之现代化，③满清大规模销毁明代文献，④传教士可以增、删、改明代文献的事实，来进行思考、研究，推翻证据事实，还原客观事实，还《几何原本》以真相。
从蒙古西征时代开始，西方蛮族不断取得进步，西方经济生活、社会活动、文化生活、政治制度和思想领域等都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由于欧洲碎片化，国家众多，不同国家语言之间的翻译，导致追溯西方近代崛起辉煌之缘起较为困难，连弗朗西斯·培根到死都不知道四大发明到底源自何方，那么，西方研究欧洲崛起强盛之前因后果所得到的结论是否就是最终结论呢？目前的认知状况是否就是真相？是否就是全部真相呢？是否就是全部客观事实呢？ 当然不是。本文将阐述一个更为简单的“真相”——大道至简，即西方现代文明系得益于蒙古西征、郑和下西洋、传教士来华取经所开启的“中学西渐”，由此引发西方发生深刻的变革，而这个时间点又恰好是人类社会从农业社会迈向工业社会、从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点，所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即西方工业革命是量变到质变的“关键点”，而满清扼杀了这个点，为西方踩到这个点提供机会。结合这一背景探讨《几何原本》的是是非非。 “文艺复兴”实则“文艺西传” 西方文明始于蒙古西征，是蒙古西征引发的震撼和把中华文明带去西方刺激了西方的“理性骚动”，启动了西方的“文艺复兴”，所谓的“文艺复兴”，实则文艺西传。 中央美术学院李军教授在其策划的展览“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意大利与中国的跨文化交流”中指出：“我们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发现异国并不是他乡，也是故乡。”李军教授又说：“我们今天生活的现代中国接受了西方科学、艺术的恩惠，正如相当长的时间内，西方接受东方的恩惠一样。” 为什么意大利既是他乡、也是故乡呢？因为“西方接受东方的恩惠”，因为“中学西渐”，因为“中国点燃意大利文艺复兴之火”（孟席斯语），因为“在西方文艺复兴的背后，屹立着东方”（霍布森语）。如图1 – 10，细看这些绘画和雕像，就能轻易就能得出：蒙古西征带去的中华文明开启西方文明的“新生”篇章——“文艺复兴”。
↑图1：安布罗乔•洛伦采蒂《好政府的寓言》局部，锡耶纳共和国宫藏，1425 – 1428，该图抄袭自图2
↑图2：南宋楼璹《耕织图》局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图2影响图1
↑图3：庞培壁画《花神芙罗拉》，画中女子身着轻盈的丝绸服饰
↑图4：贝里尼《诸神之宴》，美国华盛顿国家画廊藏，画面中央和地上有三件明显的青花瓷器，1514年
↑图05：马索里诺《圣母升天》，1403年，受图6影响
↑图06：中国风格的佛教图像，12世纪末，影响图5
↑图7：西蒙尼•马尔蒂尼《光荣圣母》，锡耶纳公共宫，1315年，受图8影响
↑图8：《树下说法图》，出自莫高窟第17窟，大英博物馆藏，唐代，影响图7
↑图9：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像
↑图10：中国佛像 从绘画看，西方古典时期的绘画早已不存在了，若试图以发现的庞贝古城的壁画为依托，基本上是不足以采信的，没有说服力。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看过古典时期的绘画。因此，西方绘画不可能是复兴古典文明的结果。同样，从雕像看，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像相对于所谓古典时期的雕像反而落魄了。实际上，文艺复兴时期雕像是中国佛像雕塑艺术西传的结果，并且在中国佛像雕塑艺术不断西传的刺激下，西方提升起雕塑水平，乃至最终超越中国。文学方面，“在但丁诞生之前，中国文学中几乎所有伟大的杰作都已经诞生，并通过印刷传遍整个大陆。”（休·昂纳，《中国风——遗失在西方800年的中国元素》，刘爱英、秦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第39页） 艾布·斐达（’Abū al-Fidā’，1273-1331）说：“中国人是至高的真主所创造的生灵中，最擅长雕刻与绘画的。一个中国人可以用他的双手制做出大地上所有居民都做不出的东西。”（艾布·斐达，《人类史纲要》第1册，第96页） 因此，所谓西方近代文明的文艺源于古典文明的复兴，是一种主观想象、虚构，是一种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的障幕，是19世纪欧洲中心论者的虚构，没有历史依据，完全是为了掩盖“中学西渐”而杜撰的。实际上，“文艺复兴”实则文艺西传。“文艺复兴”是伪概念，是19世纪的概念，是欧洲中心论的鬼魅。 大量的研究和资料表明，13-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是蒙古西征打通陆上丝绸之路后”中学西渐”的结果，是郑和下西洋打通海上丝绸之路的结果。蒙古西征对欧洲的影响早已被西方人所关注，但是庞大、辉煌的郑和下西洋对欧洲和世界的影响却被人为忽视。试想一下，郑和下西洋前后历时28年之久，规模之大，人数之多，范围之广，那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就是明朝以后也没有。所谓雁过留声，这样大规模的航海，可谓空前，远比哥伦布和麦哲伦辉煌，难道就没有对西方和世界产生影响？ 蒙古西征之前，西方人处于基督教的绝对统治之下，人在其中并无任何意义，只能接受一切事先的安排，等待神圣启示，更不知道自由的表达，没有理性精神。拉丁人和西欧人的文字属于基督教的宗教文字，西方人处于文盲社会，没有文学。蒙古西征和郑和下西洋之后，欧洲发生的所谓“文艺复兴”实则“文艺西传”，才有了文学，用当时的术语说是一种修辞学和诗学；也带去了具有中国道教、理学和心学思想的所谓新柏拉图主义赫尔墨斯神智学。“马可·波罗不是一个人，而是无数人”。之后，宗教文字的拉丁文和绘画等才被用于非基督教领域，才诞生非基督教的文学、艺术、思想等。 “尽管文艺复兴是以古典（希腊）的面孔出现，但充斥着东方的影响因素，常常被加以掩饰，其根源几乎从未得到承认。”（Michael Edwards, East-West Passage, New York: Tapliner,1971, p.94） 霍布森说：“尽管15世纪早期威尼斯战舰在欧洲是最先进的，但与同时期的中国战舰相比黯然失色。最大的威尼斯舰只长150英尺、宽20英尺，与长500英尺、宽180英尺的最大的中国舰只相比相形见绌。此外，‘威尼斯战舰是由弓箭手护卫，而中国的舰只则装备了火药武器、铜制和铁制大炮、投射器、火药和炮弹’。”（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p112）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说：“在世界经济结构中，有四个主要地区长期保持着商品贸易逆差，它们是美洲、日本、非洲和欧洲。前两个地区靠生产出口白银来弥补它们的赤子，非洲出口黄金和奴隶。从经济角度看，这三个地区都生产世界经济中其他地方所需要的‘商品’。第四个贸易逆差地区，即欧洲，本身几乎不能生产任何可以出口来弥补长期贸易赤子的商品。”（弗兰克，《白银资本》，p118） 文艺复兴时期（包括之前），中华文明成就大规模西传到欧洲。当然，很多情况下，中亚和西亚充当着“二传手”和“三传手”的角色。 穆罕默德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往求之。” 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在《另一个世界》中说道：“没有阿威罗伊，我们怎会知道亚里士多德？没有阿维森纳的《医典》，我们怎会知道加利安和希波克拉底？没有伊本·赫勒敦何来社会科学？