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民主病可概括为“四多三少”，我举的例子主要来自三个国家，美国，英国和希腊。希腊是西方民主制度的发源地，英国是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发源地，美国是长期以来最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销美国民主模式的国家。现在我把它称为“三点成一线”，展现了西方民主制度一路走衰的大势。
东方卫视政论节目《这就是中国》每周一晚21:30持续热播。每期节目中，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张维为教授结合自身经历，从国内外热点、难点问题切入，比较中西文化，建构中国话语。
在8月5日的第二十九期节目中，张维为教授剖析西方民主制度的深层次问题。观察者网整理节目演讲与对答部分，以飨读者。】
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一个竞争非常激烈的世界，所有竞争中其实最激烈的竞争是标准竞争。比方说美国害怕华为，不仅是因为华为产品在5G领域内领先美国，而且实际上美国更害怕的是华为有可能主导未来5G的标准。在5G领域专利方面，可以说中国公司形成了对美国公司的全面碾压。据有关统计，截止今年3月，中国华为等公司申请的主要的5G专利数量已占全球的34%，大幅领先竞争对手。谁掌控5G标准，谁就可能在未来竞争中获得更大的话语权和更多的商机。
大家一定记得不久前中国政府在全世界率先宣布停飞波音737MAX8，这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标准竞争。按照美国FAA的标准，这款飞机还能飞，但按照中国民航的标准，这款飞机必须停飞，所以我们的标准显然是高于美国了。过去中国民航业一直学习FAA的标准，现在开始超越他们了。中国政府这一决定带来了很好的全球示范效应，赢得国人的赞扬，也赢得国外很多民众的普遍赞誉。最后世界各大航空公司都纷纷宣布停飞这款飞机，从而倒逼美国FAA也不得不加入停飞行列。国内经常说通过开放倒逼国内改革，这是有道理的，而且我们也做得很好。但随着我们自己进步，实际上不少领域已经走在西方前面了，也在逼他们反省、进行必要的改革。当然他们能否这样做，是另外一回事了。
刚才我讲的这两个例子，想说明什么呢？一是我们的企业、政府已经有了比较强的标准竞争意识，但我们人文社科领域的这种意识还不够强，许多人还是满足于给西方学术、西方标准打工，甚至想都不敢想，怎么可能超越西方，我觉得这种局面应该随着中国崛起而走向终结。
世界标准的竞争大致有三种战略，一种是追随者战略，采用别人的标准，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第二种是参与者战略，也就是参与制定国际标准；第三种是领导者战略，在国际标准竞争中成为领导者，这也是效果最佳的战略，华为就是这么做的。我觉得中国人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中国学者也应该有这种雄心壮志。
在国际政策和国际传播中，西方一贯奉行领导者战略，一直在全球范围内推动“西方标准”，为自己的战略利益服务。这个标准就是话语权。他们可以把别的国家弄得民不聊生、战乱四起，甚至变成人间地狱，但他们可以连一声道歉都不说。因为他们推动的是所谓叫“普世价值”，怎么可能错？随着中国崛起，随着整个非西方板块的崛起，西方这种仗势欺人、仗着标准欺负别人的霸道行径，必须终结。
沿着这个思路，今天我想和大家谈的话题叫做“给西方民主把把脉”。“把脉”是个非常中国的词汇，是中医词汇，中医按病人的脉搏诊断疾病，开出药方。我认为我们到了今天这个时候，完全可以用中国人的眼光、中国的标准来诊断一下今天西方体制的问题，诊断一下这些问题的病因，然后开出中国药方。我想现在也是中国为世界文明，特别是政治文明做出一点贡献的时候。
