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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日下午，在日本大阪举行的2019年女排世界杯赛第三阶段A组循环赛比赛中，中国队以3比0战胜塞尔维亚队，夺得2019女排世界杯冠军！ 1978年12月10日，是中国女排征战曼谷亚运会的第一个比赛日。那一天，是年轻的主攻郎平第一次在国家队的比赛中亮相，也是她的生日。 郎平这个名字，从此伴随着中国女排经历辉煌、挫折与奋起。 进入90年代后，古巴女排开始缔造八连冠的强大王朝，而中国女排再没能站上三大赛世界之巅，但是在最低谷的时候，中国女排依旧永不服输，砥砺前行。 1995年，中国女排迎来了一名熟悉的人物——郎平被中国排协聘为中国女排主教练。《郎平自传：激情岁月》一书中对这段岁月有着详细的叙述。
9月28日，中国队主教练郎平（左）在比赛间隙指导张常宁。新华社记者 贺灿铃 摄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新华每日电讯”（ID:xhmrdxwx），原文首发于2019年9月28日，标题为《郎平自述：1995年，我是在怎样的心情下回国任教的？》。 1 解除婚姻契约 解除工作合同 1994年11月，我带八佰伴世界队打完最后一场比赛，中国排协打电话给我，要我从香港弯一下北京再回美国，说有事情商量。 到北京的当天晚上，袁伟民找我谈了女排的情况，我们确实都不忍心看着中国女排落到世界第八而一蹶不振。 袁伟民说，女排最缺乏的是一种精神，是教练的凝聚力，要用一种人格的力量来调动运动员，而时间又特别紧迫，离亚特兰大奥运会只有一年半时间，不允许再慢慢启动了，他对我有信心，希望我考虑，能否回来执教。 但是，我对自己有多大的把握呢？
中国女排的成绩一再下滑，这让太多对排球有着特殊感情的中国人感到失望。而过重的希望和过多的失望，交织成巨大的网笼罩着女排队员，她们无法不感到压力和压抑，她们痛苦地扪心自问：还有信心再打翻身仗吗？ 1994年年底，赖亚文、崔永梅、王怡等几个老队员不约而同地写了辞职报告。这些在打球时挥臂如棒的女排姑娘，一旦提笔写“辞职报告”，握笔的手都有气无力，半途而废毕竟不光荣。 感到最懊丧、最心痛的是队长赖亚文，她为人友善，用情专一，对排球事业更是忠心耿耿，她从12岁开始练球，整整12年苦战球场，却落得“世界第八”的结局，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国家队？ “1993年、1994年的时候，队伍情况是最糟糕的。说实话，如果不换教练，女排肯定起不来了。我也不想干了，尽管很不甘心。我1989年进国家队，是队里年龄最小的，我现在毕竟只有24岁，还可以好好打几年的。”说话轻声轻气的赖亚文在谈到那份“辞职报告”时，有点激动，她倒吸一口气，再冲出的声音显然有了重量：“1995年初，我在家里休假，从报上看到一些报道，在炒女排换教练的事。快到春节的时候，报上突然有消息说，郎平有可能参加主教练的竞选，我顿时喜出望外，只要郎平参加竞选，那肯定就是她了，只要她上阵，女排有救了。 记得，1994年打大奖赛，和郎平在香港见过面聊天时，谈到女排的情况，我很寒心，当时，我随口对郎平说：‘你要是能回来带队就行了。’那时候，她正在八佰伴世界明星队当教练，她有自己新的生活、新的位置，怎么可能回来带队？这只是我的一厢情愿。但我真觉得如果郎平来执教，女排有希望。这是一种预感，因为我信任她。” 我知道，这是大家的信任。我也知道，袁伟民教练一般是不求人的。 1994年打世界锦标赛的时候，我正在八佰伴做收尾工作。当时，一听中国女排拿了第八，我吓一跳，我觉得中国女排不至于打这个成绩，就是因为输给韩国队后，情绪懈了，一泻千里，结果落到第八。 在巴塞罗那奥运会，女排也有类似的情况发生。那年，我生下浪浪还在坐月子，美国电视台不转播中国女排的比赛实况，我在家里坐卧不安，结果等来的是接二连三的坏消息：中国女排在小组赛中输给荷兰队，夺魁无望；巫丹误服中草药，被国际排联误认为服用兴奋剂，这一事件使女排士气严重受挫。 竞技、比赛，说到底，比的就是精神，比的就是士气。 得知这些消息，我整整一天说不出话，几经周折，终于拨通国际长途，找到张蓉芳，我问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的声音都抖了。 奥运会之前，女排在美国圣地亚哥参赛，那时，我怀孕快八个月了行动很不方便，可我还是坐了12个小时的车去看她们，真希望她们能在巴塞罗那奥运会上把1990年锦标赛没拿到的冠军夺回来，没想到她们却接连失利。 张蓉芳心情也很坏，我太能体谅她了。我赶紧又拨通北京的电话，让我父亲替我去北京机场接她们，一定要代我安慰她们，告诉她们来日方长。遗憾的是，女排受打击的士气再也没有缓过来，这种状态被其他国家的教练都看出来了。 1994年世界锦标赛后，那时在香港，我、欧亨尼奥（古巴队主教练），还有卡尔波利（八佰伴世界明星队团长，俄罗斯队主教练），我们三个并排坐在一条长凳上，他们和我聊起了中国队，说中国队怎么回事，中国队的水平不应该跑到第八的。 