没有比鲁尼，何来天文学？没有花剌子米，何来数学？”（黄河清，《考察希腊观感——造假手法无底线》，微信公众号“河清”，2019.8.9文） 其中，医学家阿维森纳（980-1037）、天文学家比鲁尼（973-1048）、数学家花剌子米（780-850）是中亚人，而阿威罗伊、赫勒敦之前阿拉伯世界最伟大的百科全书式学者伊本·西那也是中亚人，而中亚就是中国的卧榻之侧——边缘区，感受中华文明的恩泽。 “在欧洲，对于血液循环的认识，先于哈维的有迈克尔·塞维特斯（1456）、里尔多·科隆波（1559）、安德烈·塞萨尔皮诺（1571）和奥达诺·布鲁诺（1590）。这些人都读过大马士革的一位阿拉伯人阿尔纳菲斯（死于1288年）的作品中关于血液循环的概念，他本人则似乎是从中国得到这一概念的。”（坦普尔，《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第237页） 中国风、中国热 13-16世纪西方“文艺复兴”实则“文艺西传”，那么，17-18世纪西方发生“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又是怎么回事呢？ 霍布森说：“在激发欧洲大陆和英国的启蒙运动中，中国的思想格外重要。它对欧洲思想的影响涉及政府管理、道德、哲学、艺术风格（如洛可可式）、服饰、装饰、壁画、园艺、政治经济、茶艺及其他许多方面。”“英国人十分喜爱中国的文化风格，从茶艺、壁画装饰、中英结合的园艺到政治经济思想。”（《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p174-175） 还有足球、高尔夫球、纸牌等体育娱乐休闲运动等生活方式都发源于中国。 弗兰克说：“亚洲在1750年很久以前的世界经济中就已经如日中天、光芒四射，甚至到了1750年依然使欧洲黯然失色。事实上，与当时欧洲依然处于边缘前哨阵地带给亚洲任何部分的光芒相比，亚洲给欧洲投射了多得多的经济光芒，更不用说文化光芒了。”（弗兰克，《白银资本》，p47） 英国政治家威廉·坦普尔说：“中华帝国似乎被巨大的力量笼罩和统治着，具有人文智慧、理性和精巧创新能力。”（《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p177） 1640年法国诗人保罗·斯卡龙（Paul Scarron）、1725年英国诗人约翰·盖伊、1759年威廉·怀特黑德写的诗，反映了当时西方对中国的认知状况，非常形象生动： 带我去葡萄牙人家里去吧， 在那儿抬眼便会看到 一些来自中国的商品。 我们会看到—— 灰色的龙涎香， 华美的漆器， 精美的瓷器， 它们来自这个神圣的国度 或更确切地说来自天堂。 ——保罗·斯卡龙，1640年 （休·昂纳，《中国风》，p49） 她的酥胸激起炙热的狂喜！ 她的明眸闪耀炽烈的激情！ 能够得到她的青睐， 是怎样的天赐荣幸！ 但我心中充满疑惧， 情敌已近在咫尺？一个中国瓷瓶。 中国主宰她的灵魂。 瓷杯，瓷盘，餐具或瓷碗， 都能激起她胸中的欲望， 点燃她的快乐，击碎她的宁静。 ——约翰·盖伊，1725年 （休·昂纳，《中国风》，p131） 希腊和罗马的教条已经太多了， 他们耗尽的智慧宝库已失去了迷人的魔力， 尽管对我们徒劳的挣扎还有些许补救， 但我们的成功在芸芸众生中已经枯萎…… 今夜，诗人煽动雄鹰的翅翼乘风而起， 飞向光之源头去找寻异域文明的新奇， 在中华帝国的领地采撷孔夫子的智言， 大胆地从东方带到不列颠子民的耳际。 ——威廉·怀特黑德 1759年 （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p170） 这些诗歌热情讴歌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方式、思想智慧，以及对西方的影响，当然还有更多。事实上，整个欧洲都在”中国化”，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思想、政治等方方面面。 “事实上，西方表现出的症状，明确无误是一场严重的中国热。 ”（休·昂纳，《中国风》，p64） “西方之所以与众不同，不是它具有发明创造的能力，而是乐于学习、模仿别人，善于利用世界上其他地方发明的工具和技术，并将它们加以改进，使其效率更高，更好地用于不同的目的。”（F.Oakley cited in Goody，east，p.8.转引自《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p267） “1600年后，通过耶稣会士的信札，有关中国的信息迅速增多，到1650年之后，关于中国的书籍开始广为人知……更具体地介绍了中国的技术和经济思想……利玛窦……金尼阁、曾德昭、卫匡国……不但中国书籍在欧洲随处可见，而且大量中国的技术、工艺被直接照搬，用于欧洲的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p179） “在霍奇森看来，16-17世纪经济、科学和理性的‘技术主义’的发展，是以后的重大‘嬗变’的基础，但是他认为，这种发展是建立在世界范围的基础上，而不仅仅是欧洲自己的事情，甚至不是欧洲特有的情况。”（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9年第2版，p10） 伯纳德·刘易斯说：“这一时期西方实际上没有什么知识影响，或许基于这一原因，西方能够提供的东西才如此之少。”（Bernard Lewis,The Muslim Discovery of Europe，London: Phoenix,1994, p221） 霍布森总结道：“英国很符合标准的新兴工业国家或‘后发国家’的说法，它享受到了所有的‘后发优势’……因为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会有英国的改进。还有，如果没有中国的贡献，英国很可能还是一个渺小而落后的国家，游离于一片同样落后的欧亚大陆边缘。”（《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p194） 甚至黑格尔学习、消化、发展了中国道家、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之后，倒打一耙，反污中国没有哲学。其实，西方现代哲学源自中国是非常明显的： 亚当·斯密思想→道家无为而治 康德思想 →源自王阳明的心学费 希特思想 →源自佛学的思想 谢林思想 →源自理学的思想 黑格尔思想 →源自理学、道家、心学的思想 费尔巴哈思想→源自张载的思想 马克思思想 →源自王夫之的思想 而实际上，工业革命之前，中国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无与伦比。 “中国人和西方人一样都会惊讶地看到，近代农业、近代航运、近代石油工业、近代天文台、近代音乐，还有十进制数学、纸币、雨伞、钓鱼竿上的绕线轮、独轮车、多级火箭、枪炮、水下鱼雷、毒气、降落伞、热气球、载人飞机、白兰地、威士忌、象棋、印刷术，甚至蒸汽机的基本结构，全部源于中国。”（坦普尔，《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第11-12页） “活字并不是约翰·古登堡发明的，那是中国的发明；人体血液循环不是威廉·哈维发现的，那也是中国的发现；‘第一运动定律’也不是伊萨克·牛顿首次发现的，而是中国人早就发现了的。”（坦普尔，《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第11-12页） “300年前的欧洲，人们普遍认识到，中国人首先提出了血液循环的概念。但从那以后，欧洲人反而倒退到对此全然无知，以致完全忘却。”（坦普尔，《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第240页） 安德烈·贡德·弗兰克的一句话非常生动地描述了西方近代崛起的真相：“西方最初在亚洲经济列车上买了一个三等厢座位，然后包租了整整一个车厢，只是到了19世纪才设法取代了亚洲火车头的位置。