以我自己对西方民主模式的把脉，我觉得今天西方模式患的病可以概括为“四多，三少”。西方民主“四多”，首先是太多的“重财轻义”，也就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结果多数人的利益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损害。“重财轻义”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裁定，对公司、团体的竞选捐款不设上限。随后201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又裁定个人竞选捐款不设上限。这连已故的美国极右翼的参议员麦凯恩也看不下去了，他当时说：“美国今后将丑闻不断。”英国《经济学人》杂志2014年刊过一篇长文，称金钱在美国历史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影响力。数以千计的说客，平均每位国会议员有超过20名说客，让立法过程变得冗长复杂，让特殊利益集团更有机会参与其中。
我经常讲，最富的100个中国人不可能左右中共中央政治局，而最富的50个美国人大概可以左右白宫。这是中美两国政治制度的最大差别。英国牛津大学有位教授叫斯泰恩·林根（Stein Ringen），他从这种金钱政治联想到古希腊民主是如何走向覆灭的。他说，在古希腊，当富人成为巨富且拒绝遵守规则、破坏政治体制的时候，雅典民主崩溃的丧钟就敲响了。今天的英国和美国就到了岌岌可危的临界点。这是第一个“多”。
第二是太多的“争权夺利”。我多次讲过西方民主模式的一个基因缺陷是权利的绝对化，导致“否决政治”盛行，妥协变得越来越难；美国政客也好，英国政客也好，都把自己的权利置于整个国家利益之上。所以美国和英国今天的政治版图是一张非常分裂的版图。2000年“911”时，美国两党曾出现过一次难得的共识，之后党派纷争不断，无法形成新的政治共识。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政府已经关门三次，共和党、民主党之间的恶斗可以说创造了美国的历史纪录。
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不久，英国《金融时报》曾经有过一篇文章，批评美国政客见利忘义，互相拆墙脚；他们甚至希望经济可以变得更加糟糕，只要有利于自己当选就行。所以文章认为，美国是在选择自我毁灭。
第三是太多的“饮鸩止渴”。首先表现在债务经济。西方民主政治下，政客为了拉选票，竞相讨好选民，开出各种各样直接或间接的福利支票，最后耗尽国库，导致民粹主义和短视政治泛滥。希腊等一些南欧国家的债务危机是这样形成的，某种意义上美国居高不下的债务危机也是这样形成的。今天西方国家几乎都成了寅吃卯粮的债务依赖型经济，通过借新债还旧债的方法来设法解决经济和财政问题。
美国加州政府破产的例子也能说明这一点，整个体制是饮鸩止渴的短视政治，加州政客实际上就是采用了一种民粹主义的方法。最后导致民众纷纷要求减税，先减少财产税，再是取消汽车税，最后加州政府陷入破产境地。等到加州政府又想恢复汽车税时，州议会又从中作梗，结果使加州财政陷入恶性循环。
英国脱欧公投也是一个例子。本来是为了应对党内脱欧派的压力，时任英国首相的卡梅伦就决定豪赌一次，举行脱欧公投，结果犯下颠覆性错误，但又没有做任何应对预案，使英国经济陷入了相当长时间的不确定状况。
第四是太多的“空谈误国”。今天的西方民主几乎成了无休止口水仗的代名词。美国奥巴马总统是高喊着“变革”的口号在2008年入主白宫的。但他执政八年，兑现了多少承诺呢？他承诺削减美国国债，但美国国债已经从原来的11万亿美元增加到17万亿美元，他唯一兑现的大概就是医保方案，但特朗普一上台又将其废除。
希腊的情况同样也很能说明问题。虽然整个国家陷入债务危机，但希腊各个政党还是为下一轮竞选而没完没了地扯皮。一方面希腊依赖外部资金救援，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接受任何削减福利的安排。2011年，希腊领导人曾公开主张用公投来要挟欧盟，一时间整个欧盟非常紧张，因为欧盟内部要自己成员国拿出真金白银来帮助希腊谈何容易。西方模式特点的是，有福同享时，大家争先恐后，有难同当时，大家四分五裂。其实当时希腊政客的真正目的只是为了让国内党派能达成某种交易。我记得当时《金融时报》发表评论称，希腊发明了民主，但现代希腊却有可能给民主带来恶名。雅典的政客们争论不休，有可能使欧洲债务危机升级，对希腊、对欧盟，对整个世界经济都产生严重的后果。
空谈误国表现在国家治理方面就是普遍的治理能力大幅下滑，冰岛领导人治理无方，国家就破产了；希腊和意大利的领导人，也是治理混乱，现在仍有很多深层次危机；美国庞大的金融体系弊病丛生，但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小布什总统和他的整个团队毫无察觉，给美国和世界带来灾难，美国综合国力也随之直线下降。
