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单纯从人均收入的角度来看，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的确是变富裕了，根据国家统计局编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指数，1978年（基期）该指数为100，39年后的2017年该指数为2,380.8，翻了23.8倍。
尽管人均收入快速增长，但是，人们的压迫感和焦虑感却越来越大，尤其是在房价、教育和医疗这三座大山面前，即使所谓的中产阶级，也有些喘不过气来。这些问题的根源是什么，是发展失衡，还是分配失衡，抑或是什么其他的问题？
这篇文章打算从一个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些问题，寻找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危机，并从中获得一些有益的答案。
ps：本文大概有5000+字
自从萨伊（1767-1832）和李嘉图（1772-1823）时代以来，经典学派的经济学家都在或明显或隐晦地教导人们一个信条，
供给创造自己的需求。
——萨伊定律
穆勒（1806-1873）在其《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对这个学说做了更加清楚的表达，
凡是用来购买商品的，只是商品。每个人所用来购买他人产品的，只是他自己所有的产品。就字面意义来讲，所有的卖者必然是买者。
假设一个国家的生产力突然增加了一倍，那么，每个市场的商品供应量也就增加了一倍，人们的购买力也会同时增加一倍。这就是说每个人的供应量和需求量都比从前增加了一倍。每个人的购买量也会增加一倍，这是因为每个人可用以交换的东西也增加了一倍。
——约翰-穆勒
但是，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经验当中，所谓的“萨伊定律”可能是失效的——国家生产力增加了20多倍，但一些市场的生产力却未能得到相应的增加，甚至因为其他行业生产力增加的过快，这些领域的供应变得更加稀缺。那么，这种不同行业生产力增长失衡的根源是什么？这种失衡又会带来什么问题？
戈登·图洛克
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在解决这个问题上都有不小的麻烦，因为他们解释现象大都是在假定“市场有效”的基础上。但罗纳德-科思（1910-2013）开创的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就可以大显身手，因为这派学说本就是用来分析市场的边界的。为了解释前文的现象，我们将拓展运用戈登-图洛克（1922-至今）在他的《The transitional gains gap，1975》里的一个模型来解答这个问题。
戈登·图洛克(Gordon Tullock)——寻租理论创始人、公共选择理论之父，是国际上最为重要的公共选择经济学家，著述丰富。他致力于将经济学的理性分析方法引入政治决策过程的研究，研究领域覆盖国家起源理论、官僚主义、民主和法庭内部的决策行为等等。
——作者按
在这篇文章里，他举了“出租车牌照”市场的例子，一开始的分析很模式化——如果出租车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那么，他的供给曲线是平的，于是，出租车服务的价格是P1，最终在市场上提供服务的出租车数量是Q1；假定政府出于某种考虑加强对出租车市场的管理，并颁发数量为Q2的出租车牌照，那么，市场的供给曲线一下子变成垂直的了，出租车服务的价格由P1提升至P2。这时，获得牌照的出租车司机将获得超额的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就是政府限量供给出租车牌照造成的，其每年的利润总量为红色椭圆形对应矩形区域，图洛克称之为租，利益集团通过影响政府行为，获得这种超额利润的行为，被称为寻租。
图洛克这篇文章的高明之处在于，他的分析并未仅限于此，他进一步推论，利益集团在获得这种租之后，会通过市场把这种超额收益资本化。也就是说，获得大量牌照的人，并不一定会去当出租车司机，也不一定会开出租车公司，他们会把这些牌照卖给后面进入这个市场的出租车公司或者出租车司机。
后面在这个市场里经营的人，只能获得P1的社会平均利润（完全竞争市场的价格），P2减掉P1的超额利润，早就被最开始寻租的人员以资本化的方式拿走了。
最后，也就造成了一个特别诡异的局面，一方面消费者承受了很高的打车价格P2；另一方面，出租车司机却只能赚P1的社会平均利润。
每天一睁眼，就欠出租车公司300块份子钱。
——的哥