名副其实贫穷可怜的欧洲人怎么能买得起亚洲经济列车上哪怕是三等车厢的车票呢？欧洲人想法找到了钱，或者是偷窃，或者是勒索，或者是挣到了钱。”（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2008年第2版，p36.37.261） 可以说，西方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南橘北枳”。中国风、中国热引发了西方17-18世纪的科技革命和启蒙运动，乃至其后的工业革命。 工业革命、世界近代史的真相 如何理解13 – 18世纪中国风、中国热对欧洲的影响？我把李军教授所说的话换个方式表达，即：今天欧洲对中国有多大的影响，当时中国对欧洲就有多大的影响、甚至还要大得多，如上所述，涉及西方的方方面面，涉及西方的一切，西方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南橘北枳”，具体而言，就是特指明代中国文明。15世纪之前，“中学西渐”是间接影响欧洲；16世纪期间，是民间层面的直接西传；从利玛窦来华之后的17世纪开始，利玛窦打入官方高层，是官方高层层面的直接西传。只有17-18世纪欧洲山寨学习中国，才能19世纪欧洲超越中国，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李约瑟发出著名的“灵魂之问”：“第一，为什么他们（按：指中国）竟能如此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度？第二，为什么他们现在却不比其他国家领先几百年？”“既然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如此先进，那么为何科学革命、近代科学在世界上的产生仅发生在欧洲？”（坦普尔，《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第4、8页） 满清入主中原之后，面对海量的汉人，一切以维护统治为目标，实行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专制政治，中国在文化、经济、科技、思想、制度、社会等各方面全面退步、倒退，而辉煌的明代中国文明却跋山涉水，在千山万里之外的欧洲生根发芽，催生欧洲工业革命。 “奠定工业革命基础的欧洲农业革命，只是由于引进了中国的思想和发明才得以实现。”（坦普尔，《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第17页） “的确，就在两个世纪以前，西方的农业还比中国落后得多，与当时中国这个发达国家来比，西方还是不发达世界。”（坦普尔，《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第17页） 西方工业革命赖以需要的纺纱机、钢铁、煤炭、蒸汽机原理、旋转运动转直线运动、鼓风机和风箱等众多基础都是发源于中国。 “事实上，欧洲中心论话题的焦点就是英国历史，因为普遍的观点就是认为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第190页） “兰开夏并非纺织工业奇迹的发源地，因为纺织业根本就不是仅仅出现在18世纪的英国，它与中国和印度有密切的渊源关系。中国不仅在纺织机器方面一直领先，而且还发明了性能优于阿克莱特纺纱机的‘大型精仿机’。”（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第190页） “公元5世纪时，中国人又发明了一种将铸铁和锻铁混合到一起炼钢的‘合熔’方法， 这实际上就是1863年马丁和西门子使用的炼钢工艺”，“然而，甚至到了1850年，因为生产成本较高，英国也只能生产低水平的钢（与铁相比）。1852年贝西默发明的‘转炉炼钢法’才改变了这一状况。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亨利·贝西默的发明在1852年前就被威廉·凯利想到了（尽管凯利并未成名）……1845年时，凯利曾把四名中国炼钢技师带回肯塔基，他从这些专家那里学习到了两千多年前中国就在使用的一些炼钢原理”。（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第188页） “17世纪晚期，中国人还发明了蒸汽锅炉。”（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第187页；转引自Needham and Ling，Sciene,Ⅳ（2），pp.135-136,225-228,369-370,387,407-408,411.）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皇帝是否真如传世文献所述的那样各个都是“怪胎”？还是由于被类似君主立宪一样的制度所制衡而赌气不上朝？英国的君主立宪制是否源自明代政治体制呢？这些还有待于研究。 无可否认的是，在工业社会，西方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两百多年）； 在农业社会和准工业社会，中国是世界文明的中心（一万年左右）。 而后者是前者的基础和肩膀。 这两个中心是如何完成转化的呢？ 当然是后一个世界中心即西方向前一个世界中心即中国山寨学习并超越的结果。 实际上，“英国工业化过程的大多数东西仍然是以木头而非钢铁为基础的。 当然，尽管我们在脑海中有钢铁轮船的画面，但事实上，在‘世界博览会’（1851年举行）的前夕，英国90%的轮船是由木头制造的。 ”（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第193页） 埃克·琼斯说：“似乎我们要学习的是一件明确无疑的事情，发展开始于……18世纪末期英国的一场工业革命。现在，我们非常明白，这件事情实际上只是一个过程，微不足道，很少有英国味（同时具有更多的东方味），顺理成章，只是世界历史统一体的一个片段，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经历。”（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第195页） “英国的工业化明显地建立在‘外生性’变革的过程中，这种变化可以追溯到比西方早700至2300年中国的许多创造性发明之上……英国钢铁工业和棉纺工业的重要意义不仅表现在它们的‘后发性’方面，还表现在它们的模仿能力上。……中肯的说法应该是，英国人后来改进了这些发明，但要贬低中国的作用却是完全不合理的。因为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会有英国的改进。还有，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贡献，英国很可能还是一个渺小而落后的国家，游离于一片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边缘。”（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第194页） “英国和其他的‘后发国家’或新兴的工业化国家一样，享受到了‘落后的好处’，并且能够吸收和改进‘先发国家’所开创的先进技术。这样，从某种意义上，正像许多西方人喜欢描绘1868-1913（或1945年后）的日本那样，英国人可以被描绘成：他们有着很强的模仿能力，擅长仿制、吸收和改进外来思想。”（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第172页） “上述关于欧洲的发明与发现的神话以及类似的其他神话，都被我们所发现的确实起源于中国的许多事物一一推翻了，而过去还想当然地认为这些事物产生于我们周围。我们有些最大的成就，原来根本算不得成就，不过是简单的借用。”（坦普尔，《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第13页） “‘近代世界’赖以建立的种种基本发明和发现，可能有一半以上源于中国，然而却鲜为人知。