刚才和大家聊了西方民主的“四多”，现在我来谈谈西方民主的“三少”。
第一，太少的“实事求是”。如果说中国这数十年的成功靠的是实事求是精神，那么西方民主今天最缺乏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突出表现在多数西方政客不愿意按照事物本来面目来认识事物。尽管西方号称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但西方政治生活中的意识形态禁锢非常之多。我将之归结为，对内是选举政治化，对外是意识形态化。选举政治化意味着什么？政客所做的一切首先考虑的是选举政治的需要。比如美国今天的贫富差距本质上是美国资本力量对美国政治体制的控制所造成的。再比如美国2008年金融危机本质上是华尔街的贪婪和政府监管严重缺位造成的，但美国政府却铁了心要转移视线，把责任推给中国，他们拼命炒作这些话题，什么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抢走了美国工人饭碗，中国窃取美国知识产权、技术等等，给中国罗列了一大堆的莫须有罪名，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反观，现在中国共产党党建过程中提倡的眼睛向内、举一反三、打铁还要自身硬，这是一种智慧。我觉得这些真的能够帮助美国摆脱眼前困境，但这些智慧对于缺少历史感的美国可能有点太深奥了。
从对外政策来看也是如此，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对外政策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坦率讲，很多西方政客还生活在“神学时代”，拒绝“实事求是”地看待这个早已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世界。美国副总统彭斯指控中国全面干预美国中期选举，要替换美国总统，他神情非常坚定地说，“美国不会被吓倒，美国更不会退缩”。对中国人来说，这简直是一种黑色幽默，他的想象力太丰富了。美国人的自信心下降得太快了，中国人有点不太适应。还有口无遮拦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更是不放过一切机会造谣和污蔑中国，从人权到华为、到5G、到“一带一路”、到中俄关系等等。他的造谣污蔑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好在他自己不久前公开承认，撒谎、欺骗、偷窃是美国中情局一直干的事情。其实我觉得西方民主制度可以借鉴一下中国的干部学习制度，美国领导人的知识结构有点太狭隘老化了。
第二就是太少的“选贤任能”。今天西方社会极其缺乏具备战略眼光和执行力的政治家，原因是西方今天的体制明显缺少一种选贤任能的制度安排。在很多西方国家，多党民主制度早已演变成一种游戏民主，民主等同于竞选，竞选等同于政治营销，政治营销等同于拼金钱、拼资源、拼公关、拼谋略、拼形象、拼表演等等。这种没有选贤任能理念的游戏民主所产生的领导人往往是能说会道者居多，能干者极少。他们关心的公关是包装，是曝光度，是粉丝量，特别是铁粉和脑残粉，相反治国理政经验和能力是不重要的，人品道德也不重要，只要能够忽悠到足够的粉丝，就可以稳操胜券了。
大家可能还记得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当时两个主要候选人特朗普和希拉里都发誓要把对方送进监狱。一位候选人被指责为生活极不检点，严重偷税漏税，还有通俄门。另一位则是“邮件门”，特别是美国大使惨死利比亚这个案件一直缠绕着她。这种恶语相向、竞相比烂在美国总统竞选的历史上也是非常少见的。
他们辩论的内容如此之low、之低俗，很多都属于儿童不宜。今天美国选民的困境是，这两个人都很糟糕，但又不得不选一个，要不就完全放弃。而且，现在实际上这种状况正在越来越成为西方竞选民主下的一种常态。
希腊破产也好，意大利政局乱象也好，实际上都和低能的政客有关。希腊的帕潘德里欧，我曾在上世纪80年代去希腊时，他是总理，但到了十来年前希腊还是帕潘德里欧，三代人都是希腊政客这样的家族政治。意大利贝卢斯科尼也是一位标志性的人物，是西方游戏民主的典型产物。贝卢斯科尼是意大利首富，坐拥亿万家产，控制意大利的主要传媒。尽管关于他的各种绯闻、丑闻几乎从不间断，但他三度出任政府总理。这些国家曾都是相当风光，但一代无能的领导人就可以把整个的国库弄得精光。