如何解决这个矛盾？有人会说，政府取消出租车牌照的管制不就可以了嘛？这个办法看起来有效，实际上会惹一个大麻烦。最开始寻租的人早已拿着资本化的租逃离这个市场了，现存的市场参与者都是真金白银从一开始的寻租者手里购买的牌照，如果政府简单粗暴地放开牌照管制，将会造成三个很不利的结果，一、破坏政府信誉；二、破坏公平市场交易；三、激怒现存的市场参与者。可是最该为这个问题买单的始作俑者却找不到了，早已逃之夭夭。
从效率的角度上来讲，我们应该放开管制，让市场自由竞争；但从公平的角度来讲，我们不应该在找不到始作俑者的情况下，贸贸然地把板子打到背锅侠的屁股上，这很不合适。
退一万步讲，即使我们可以动用税收从背锅侠手里赎买牌照，这又涉及到更大范围的公平问题。所以，寻租行为造成的伤害不是暂时性的，而是，永久性的。
政府一旦创造了某种稀缺性，就很难消除掉这种稀缺性。
——作者按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这种伦理上困难，我举两个具体的例子，
一、某银行给某市某区的房地产开发商一笔贷款，抵押物为该开发商尚未出售的房子。
后来，这个开发商经营不善还不上这笔贷款，银行要去接收这批房子，可是去房管局一查，房子都解质押了，并且已经出售。银行走访了一下这个小区，发现已经住满了人。原来，这个开发商通过贿赂房管局局长的方式，解质押了这批房子，并悄悄出售。再后来，开发商跑了，房管局长被抓。
但是，该银行能把小区里的住户全赶走，回收这批房子吗？银行开始也想这么干，然而，区政府怕造成群体事件，给银行施压，最后不了了之。
——某信贷人员口述
二、1997年10月8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100天，特首董建华在香港立法院宣读了其上任以来的首份施政报告——《共创香港新纪元》。著名的“八万五”政策就出自这篇报告，根据该政策，政府计划供应充足的住宅用地，每年兴建八万五个单位，来平抑楼价。
该政策立意很好——既要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又让普通市民得以置业，防止香港贫富差距拉大——所以，这个政策很得人心。
但是，后面的故事大家也都知道了，亚洲金融危机来了，香港楼价暴跌，为了维护香港的金融稳定，香港政府决定救楼市，从1998年起停止卖地9个月。
地点：香港的小公寓
可能有人会说，“八万五”政策生不逢时，正好赶上亚洲金融危机；但实际上恰恰相反，如果没有金融危机，单纯地因为政府放量供地把楼市打垮，激起的民意将更加汹涌，那时，就没有这么好的台阶可以下了。
最终，还是那个逻辑，政府简单地让现存市场参与者承担“消灭稀缺性”的成本，是及其不公平的，是很难不激起民愤的。但如果让政府出钱赎买，他又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呢？所以，寻租行为制造了一种很难逃脱掉的“稀缺性陷阱”。
如果我们把图洛克所说的寻租行为造成的“稀缺性陷阱”推广到更多领域，很多东西可以看得更加通透——只要存在过政府管制，该领域就会增加一块无人实际拿到好处的成本（历史问题的资本化），非市场化的领域越多，这种成本就越高。
这也就解释了，“萨伊定律”失效的原因，尽管生产力快速扩张，但由于不同行业寻租的程度不同，“稀缺性陷阱”的大小也不尽相同，所以，失衡的行业发展就是一个很自然的现象。而且，“稀缺性陷阱”一旦被创造就很难消除，它就像毒药一样在经济体中逐渐积累，不断地制造着产业失衡，直到有外力来消除这种“毒药”或者这个经济体崩溃。
由于“稀缺性陷阱”的存在，政府在放开管制的问题上畏首畏尾，要么完全不增加新牌照供给，要么供给增加过慢。在一个经济发展速度较慢的经济体，管制的问题尚不明显；但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里，管制造成的供给曲线严重缺乏弹性的问题就极其突出了。
如上图所示，如果整个经济体快速向前发展，那么，需求会快速增长——需求曲线就会沿着绿色箭头向上平移；如果这时候政府仍然保持牌照供给不变或者牌照增加的速度过于缓慢，那么，出租车服务的价格将快速地由P2提升至P3。与前文类似，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会承担更高的服务价格P3，运营者依然获得平均收益P1（完全竞争情况下的价格），租将由P2减P1（红色的椭圆形）扩大至P3减P1（绿色的椭圆形），最后，以资本化的形式，以牌照的资本利得的形式被起始拥有者拿走。
如果出租车服务的供给，没有牌照的限制，情况将很不同——供给曲线将更加有弹性，甚至，如果出租车服务市场是完全竞争的话，消费者承担的服务价格不会提高（维持在P1），取而代之的仅仅是，提供服务的出租车数量的增加——提升至Q3。
所以，政府的牌照管制会降低行业供给曲线的价格弹性，当需求快速增长的时候，供给曲线缺乏弹性的弊病就完全显露——更为令人无奈地是，这种弹性缺乏不是要素供给的问题，而是人为造成的，并且，这种弹性缺乏受“稀缺性陷阱”的影响，很难被消除掉。