……中国人自己也和西方人一样不了解这一事实。从公元17世纪起，中国人对欧洲的技术专长越来越迷惑不解，有很长一段时间反而遗忘了自己的成就。当耶稣会士向中国人展示机械钟时，他们竟然感到敬畏。中国人忘记了，首先发明机械钟的正是他们自己。”（坦普尔，《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第11页） 忘记的何止机械钟！是千万万！又何止忘记，还记反了！为什么？其原因值得我们去探寻。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和路径改变了，不再进步了。从中国历史看，能够改变传统氛围和路径只有蒙满入主中原，尤其是满清，因为蒙元时代具有足够的开放性，又粗枝大叶，满清盛行文化专制，又非常精细，可谓登峰造极。而从历史原理讲，就是文献被删改了，失传了，没有记载了，甚至记载反了。明代中国之辉煌需要重新评估、研究、认识。明代中国是极其辉煌的，是被满清阉割的，有待于我们去重新发现。明代是中华文明发展的最高峰，而不是宋代。拔高捧高宋朝，居心险恶。13 – 18世纪，中西方交流的实质是“中学西渐”，而不是“西学东渐”。欧洲人在“中学西渐”过程中，结合其全球视野，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后，为了掩盖真相，伪托于古典希腊（详见拙文《西方古代伪史的基本逻辑——变色龙》和黄洋的《古典希腊理想化：一个文化现象的Hellenism》），而实际上，西方古典希腊文明是理性的、世俗的中华文明在西方意识中投射出来的“海市蜃楼”，西方现代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南橘北枳”！ 满清与洋人合谋颠倒世界近代史 对此，我们试想一下关于利玛窦的问题： 13世纪末，《马可·波罗游记》风靡西方； 15世纪初，郑和下西洋，威震四方； 15世纪末，哥伦布试图寻找“印度的刺桐和杭州”； 16世纪末，利玛窦来华传授给中国大量先进知识； 17世纪末，莱布尼茨盛赞中国； 18世纪末，伏尔泰和魁奈盛赞中国。 中国被西方人视为天堂，哥伦布历尽千辛万苦、跋山涉水寻找中国，寻找天堂；结果，利玛窦来了之后，中国却成了愚昧的了，需要接受利玛窦传给中国的大量先进知识；而与此同时，连续两个世纪，欧洲刮起猛烈的“中国风”，莱布尼茨、魁奈、伏尔泰盛赞中国。 这符合逻辑吗？ 利玛窦到底是来偷师的，还是来传艺的？ 李约瑟说：“近代科学只兴起于17世纪的欧洲，那时找到了作出发现的最佳方法。”（坦普尔，《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1995，第4页） 利玛窦来华并打入高层，之后，17 – 18世纪西方开启科学革命、博学时代和启蒙运动以及由此带来的进步、科学发现、技术发明、启蒙运动和工业革命全面展开，西欧社会、经济和思想领域都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到底是欧洲找到了“发现的最佳方法”，还是与利玛窦等传教士来华取经引发的“中学西渐”直接相关呢？ 须知，思想总是比技术更晚被接受。18世纪“中国风”驱动的西方启蒙思想恰恰是以17世纪中国科技西传为先导的。有人说，中国五千年文明不如西方五百年文明，有什么用？西方五百年文明怎么来的？果真是西方完全独立自主？ 弗朗塞斯卡·布雷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想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对这种影响明确承认的内容，将会大失所望：西方学者和发明家不知廉耻地相互剽窃对方的思想……我们可以肯定，他们会毫无顾忌地将这些来自世界另一边的思想化为己有。”（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p180） 威廉·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中说：“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可能没有人能够比欧洲人更安于窃用这些外族遗产了。” 李约瑟说：“当然，带有沙文主义思想的西方人总是试图将欧洲所受的古代和中世纪中国的影响缩小，但确凿的证据往往令人非相信不可”，“在许多情况下，我们还未能查清知识从东方传到西方所通过的确切渠道”，“弗朗西斯·培根认为，指造纸、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项发明对于彻底改造近代世界并使之与古代及中世纪划分开来，比任何宗教信念、任何占星术的影响或任何征服者的成功所起的作用更大，但他把这些发明的起源看作是‘模糊不清的、湮没无闻的’，他至死也不知道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的发明”。（坦普尔，《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第7-8页） 维京海盗本性是西方根深蒂固的传统，孟德斯鸠谓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中谓之“凯旋”，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谓之“爱祖国”。 有人会说，徐光启的《几何原本》的“提要”中不是说的很明白呢？“臣等谨按几何原本六卷，西洋欧几里得撰，利玛窦译，而徐光启所笔授也，欧几里得未详何时人。”如下图11：
↑图11：《几何原本》的提要首页 我们知道，现在几乎所有古书都是经过清朝《四库全书》的编撰（1772 – 1778年），至于乾隆编撰《四库全书》的目的，“并不是对中国文化进行全面整理，而是寓禁于修，包藏祸心的……修书是手段，禁书是目的。”（王彬，《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第15页） 鉴于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沉痛教训，“至清以前将近两千年的历史长河里，再也没有发生过可与秦皇相比的禁书运动。随着清人入关，在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时间里，在中国历史上，从顺治到乾隆，又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禁书狂潮，尤其乾隆年间的禁书运动也真可以用不绝如缕来形容。这一点，在中国的禁书史上可以说绍承秦皇而又空前绝后，无人可以相比的。禁书、笔祸、文字狱，紧紧相连，是清代禁书的最大特色。”（王彬，《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第4页） “总结清人的禁书历史，就是这样。可以说，以禁书始，以禁书终。无论从理论、策略、方法而言，都可以说是集中国古代禁书之大成。……清人的禁书，无论从哪一个角度进行研究，都达到中国古代禁书史上的高峰。”（王彬，《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第34页） 根据王彬主编的《清代禁书总述》，该书收录3236种被清廷禁毁的书籍。清代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大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余种、8万余块。 除了焚毁书籍，大清还系统性地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清人修改过）。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几乎带“明”字头、“皇明”字头、“军”字头、“经”字头的史料都被销毁。