最后就是太少的“一以贯之”。如果说中国崛起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届接着一届干，功成不必在我。而西方走衰的主要原因就是一届对着一届干，不停地翻烧饼。最新的案例就是美国特朗普总统上台后，马上否定前任所做的一切，先是退出TPP，接着退出有关气候问题的巴黎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最近还退出了伊朗核协定。伊朗核协定至少被奥巴马总统看作自己最重要的外交遗产，是美、中、俄、英、法五个常任理事国，再加德国进行了长达18个月的谈判才达成的。但特朗普一上台说撕毁就撕毁，完全不顾国际社会的一致反对。这本身也重创了美国自己的信誉，重创了美国的软实力，使美国在这个世界上越来越陷入孤家寡人的境地。
刚才谈了西方民主的“四多三少”，大家可能注意到，我举的例子主要来自三个国家，一个是美国，一个是英国，一个是希腊。为什么？因为大家都知道，希腊是所谓西方民主制度的发源地，英国是西方议会民主制度的发源地，美国是长期以来最不遗余力地向全世界推销美国民主模式的国家。现在我把它成为“三点成一线”，展现了西方民主制度一路走衰的大势。
西方民主模式很像一个被宠坏的孩子，如果他有祖上遗留下来的家产，比如很多西方国家有一些殖民地时期留下来的财富，它自然还可以继续挥霍或者“游戏”一番，但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世界上，这种情况恐怕也会越来越难以为继。对于那些没有祖上留下来家产的发展中国家，或者很多非西方国家地区，一旦成了宠坏的孩子，基本就无药可救。
有人问我，能不能给西方民主开几贴中国药方？我首先想到的是刮骨疗法，后来犹豫了，因为开了肯定没有用。西方怕痛，肯定受不了，还要说你侵犯人权。所以我暂时搁置一下。但有一点是肯定的，西方体制需要实质性的改革，特别是改变现在资本力量过大的这种深层次问题，否则西方走衰的速度可能还要加快。
如果刮骨疗法不现实，我们就来个保守疗法，也就是中国人成功的一条宝贵经验——“与时俱进”。中国古代先哲就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时代变了，非西方世界正在迅速崛起，西方想以不变应万变，最后只会越来越被动。事实上，很多西方有识之士也已经看到了，西方再不与时俱进的话，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危机。我记得曾经在这个节目中提过，比利时经历了540多天没有中央政府的危机之后，有一批当地的知识分子发表了一个《千人集团宣言》，时间是2011年11月，他们对西方民主制度未能与时俱进提出强烈的批评。宣言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觉得蛮精彩：除了民主之外，所有领域都在追求推陈出新；既然如此为什么在民主问题上，我们仍然满足于1830年代的程序，死抱着两百年的古董不放？
当然，西方能否做到，我并不乐观，主要原因是改革需要破除既得利益的阻扰，而破除既得利益的阻扰，需要有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来主导，这在西方体制下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不那么乐观。
范勇鹏：张老师提到了“四多三少”，如果我来做一个小总结的话，可能就是资本的自由太多，金钱的自由太多，普通老百姓所享有的民主太少。
我前些年做过一个很有意思的小研究，我把美国建国以来历任总统的就职演讲做了一个比较的分析，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在二战前，美国的领导人基本上没有提过“民主”这个词，包括美国宪法里面也没有民主这个词，法国大革命没有讲民主。一直到二战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就职演讲里面开始提民主，而且提了十多次，当然同一个演讲里面“自由”也提了三十多次。后边美国才开始逐渐将“民主”这个标签贴到自己身上。