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不难明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寻租会带来三个很致命的问题：1、资本化的租的成本会始终体现在服务的价格里，扭曲价格信号；2、“稀缺性陷阱”——政府一旦创造出稀缺性就很难消除；3、管制使得行业服务的供给缺乏弹性。这三个问题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组难以消除的弊病。
以房地产行业为例，政府供地制度使得土地的供给十分缺乏弹性，经济的快速发展，激化了这种供需矛盾，这造成了房屋的价格快速上涨。正如我们前面模型里讨论的，需求扩大造成房屋涨价的部分全部资本化，并进入土地，造成了土地价格的快速上涨，“地王”频出的现象也就不足为怪了。
所以，房屋价格高并不是因为土地的价格高，而是因为土地的供给缺乏弹性。
——作者按
那么，我们增加土地的供给弹性好不好？这时候我们就要参考香港“八万五”政策带来的经验教训了；更何况，中国的土地还跟财政绑定到一起。情况就更加复杂了。
既然这样，我们不改了行不行？不行，随着经济的发展，“稀缺的土地”带来的失衡问题会更加严重，房价中资本化的土地成本会严重扭曲要素的分配，造成要素供给的扭曲，从而，形成一个十分诡异的局面：好好读书不如买房子，好好工作不如买房子，好好经营企业不如买房子——技术、劳动力和企业家精神将变得十分不值钱。
于是，我们就可以推出一个更加一般的结论，怎样的发展才是平衡的发展？平衡的发展是指，土地、技术、劳动力和企业家精神等要素的供给曲线弹性要保持相对一致，差距不能太大，人为地降低某种要素的供给弹性，将极大地扭曲经济，最终，得不偿失，损害经济的发展。
譬如，管制过严的教育制度或缺乏保护的知识产权会损害技术要素的供给弹性；工会制度会在一定程度上会损害劳动力要素的供给弹性；产权的不完善会损害企业家精神的供给弹性。现实是极其残酷和无奈的，我们发现，在我们这个国家里，最具有供给弹性的就是劳动力要素了，高速发展靠得就是所谓的“人口红利”，但反过来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个麻烦——谁最有弹性谁分配的最少啊。
坦率的讲，如果不去恢复土地、技术、企业家精神等要素的供给弹性，那么，劳动力供给的弹性也将被经济逻辑的巨大磨盘消磨殆尽——出生人口会越来越少。劣币驱逐良币，最终大家都会变得一样没弹性，这个国家的经济将真正成为一潭死水，陷入长期的停滞。
背景：1979年6月上海宝钢调研 人物：陈云
从长期来看，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速度。
——陈云，摘自《陈云人生纪实》
综上所述，我们就捋清楚了一些基本事实和逻辑，在房价、教育和医疗这三座大山背后的深层次危机是什么？土地、技术、企业家精神和劳动力之间供给弹性的失衡。
目前的局面很困难，一系列制度上的劣势使得我们的土地、技术和企业家精神的供给曲线都缺乏弹性，仅剩下劳动力这一根独苗，并且，其他三者的弹性缺乏通过高房价、上学难、看病贵的方式来倒过来侵害出生率，最终，要瓦解掉劳动力这一根独苗。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局面下，继续搞大基建、大放水刺激经济，只会让经济结构更加扭曲——加速劳动力供给弹性的瓦解。可以说，需求端的数量型刺激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了，继续玩数量型游戏才是“洗洗睡”的前奏。
正如中央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理论所言，我们的工作重点应该是在供给侧，矫正要素配置扭曲，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为了矫正要素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们需要在多方面做出变革：我们需要更加重视知识产权的保护，捋顺教育机制，增加技术要素的供给弹性；需要更加符合城市发展的供地制度，恢复土地要素的供给弹性；我们需要更好的产权保护，更加尊重企业家精神，提高企业家精神的供给弹性；只要前面三种要素的供给捋顺，压在劳动力身上的担子才会轻很多——房价、教育和医疗的问题自然而然会得到解决。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管制办法，并不实用，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
不想洗洗睡的年轻人，只能一方面自身努力，另一方面祝国运兴隆，能抓住人口红利的尾巴，解决好其他三个方面的问题。
某些领域的供需失衡只是表象，要素之间供给比例失衡才是实质，要素供给背后的激励机制失衡才是根本原因。
——作者按
数据来自wind，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