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大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 也就是说，明代档案仅万分之三（3‱）流传下来，就是仅存的这3‱也是经过系统性删改的。 毕竟，从利玛窦死亡到《四库全书》开始编撰的1772年，已经过了162年，西方在这段时间发展突飞猛进。于是，在编撰的过程中，满清和洋人合谋贬低明朝，把明代文明成就有意无意伪托于洋人，洋人也乐得接受。 我这么说，当然还另有证据。在拙文《传教士盗取中华文明、颠倒世界历史》所引用的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李亮先生的文章《被“遗漏”的交食——传教士对崇祯改历时期交食记录的选择性删除》中谈到，传教士删改《崇祯历书》之《治历缘起》，从12卷删为8卷，就是仅存的8卷，也是经过删改的，之后还把《崇祯历书》改名为《西洋新法历书》，使得我们误以为中国传统历法越来越差劲。而实际情况是，西洋历法并没有像目前所看到的中国明代文献所显示那样完胜中国传统历法，崇祯皇帝的圣旨明确说“日食初亏、复圆时刻方向皆与《大统历》合，其食甚时刻及分数，魏文魁所推为合”，即大统历和魏文魁法预报的交食时刻与实测结果更吻合。更要命的是，如南怀仁所言，欧洲最著名的天文学家计算出的结果都会与实测结果有巨大差异，但在中国却能精确到“刻”，南怀仁为此激动万分，而实际上，这要归功于明代高超的数学水平。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西方传教士可以篡改明代文献，可以篡改近代中西方交流的方向，能够把“中学西渐”篡改为“西学中渐”，即：1.传教士可以删，2.传教士可以改，3.删改的方向是贬中褒西，4.当然也可以增加不存在的证据事实。 另外，《崇祯历书》什么时候被篡改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是明末清初，还是编撰《四库全书》的时候？是传教士还是满清？是传教士诓骗满清，还是满清抑汉政策的命令，抑或是双方的合谋？这些都值得研究。 《几何原本》是否被篡改成了系欧几里得所撰、由利玛窦所译呢？而实际上，《几何原本》就是徐光启所撰，被篡改而颠倒反说了呢？包括《坤舆万国全图》上的各种“题跋”，是否被篡改了呢？还有《泰西水利》、《奇器图说》、《测量法义》等37部明末清初在华传教士及其中国协作者的著作，是否也被篡改了呢？ 实际上，还是有一些明代书籍逃过《四库全书》的编撰。王文素的《算学宝鉴》就是这样一本书，因此保留着本真面目，而该书水平之高超乎想象，可谓惊为天人，远超中国历代数学水平和同期世界水平。据考证，《算学宝鉴》全称《新集通证古今算学宝鉴》，是晋商数学家王文素的数学著作，完成于明嘉靖三年（1524年）。全书分12本42卷，近50万字。其自成书后“四百年间未见各收藏家及公私书目著录，民国年间由北京图书馆于旧书肆中发现一兰格抄本而得以入藏”。正是这一偶然发现，才得以将明代数学最高水平的代表作明示天下。王文素解高次方程的方法较英国的霍纳、意大利的鲁非尼早200多年。在解代数方程上，他走在牛顿、拉夫森的前面140多年。对于17世纪微积分创立时期出现的导数，王文素在16世纪已率先发现并使用。我在《中国是世界数学之源》中论证中国数学是世界数学之源及其通过印度、阿拉伯西传欧洲的路径，并提醒道，不能认为中国比西方早，而应认为西方系源自中国。 不仅如此，李兆良考证发现，明代中国在郑和下西洋年间就已经绘制了酷似今天的世界地图，即《坤舆万国全图》（如下图）： ↑图12：《坤舆万国全图》 李兆良比较了14 – 19世纪间六百多份地图，综合世界史原始资料，分析地名、语源、地形、按语。数据显示：1602年的《坤舆万国全图》的主要信息与利玛窦时代的欧洲不相容，而是源自一百六十年前中国已有的信息，且《坤舆万国全图》上的信息最精确。由此得出难以反驳的惊人结论：明代中国人首先到达美洲和澳洲，并绘制地图，是明代中国人开拓了世界地理大发现的局面。西方15、16世纪的世界地图，在某种程度上来自郑和时代中国散佚在外的地理资料。 李兆良先生挑战了传统认知，颠覆了近代六百年的世界史，即： 1.明代郑和下西洋止于东非洲； 2.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 3.利玛窦把西方的世界地理知识带来中国。 李兆良先生的考证结果与《坤舆万国全图》所载信息严重不实，证明了《坤舆万国全图》上所载信息不实，被篡改了。 《坤舆万国全图》所包含的科学技术水平之高超，测绘实践实力之强大，就是在当代，也没有几个国家能够完成。明代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之先进，刷新了世人的认知。 前面我们已经证明，传教士是能够删改中国明代资料，那么，删改仅仅止于《崇祯历书》吗？显然不能这么认为。 韩国的奎章阁图书馆所藏的《崇祯历书》、李兆良对《坤舆万国全图》的研究结论和王文素的《算学宝鉴》，改变了我们对明代中国在天文学、地理测绘、数学上的辉煌成就的认知，也改写了近代世界史，让我们见识到了明代中国的文明昌盛。此三个例子分别以不同的逻辑方式证明了明代文献被篡改了：《崇祯历书》被删改、《算学宝鉴》逃过《四库全书》的编撰、《坤舆万国全图》与几百幅世界地图、相关历史信息矛盾。 在上述明代文献情形（销毁、删除、篡改、伪增等）的背景下，如果哪个学者认为现有文献所反映出来的证据事实就是客观事实，那么他/她一定智商不健全。尽信书不如无书，此当其时也！ 那么，我们现在回头看看欧洲当时文艺复兴时期是什么水平呢？ 我们知道，利玛窦1578年离开欧洲，1583年到达广州，1601年到达北京，也就是，利玛窦是文艺复兴末期离开欧洲的。 实际上，号称“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并不“人文”，当时的欧洲被奥斯曼帝国打得满地找牙，如惊弓之鸟，对奥斯曼帝国充满恐惧。欧洲人还处于基督教的神的枷锁之下，一切等待神的启示，没有理性精神，没有脑子。 克利斯特勒说道：“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根本算不上一个哲学思潮或体系……充其量不过是一些和文学沾边的东西……当时的人文学校虽然包含了一个哲学范畴即道德，却将诸如逻辑学、自然哲学、玄学、甚至包括数学、天文学、医学、法律学以及神学在内的其他学科领域统统拒之门外”，“在我看来，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千方百计地想要将自己与整个时期的哲学、科学及教育结合在一起；而眼下的确确凿事实，却好像为这一努力提供了反面证据。”（克利斯特勒，《古典名著和文艺复兴思想》，第7页） 娜希亚·雅克瓦基指出：“在文艺复兴运动期间，根本不存在什么精神或哲学思潮上的’人文主义’；它与各种思想观念的撮合，比如说以人为本的文学创作以及精神解放和自由，都是后人世界观及理想主义的发挥，与那个时代精神毫无瓜葛。”（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刘瑞洪译，花城出版社，第64页） 而我们熟知的辉煌的文艺复兴历史实际上是西方学人的一种想象、虚构。 “米什莱是第一位将文艺复兴界定为欧洲文化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思想家，这一时期代表了与中世纪的关键性决裂……在他的笔下，文艺复兴发生在16世纪。作为一个法国民族主义者，米什莱热衷于宣称文艺复兴是一种法国现象……米什莱笔下的文艺复兴主要受其所在的19世纪环境的塑造。事实上，米什莱的文艺复兴价值观与他所珍视的法国革命的价值观有着惊人的相似：拥护自由、理性和民主等价值观，厌弃政治和宗教暴政，尊奉自由的精神和‘人’的尊严。这些价值观在他那个时代未能实现，他在失望之余，就到历史上去寻找这样一个时刻：自由和平等主义的价值观大获全胜，并且预示了一个摆脱暴政的现代世界。”