这里反映出什么问题呢？大概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以前，至少在150年的时间里面，在世界上提到民主，大家第一印象想到的就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西方今天这个制度。二战后，特别在冷战结束之后，西方人对民主进行重新定义，加上了一个定语叫“自由民主”。西方政治思想家的一句话非常好，“所谓自由民主就是披着民主外衣的自由”。所以这是一个标准的问题，我是非常主张我们的学术界、文化界要正本清源，要对民主这样的概念重新进行研究，让它回归本位，对它进行我们的定义，符合历史事实的一种定义。
Q1：张教授，您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西方人的眼里，中国的民主是不是实质民主？谢谢。
张维为：如果你看西方主流媒体或者主流的学术界，应该说还是不认为中国是民主，无论是实质民主、程序民主，都不承认，这是西方的悲剧，他不能实事求是地看中国。但是你注意到没有，这个世界在变而且变化蛮快的。很多东西西方原来都不承认的，比如中国这个制度怎么可能崛起，不可能的。大概十来年前西方开始承认中国崛起。再比如，过去一直说中国不可能创新，直到五年前还是西方主流观点，但最近我看到他们很多人在讨论中国的super APP微信，现在几乎承认中国是个创新国度，特别是华为崛起给了他们震撼，下一步可能就是对中国民主的认知会有进步。
但也西方也有一些真正较实事求是的学者，例如有一位比较有影响力的学者奈斯比特，曾写过一本书《MEGATRENDS》，《大趋势》，上世纪80年代的畅销书，十年前他又出了一本新书叫《中国大趋势》，里面将中国这种民主定义为他叫Vertical democracy，纵向民主。他认为西方民主是横向的，一人一票，但中国因为国家超大规模，所以就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连着反复，其实就是我们讲的民主集中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对此给予充分肯定，我觉得这是比较明智的。
另外有一点我想特别强调，因为我也提文明型国家，一个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和一个超大型的现代国家，这就是中国。这种国家的特点是，不需要西方或者其他国家认可的，这是最重要的。
范勇鹏：很长历史时期里面，西方不被人们认为是民主的，所以最后它要发明出一种形式民主来掩盖实质上的不民主。古希腊、雅典所代表的这种民主，看起来形式上很民主，所有人直接参政抽签，由多数决定。但雅典城40万人口，有20万是奴隶，还有16万以上的女人和外邦人，没有公民权，实际上不到10%拥有投票权。再看一个所谓现代民主的重要来源，意大利中世纪末期城邦，威尼斯、佛罗伦萨这类国家，它形式上也很民主，抽签，但是能有抽签资格的人是有一个黄金名单的，只占人口的1.7%；还有一个白银名单，大概占人口总数5%到8%，全部加起来不到10%的人有参政权。
再看英国，刚才张老师提到英国， 1215年的大宪章实际上就是贵族和国王之间的一个权力游戏，跟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但是他们把它建构成一种民主。到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后，有参政权利的人不到5%。大家可以想象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
所以是用一个极小范围内的一部分人的民主权利来掩盖了实际上并不能代表绝大多数人的实质。所以当它遇到社会主义出现了、马克思主义出现了，中国国家兴起了，它面临真正的实质性民主的时候，只能认为你不是真正的民主，用这种话语来掩盖真相。
主持人：一下子好像就启发了这个思考。张老师也说西方人不太善于实事求是的去面对承认一些问题，这个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
张维为：我个人认为中西方文化的一个很大差别是中国人特点是比较务实，接受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西方人有时候更喜欢形而上，这跟宗教传统有关系的，总觉得有一个永恒的真理。一旦你跟他真理不一样，恐怕就是你出问题。实际上这两种文化都不完全是优点或缺点，各有长处。但我觉得现在中国的做法总体是对的，我们坚持实事求是，同时我们也注意汲取人家的长处，包括纯粹形而上思维的长处也吸收。但西方要什么时候才能开始逐步发现这种中国智慧的意义，这对它是非常有帮助的。