（杰里·布罗顿，《文艺复兴简史》，赵国新译，外语教学与演技出版社，2018年7月第6次印刷，第160页） “米什莱创造了文艺复兴概念，瑞士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则将之界定为15世纪的意大利现象……在布克哈特看来，15世纪得意大利产生了‘文艺复兴人’，也就是他所谓的‘现代欧洲的头生子’。结果就出现了我们现在熟知的有关文艺复兴的论述：文艺复兴是现代世界的诞生地，以彼特拉克、阿尔贝蒂和莱奥纳尔多为开山，以古典文化的复兴为特征，到16世纪中期结束。布克哈特……高估了当时对宗教的态度，在他看来，那种态度是怀疑性的、甚至是‘异教的’。……与米什莱相似，布克哈特想象中的文艺复兴就像是他个人境况的翻版。布克哈特是一名知识贵族……他后来把文艺复兴想象成这样一个时期，在这个时期，艺术与生活是统一的，共和主义收到赞美但也受到限制，宗教受到国家的抑制，这听起来就像他对所钟爱的巴塞尔理想化的幻想。尽管如此，由于他认为文艺复兴是现代生活的基础，布克哈特的这本书一直是文艺复兴研究的核心著作。”（杰里·布罗顿，《文艺复兴简史》，赵国新译，外语教学与演技出版社，2018年7月第6次印刷，第161页） “英国人沃尔特·佩特在15世纪的画家例如波提切利、莱奥纳尔多和乔尔乔涅的艺术中看到了‘一种反叛和反抗当时道德和宗教观念的精神’。这是对佩特所谓‘感官和想象单位快乐’的颂扬，是唯美主义的、享乐主义的、甚至是异教性的。他发现，这一‘为了智识和想象而热爱智识和想象’的思潮，最早可上溯到12世纪，最晚可追溯到17世纪世界。许多人对佩特的这本书感到愤慨，在他们看来，这本书是堕落的和敌视宗教的，不过，在其后的几十年中，佩特的观点塑造了英语世界对文艺复兴的看法。”（杰里·布罗顿，《文艺复兴简史》，赵国新译，外语教学与演技出版社，2018年7月第6次印刷，第162页） “米什莱、布克哈特与佩特创造了19世纪的文艺复兴概念，这种概念更多地将文艺复兴视为一种精神而不是一段历史时期。艺术和文化的成就显示出看待个体性的一种态度，显示出‘教养’的意义。这种界定文艺复兴的方法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它对于15世纪以来发生的事情并未提供精确的历史论述，而看起来更像是19世纪欧洲社会的一种理想形式。这些批评家颂扬有限的民主、对教会的怀疑态度、艺术和文学的力量以及欧洲战胜其他所有文明。这些价值观加固了19世纪欧洲帝国主义帝国主义的基础。历史上曾有这样一段时期，欧洲咄咄逼人地坚持自己有权支配美洲、非洲和亚洲大部分地区，佩特等人创造出文艺复兴的一种幻象，似乎为欧洲支配世界其他地区既提供了起因，也提供了证明其合理性的理由。”（杰里·布罗顿，《文艺复兴简史》，赵国新译，外语教学与演技出版社，2018年7月第6次印刷，第162页） 也就是说，那种认为文艺复兴“高大上”的形象是19-20世纪托古改制所赋予的，就像黄洋在《古典希腊理想化：一种文化现象的Hellencism》对古典希腊的评价一样，是一种想象，一种理想，一种现代性的虚构，一种替代希伯来宗教文化的世俗和理性的新奠基神话。区别在于，有些欧洲学人以古典时代为平台，有些欧洲学人以文艺复兴时期为平台，有些人欧洲学人以17世纪为平台。 值得注意的是，19世纪是西方历史主义的世纪，不仅是西方托古改制的世纪，还是西方各国书写各自民族史的世纪，结果，就是把各种“高大上”赋予欧洲的过去以及各国各自的过去，结果就是各种“黄婆卖瓜”、各种虚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18世纪之前的欧洲语言拉丁文本质上宗教语言，不太能表达丰富的、世俗的、理性的概念、内涵，因为承载拉丁文的社会四分五裂，没有强大国家支撑，太过弱小、落后，因此，拉丁文已经落后于丰富多彩的时代，不能适应日新月异的欧洲社会。17世纪末，法语已经逐渐取代拉丁语成为欧洲的通用语言。 根据我的研究，西方18世纪之前无信史，古典文明、文艺复兴和科学革命都是19世纪欧洲学人的托古改制、想象、理想、虚构。西方社会科学包括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等本质上是一个唯心主义体系，一种没有事实根基的、混合情怀和理智的虚构，一种理性王国的自由驰骋。 因此，那种认为欧洲自从地理大发现开始就辉煌无比的认知必须得到彻底的扭转，这里我以一幅画来形象说明，如下图：
↑图13：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的船只比较 然而，遗憾的是： “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所有的西方人以及许多其他地方的人一直不假思索地认为，至少从1500年以来，西方是世界经济的中心，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发源地和动力。甚至有人宣称，自公元1000年起，甚至更早的时候起，就是如此。他们认为，欧洲人的某些‘独特’性质导致了这是发展，特别是由于他们具有所谓早在基督教诞生前就已经产生的犹太-基督教‘价值观’。”（弗兰克，《白银资本·中文版前言》，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学术界公认的一个事实是：哥伦布于1492年‘发现’美国大陆以及1498年达·伽马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和太平洋水域，标志着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根本性的巨大断裂，世界历史从此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这就是我们依然置身其中并且称之为‘现代’的那个时代。”（弗兰克，《白银资本·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其实，哥伦布与达·伽马的航行的意义只对于欧洲，对于亚洲、非洲，根本不值一提，而且他们对于欧洲的意义也只是19-20世纪的追溯性研究赋予的，就像朱元璋加入郭子兴部对于朱元璋的意义一样。假说朱元璋后来战死了，则根本就没有意义——很多人加入郭子兴部。 更遗憾的是，“从来没有人怀疑是哥伦布和达·伽马而不是郑和翻开了世界历史新的一页。”（弗兰克，《白银资本·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同样，也从来没有人看到“黑石号”或“南澳一号”的意义和价值，没有对此进行进一步的思考、延伸和研究。 弗兰克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仿佛只能在‘欧洲路灯’的下面看待一切事物，远处的东西似乎总是暗淡无关”，弗兰克说，“如果人们能够真正从封闭型的欧洲中心主义知识霸权中解放出来，转而从一种全球视野来看世界，那么他们就会发现，在现代早期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处于中心地位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是欧洲被吸收到一个早已存在的以亚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之中，而不是相反。”（弗兰克，《白银资本·重构全球主义的世界图景》，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弗兰克说：”人们已经多次证明，这种欧洲特殊论不过是一种胜利者的神话和十足的种族主义神话。”（弗兰克，《白银资本·中文版前言》，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弗兰克把中国置于亚洲的中心，把亚洲置于全球经济的中心。”（弗兰克，《白银资本·序言》，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弗兰克说：“如果我们要分析任何部分（包括欧洲）的发展，我们都必须分析整体。对于‘西方的兴起’就更是如此，因为事实表明，从一种全球视野看，在近代早期的大部分历史中，占据舞台中心的不是欧洲，而是亚洲。”（弗兰克，《白银资本·前言》，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弗兰克说：“可以断定，直到1800年为止，欧洲和西方绝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如果非要说有什么‘中心’的话，客观地说，不是处于边缘的欧洲，而是中国更有资格以‘中心’自居。”（弗兰克，《白银资本·中文版前言》，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弗兰克：“欧洲并没有自我扩张到把世界其他地区都‘并入’‘欧洲的世界-经济/体系’。相反，欧洲是后来才加入一个早已存在的世界经济和体系，或者说加强了原来与之较松散的联系。”（弗兰克，《白银资本·前言》，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另外，西方直到17世纪末期之前，智慧与预卜、哲学与炼金术还是同义词，只有到了18世纪，这两对同义词才彻底分道扬镳。 充分的证据表明，文艺复兴期间，欧洲还是非常野蛮愚昧，欧洲的进步完全源于明代中国的恩赐。欧洲并没有找到“发现的最佳方法”，只是因为“中学西渐”，只是因为蒙古西征、郑和下西洋和地理大发现之后对于中国的民间见闻。后来，找到了篡改历史的方法——把空间横向传播关系的“中学西渐”颠倒为“文艺复兴”。 综上所述，从蒙古西征之前欧洲是像印第安人似的部落社会（详见《蒙古西征之前的欧洲是部落文盲社会》），到蒙古西征开始，直到18世纪末，欧洲都在接受着中国的恩泽。西方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南橘北枳”。 也许很多人不相信，其实，李约瑟也是这样。 “李约瑟从此开始听到中国如何成为一件又一件重要事物的真正发现者的故事。而最初他并不相信，但当他进一步深究时，他开始从中国文献中发掘出证据。”（坦普尔，《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第14页） 不难想象，传教士删改明代文献与满清抑汉政策，双方各取所需，合谋篡改中西方文献，颠倒了世界近代史。 那我们怎么理解不少18世纪西方文献说中国不如西方呢？因为传教士来华取经从利玛窦算起，经历40多年，已经深得明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髓，而满清入主中原，由于其蛮族出身，不明真相，又大肆杀戮，同时实行抑汉政策，导致中华文明出现全面倒退，尤其是1721年梅文鼎去世，满清时期的中国彻底陷入文明的“黑洞”，在1772-1792年编撰《四库全书》时，他们已经不能理解中国古文献了。这时候，传教士已经具备明代中国的高端知识，其知识水平代表的是明代中国的水平，而愚昧的满清代表中国，很自然就会在西方文献中出现中国不如西方的叙述。 “清廷的一系列禁谕，禁旗人演戏，禁官员听戏，禁太监听戏，禁城内开设戏园，禁夜戏，禁演佛戏，禁装扮帝王圣贤，禁唱秧歌落子等，无一不是为了维护满洲贵族的统治和强化封建的传统道德。”（王彬，《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第28页） “在这样得罗网的高压之下，一切活的生命，活的思想，活的书籍，都会被催抑。中国自清以后，落后于西洋，禁书作为统治阶级钳制人民思想的重要手段，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王彬，《清代禁书总述》，中国书店，1999，第31页） 既然李兆良先生已经证明《坤舆万国全图》系1430年明代测绘的，王文素的《算学宝鉴》也证明了明代数学的高超水平，尤其是《坤舆万国全图》含金量非常高，堪称智慧超群、实力爆棚，就是现代国家，也没有几个能够绘制出这样的世界地图，这足以证明明代中国的科技水平已经达到非常高的水准，非常现代化。鉴于明代文献被销毁、删改太多，我们必须通过残留的为数不多的伟大证据如《坤舆万国全图》和《算学宝鉴》进行还原客观事实，而不是囿于的证据事实，因为证据可以篡改，可以伪造。 核心在于把握两点：明代中国科技水平远超我们现有的认知，西方近代早期的文明水平远低于我们现有的认知。 既然公认中国在古代和中世纪远远领先于世界，远比蛮荒的欧洲先进辉煌，那么，欧洲是如何实现超越的呢？欧洲真的是在古典文明的引领下，没有学习东方世界、尤其是中国，而完全独自发展成今天的成就的吗？还是先学习东方，尤其是学习中国，模仿山寨中国，然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19世纪超越中国，领先世界的呢？哥伦布的小帆船是如何超越郑和的宝船而发展成蒸汽船的呢？是发掘古希腊而复兴，还是学习中国而发达的呢？ 只能说，西方追溯其崛起辉煌之缘由搞错了，虚构了、想象了、理想化了、建构了古典希腊而错误归因于古希腊，那么，某种意义上说，这个古典希腊其实就是明朝的化身。 我想，本文给出了答案！至少以充分的证据表明：明代文献确确实实被删改了，这直接导致我们确确实实忘记很多，乃至记反了；明代中国科技水平之辉煌无与伦比，比肩现代社会绝大多数国家；1840年之前，只有“中学西渐”，没有“西学中渐”；只存在“中学西渐”，不存在“西学中渐”！ 西方在现代早期完成了八大转型： 1.从启示时代转向理性时代 2.从宗教社会转向世俗社会 3.从野蛮社会转向文明社会 4.从落后社会转向先进社会 5.从愚昧社会转向现代社会 6.从边缘社会转向中心社会 7.从农业社会转向准工业社会 8.从准工业社会转向工业社会 西方完成这八大转型，绝不是从欧洲自身所能解释的，必须在全球化背景下才能解释。以“希腊解释希腊”，以“欧洲解释欧洲”，以“希腊解释欧洲”，是错误的。现代早期，不但欧洲创造自身是错误，而且“西学东渐”、“西学中渐”也是错误的。 “在19世纪发明和传播‘欧洲中心观念’以前的近代早期，欧洲依然依赖于亚洲。 ”（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9页） “18世纪的欧洲没有人能够声称欧洲创造了自我。”（马丁·伯纳尔，《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p177） “马丁·贝尔纳提醒我们，‘18世纪（1780年之前）时没有一个欧洲人会声称欧洲是由其自身创造出来的’。……但到了约1780年（文行先生按：与《四库全书》编撰年代重叠），情况发生逆转：‘中国时代’已经结束。……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微妙但错误的疏忽产生了：它制造了一种幻觉——即欧洲人从根本上是完全独立、富于创新并天资聪慧。本章认为这不过是种狂妄自大的说法罢了。”（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第177页） 雷蒙德·道森在其著作《中国变色龙：欧洲人的中华文明观分析》中也梳理和分析了这种转变：“欧洲人过去把中国当作‘榜样和模式’，后来则称中国人为‘始终停滞的民族’。为什么会突然发生这种变化？工业革命的来临以及欧洲开始在亚洲推行殖民主义的活动，促成了欧洲思想的转变，结果，即使没有‘虚构’全部历史，也至少发明了一种以欧洲为首和在欧洲保护下的虚假的普遍主义。到19世纪后半期，不仅世界历史被全盘改写，而且‘普遍性的’社会‘科学’也诞生了。这种社会‘科学’不仅成为一种欧式学问，而且成为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虚构。”（弗兰克，《白银资本》，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第14页） 克罗齐在《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1915）中提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事实上，这是西方历史的特征，而不是中国历史的特征，因此，这里的“一切”改为“西方或欧洲”更合适，即“西方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这个意义上讲，层累的历史恰恰是西方历史的本质特征，层累的最终结果就是忘却了此前直至古代的认知状态和真实状况。 黄洋有句话说得好：“现代人的自我关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文化价值观念是如何主导着我们对古代文明的认识的。”（黄洋，《古典希腊理想化：一种文化现象的Hellenism》，《中国社会科学》，2009第2期，第52-67页） 《几何原本》之真相 根据上述所述： ①13-18世纪“中学西渐”引发西方社会不断进步转型； ②明代中国科技水平之先进、之现代化远超我们的认知和想象； ③满清大规模全毁、抽毁、篡改明代文献； ④传教士可以增、删、改明代文献的事实。 下面我们结合这“四大背景事实”来思考一下《几何原本》的著作权问题。