骆珺：就是很长一段时间网上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你看采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国家，那些政客在议会都是在为了人民的利益在厮杀在吵架，说你看我们中国好像都没有政客在为了老百姓吵架，但事实上可能这些人没有看到在中国各种基层的公务员往上层层报问题，看不到很多在幕后通过搜集上来的大数据进行分析，张老师以前也提到过，中国在做五年规划的时候，要经过反反复复成千上百次很多次的调研，这些都是真正的背后的实质民主。随着现在越来越多的西方党争浮于台面之上，大家才发现原来他们其实不是在为了我们的利益在厮杀。希望大家还是能够分辨清楚表面的程序民主和真正的实质民主。
Q2：主持人您好，维为教授，各位教授好。我在美国学习四年，今年高中刚毕业，我在美国训练学习期间曾经参加过一个高强度的学习美国架构的夏令营，在其中我们听取了美国当地包括我们当地白熊市市长明斯达众议院的发言人等等的演讲，我发现他们很多人都想着，我们要建更好的路但要更少的税，我们要更好的社会福利但要更少的税，很多都是一些政治家的空话。所以我的问题是，西方理论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带来中产阶级群体的扩大，民众会不可避免地要求更多参政议政的权利，同时普选制也会不可避免的到来，而对我们中国人来说，我们的经济正在迅速增长，并且中产阶级也在迅速的扩大，同时我们会不会也陷入这种“所谓民主实则钱主”的普选制的范式之中？
张维为：中国中产阶级的佼佼者都非常感激这个时代，他们在这个时代里完成了财富增长，远远超过国外同龄人的财富增长，因为这是大势，而且背后是整个国家的制度安排才带来这个成长，所以我相信他们最后不会选择美国这种模式。我们已经亲眼目睹了苏联采用美国模式后，国家解体，经济崩溃；我目睹了一场又一场的“颜色革命”褪色，一场又一场的“阿拉伯之春”变成“阿拉伯之冬”。我们看到台湾民主现在是个经典的失败案例，一个非西方社会或者国家采用西方民主制度，西方政治制度，就是两种结局，从希望到失望，从希望到绝望，没有例外。我当时跟福山先生就说，我们向美国学习借鉴了不少东西，但是我们的眼光是超越这个模式的。
范勇鹏：我想问一下这位同学，你是在美国读的高中是吧？没有在国内读过？
范勇鹏：我有个建议，你可以读一读中国高中的政治教科书，你就不会犯一个历史的常识性小错误，这当然不是这位同学的责任。可以看到美国的教育体系，这种说法是意识形态的包装和洗脑中很常见的一种，也就是中产阶级社会到来会要求普选权、会带来民主，但是普选权从哪来？我相信在国内读过中学的同学都知道，普选权不是来自于中产阶级，而是来自于无产阶级。最早是在欧洲19世纪的工人运动提出来的，最早明确提出是1848年革命，然后巴黎公社之后，苏联是最早建立了普选权的国家之一，颁布1918年宪法，当然这个宪法里面刨除了2%-3%的所谓“反动分子”或者一小部分非无产阶级人群，但到1936年宪法实现完全的普选权了。那么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等这些国家的普选权是什么时候实现的？是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才有，而且从法律来看，并不是实质上，只是在程序上、理论上实现了普选权。这就可以看出，普选权不是资产阶级的追求，不是中产阶级的追求，普选权一开始就是工人群众所追求的一个产物。
吴钧：我想向两位教授请教一个问题，刚才张教授提到，在“911”之后，美国朝野两党产生了一些短暂的和谐。那么在整个西方治理的过程当中，这些经济学家、政治家、智囊、媒体为何不能与时俱进，发现他们遇到一些问题，遇到一些挑战，也要有所修正，在刺激之下要有所反应，这个机制还存在吗？还能起到作用吗？
张维为：我个人认为”911“的时候，确实被看作是和战争一样的，小布什也是把它看作是一个对美国的战争宣战，所以当时有个短暂共识，美国国内爱国主义情绪油然而生。那个时候在纽约街上，开车必须挂美国国旗，不挂国旗人家就敲你的窗，“快挂国旗，发给你”这样的。当时有一个全民共识，但很快就消散了。你这问题是一个我们都在问的问题，背后其实就是一个国家的改革能力、反应能力。这是可以进行比较的，西方体制下对人民诉求的反应能力和速度都比中国慢，改革能力都比中国弱。我称之为实质民主，我们做的是比它好，一个问题从出现到解决，我们比它快多了，美国人枪支控枪的问题，上百年都解决不了。这是我的基本的看法。