↑图14：《几何原本》序 按照书的内容看，《几何原本》的“几何原本序”部分是徐光启本人于1607年所写，“提要”部分为《四库全书》编撰人纪昀、陆锡熊、孙士毅、陆费墀于1781年所写，时间过了174年。 对比两者发现：1.“几何原本序”中提到利玛窦、丁氏，“提要”多了个“欧几里得，未详何时人”，这里暗示，传教士参与了编撰《四库全书》，否则，满清怎么知道“欧几里得”呢？2.“几何原本序”中提到“六卷”，“提要”多了“原书十三卷”、“丁氏……续补二卷共为十五卷”。3.“几何原本序”没有提到原书有几卷，也没有提到没有翻译完。 根据“四大背景事实”，我们完全可以合理推论，利玛窦把徐光启所著《几何原本》传到西方，西方再发展出15卷，这样更为合理。清朝前中期，文字狱登峰造极，处于打压明朝的政治恐怖氛围中，凡是“明”字头史料全部销毁，传教士不敢明言系明代文献，伪托以传教士口授、明朝人笔受的西方作品，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即在打压明朝的白色恐怖下，传教士把文献版权给篡改了，于是，该著作就逃脱了被销毁的命运，以西方著作的名义成为了明代文献，政治氛围造成了既成证据事实，近代世界史伪史就诞生了。 再看行文，有下列几个疑点，现列出仅供后来者参考，不够成对本文的实质性证据支持。 1.“更以华文”的“华文”二字，这种表达口吻不像徐光启，而像以传教士立场表达的口吻。 2.“利先生从少年时”的“少年”，比较白话文，文言文只用“少”即可。 3.“时时及之”的“时时”，比较白话文，文言文只用“时”即可。 4.“此道尽废”，有点儿夸张，勾股定理在中国文献中源远流长，作为博学的徐光启似乎不应该犯下这种错误而作出如此表述。 5.“独谓此书未译，则他书俱不可得论”，这段表述更不可思议，少见多怪，实非实事求是之评价。 我相信可以找到更多的问题，只可惜局限于笔者知识浅陋。 这里不清楚的是，满清编撰《四库全书》时《几何原本》的底本如何得来，是民间收集、抑或官方底本，还是传教士提供的呢？ 我们还需要去查下如下资料：西方到底是什么时候知道欧几里得与《几何原本》的关系的，什么时候知道欧几里得是古希腊的，什么时候知道欧几里得的生卒年代是公元前450-前374年。至少从中国文献（尽管被篡改）可知：17世纪传教士不知道欧几里得，不知道欧几里得与《几何原本》的关系，到1781年传教士就知道欧几里得与《几何原本》的关系，但“未详何时人”。根据本公众号关于古希腊伪史的研究，17世纪之前西方人不知道古希腊的存在，17世纪开始才知道古希腊，但很朦胧，18世纪西方建构古典希腊还处于起步阶段，19世纪才是古希腊的世纪。应该说，二者若合符节。当然，这需要对西方关于《几何原本》具体资料进行专门研究。 总而言之，综上所述，我的结论就是，《几何原本》就是明代徐光启所作，并非翻译自利玛窦，并非欧几里得所撰，但由于各种原因，其版权被篡改为欧几里得撰、利玛窦译、徐光启笔受，于是，17世纪以来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方向被颠倒了，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类似明代书籍。尽信书不如无书也！ 结语 李约瑟发出著名的“灵魂之问”后，紧接着自答道：“我们认为，这是由于中国与西方之间具有很不相同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坦普尔，《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第13页） 什么落后就去学习嘛！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求仁得仁嘛！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但是，现在整个世界、尤其是中国，都疯了，最为简单的常识都不知道。肺炎不打抗生素却去吃高血压药，岂有此理？！这既是西方战略欺骗误导的结果，也符合中国文科界学者要想成为中国发展的主导者的利益需求而合谋撒下的弥天大谎。自然科学说：“在‘中国’这个班级中，不叫我这个落后生去好好学习，却整天叫优秀生传统人文社会科学去学习，妄图取得我的进步，简直是疯了——自然科学病了，却让人文社会科学吃药？” 我认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由于历史、现实、思想、利益等各种复杂因素盘根错节，发生错误归因的逻辑错误的现象比比皆是，需要“给我一双慧眼”进行好好审查、全面审查。 国家元首于2019年1月2日在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单位祝贺信中说：“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鉴于西方伪史，则西方社会科学的一切理论失去根基，都要面临重新审查。 “‘世界经济/体系不是肇事于欧洲’这一命题也打破了所有的欧洲中心论的社会理论。……这些社会理论的设计大师包括马克思、韦伯、沃纳·桑巴特、卡尔·波拉尼等等，还包括布罗代尔和沃勒斯坦以及早期的弗兰克。”（弗兰克，《白银资本·前言》，刘北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 最后，我想引用一段话来结尾： “为什么我们还不知道这些重大而明显的事情的真相呢？主要原因确实是因为中国人自己没有注意到这些。如果做出这些发明和发现的主人自己都不再要求得到发明和发现权，如果连他们自己对这些发明和发现的记忆都淡漠了，那么这些发明和发现的遗产继承人何苦还要替他们去争回丢失了的权利呢？时至今日，是否许多西方人还想要知道真相，恐怕都很有疑问。因为我们总满足于认为，我们现有的地位是靠自己经过孤立无援的努力而达到的，我们是一切才能和技能的值得夸耀的主人。”（坦普尔，《中国：发现与发明的国度》，陈养正等译，21世纪出版社，第13页） 坦普尔这里所说的“他们”主要指的是在中国社科院、大学、研究所、媒体等主流学者和文化人，“他们”总是赞叹于西方“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但当得知这些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知识产权降临到“他们”祖国先贤身上时，却逃之夭夭，拒之于千里之外，惶惶不可终日，“隔江犹唱后河殇”。他们为什么如此“叶公好龙”呢？为什么？！从医学的角度看，“他们”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看到周遭一切都是悲惨世界，其人生的最高追求就是对中国历史文化的自虐、自杀。 蒋介石两度拒绝接受琉球群岛，让罗斯福和中国人唏嘘不已，抱憾至今；中国官科主流学者和文化人拒绝接受“发明与发现的中国”，可谓——前代学人不敢受之而后人叹之，后人叹之而复不受之，亦使后人复叹后人矣！ |
汉唐归来
惟有中华
惟有中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