Q3：西方除了一人一票这种制度之外，有没有其他更好的办法？
张维为：西方有在相当一段时间内，很多学者、智者提出了一个说法，我们中国翻成“协商民主”，但英文不一样，叫“Deliberative Democracy”。我们的协商民主叫做Consultative Democracy，这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西方的Deliberative Democracy就是问题大家要一起来商量商量，最后往往变成了用中国话讲就是只有民主没有集中，我们是磋商型民主，在一个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党的领导下，各方面意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民主集中制最后形成一个共识，然后开始做事情。
范勇鹏：协商民主，我们是从新中国建立就有了，西方是在八九十年代之后才开始提出来。
张维为：西方这种类型，特别是哈贝马斯也老讲这也是一种协商民主，所以我们有些学者搞错了，他们以为这是人家先提出来的，但实际上我们一直在做，而且做的比它们好得多。所以有些西方人也在想办法补救一人一票的不足，但实际上我觉得西方哪一天如果能够真正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国家，一个创新的国家，认识到中国是个民主的国家，那西方它就会有一个巨大飞跃，可以从中国借鉴很多经验，真是这样的。
范勇鹏：难就难在一人一票或者自由民主的这种迷思，要打破是非常难的。西方一些国家说自己是一人一票，但实际是不是呢？其实大家想一想，还有一人不到一票，或者一人多于一票，或者一人没有一票的情况，都很普遍。
范勇鹏：对，美国有句谚语说，美国是一美元一票。美国一些学者在研究这种不平等代表权的问题，比如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移民到加利福尼亚州，在参议院的代表权下降了70多倍。学者就认为美国的这种不平等代表权在全世界是排在前两三位的，所以这个问题非常复杂，有很多技术性因素。如果这种价值观的迷思不被打破，西方人不能去实事求是地思考自己的政治问题，那么我相信它迈不出这一步。
Q4：张教授您好。您是怎么看待最近在香港发生的暴力游行活动？
张维为：我对香港的一个基本判断是，香港的问题实际上跟美国一样，资本力量影响太大太大太大，而且主要是房地产。这就造成什么问题呢？香港没法进行必要的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导致年轻人除了学金融、学医等几个为数不多的专业能找到工作，其他很难找到工作。住房根本不可能改善，香港住房条件非常恶劣。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今天任何一个城镇，包括我们贫困县城，老百姓的住房条件都超过香港。香港四五十平米叫大宅，六七十平米叫豪宅，房子有个阳台是超豪宅。背后就是资本力量太大了，年轻人看不到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势力和他们的代理人把年轻人的这种痛苦、绝望、抱怨，全部有意识地转向中央政府，这是个大的格局。如果这个格局看清楚的话，我们整个对香港事务的判断、处理都可以有些整个的新的思考。
所以这次BBC是没有采访我。上次“占中”时，BBC采访我，我说“占中”失败的概率百分之百。他说为什么？我说，如果它不损害香港多数人的利益的话，那你去游行“占中”100年都没有问题，但它会损害香港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样搞下去，多少人的生计会受影响，旅游业、运输业等方方面面都会受影响，所以我相信最后多数香港人会站出来，这个运动后边有黑手的，运动会逐步逐步平静下去。当然，最后就是我们中央政府非常明确的表态。邓小平30多年前就说过，我们在那儿驻扎了人民解放军保持香港的稳定。过去讲“一国两制”，我们有些人不自信，觉得香港的制度可能更好，但今天非常明确，我们的制度更好更优秀，为人民带来福祉更大。如果有这一点自信心的话，香港问题可以处理得很好。我们这个国家是经历过风浪的，我们的军队是经历过风浪的，我们的人民经历过风浪，这是小菜一碟，我跟你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