欧亨尼奥说，中国队内部有问题。卡尔波利也说，奇怪，不正常。卡尔波利挺得意，他带一批新队员还拿了第三名。突然，欧亨尼奥很认真地对我说了一句：“我看呐，中国队得你带。”我马上回答他：“你别开玩笑了，我带八佰伴挺好的。” 但我心里常常会想起托父亲转告女排姑娘的话：来日方长！这个智慧的“古巴小老头”很神哪，一出口就是预言。 我自己都没想到，国家体委会请我回去执教。可我还是挺犹豫的，倒不是为工资或待遇。那段时间，和体委通了那么多电传、电话，双方都没有涉及工资和待遇的问题。 我知道，如果决定回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国家干部，不可能提任何条件，而且，说好干到奥运会，总共一年半时间，还有什么可提的？生活中有些东西不是用钱可以估量的，如果能把女排带出低谷，也是对我自身价值的挑战。 可恰恰在那个时候，我自己正面临着最大的困难：在协议办离婚。 这件事，除了我妈妈和劳尔（前美国女排队员，我的朋友）了解一些情况外，我没有和任何人聊过。我请了律师，要商量很多细节问题：财产问题、女儿问题，这都是一些最痛心、最麻烦的问题。我是赤手空拳去美国的，八年奋斗，好不容易有了工作、有了绿卡、有了房子、有了汽车、有了女儿，这一切都是用心血和汗水换来的。 如果决定离婚，如果决定回国，一切的一切好像都要一笔勾销，或者，支离破碎。 但我还是决定离婚。 人的生活有限，生命更可贵。我总觉得，一些物质的东西好一点、差一点都无所谓，但人的感情不能将就。而感情问题却是那么复杂，那么不好驾驭，你需要在一个曾经是素不相识的人身上找到互相的欣赏、互相的默契、互相的理解、互相的爱护，这是最高的要求，也是最难的事情，这需要双方一起作牺牲、作努力，体谅、谦让，精神上亦步亦趋，才能越走越近。 这些道理，谁都会说，谁都会写，谁都明白，可感情是感情，理性是理性，而且，感情是两个人的事，事到临头，怎么讲道理都不解决问题。我想，还是一句俗话有说服力：缘份尽了。 我也仔细地回想过，这一步是怎么来到的？好像是不知不觉，但确确实实是很不愉快的积累，一点一滴、琐琐碎碎，想追究一下谁对谁错，都觉得很没有意义。 当然，我从很多人的眼光里看出一些概念化的猜想：郎平是名人，她很能干，她是“女强人”，因此，她的生活问题是因为她太能干，她不会生活，她不顾生活。 不管别人怎么猜测，我不愿意对任何人作解释，我曾经只对一位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努力做个贤妻良母，我热爱生活，我对生活尽到责任了。但生活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对和错所能概括的。你尽力了，也未必能使生活美满如意，这比打球难多了。 分手让人感到痛楚，就像要割去你的手、你的脚，你怕你的手脚伤残了，割去它们是为了保全生命，但这个“割去”手术，毕竟是你身上的一部分，曾经是一个整体，有很多记忆、很多日子、很多内容、很多活动，是一起完成的、一起经历的，不管开心、不开心，都有血有肉地联在一起了，要剥离，要侵害，连血带肉的，能不痛吗？！ 但我相信，我的决定是对的，“手脚”既然有伤有残，痛归痛，总得“治病”啊，拖着“病痛”生活，活得肯定不爽快。只有下决心“手术”，也许还有新的生命、新的希望。 当然，“治病”“手术”，要付出代价，房子要一分为二，女儿要一分为二，曾经所有合二为一的东西都要一点点“锯开”。 房子是从意大利打球回来刚买的，三百多平米的一座房子，前后还有两个院子，这样的家，有树、有草，这种祥和安谧的氛围，是我梦寐以求的。 两年打球，我的膝关节动了三次大手术，才有钱买的房子，可房子还没住暖呢，我就离开去香港，到八佰伴世界明星队做教练工作，他和女儿虽然也一起去了香港，但生活毕竟动荡。而离开香港又回美国，我再也没有住进那座有前后院的房子，等待着我的，却是更剧烈的“动荡”。 让我感到最难分难舍的，不是房子、院子，是女儿，她还不满两岁啊……
面临着这样的难关，突然又接到回国执教的邀请，郎平举棋不定啊，心情同翻江倒海，无法平静，无论家事、国事，她都有“剪不断、理还乱”的情结，家庭问题要处理，但国家的事也大。回国执教，毕竟不是一月两月的出差，更不是一周两周的的旅行，可以说走就走、说回就回的。 还有一个难题是，结束八佰伴世界明星队的执教后，郎平在美国已经有了几个工作合同，也为自己租好了房子，已经在慢慢地开始着、适应着新的、独自的生活，她也在慢慢地考虑着、寻找着今后的、更新的生活。 一切都在刚刚迈步，好像还没站稳脚跟，却又要猛地掉头——回国——执教，这可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变故啊。 2 把感情封闭一阵 1995年初，中国排协在老山召开全国教练会议，决定更换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大家也提了人选，又一次想到了我，于是，排球协会一个电传接一个电传地发到我工作的新墨西哥大学，球类司司长也给我发来电传，有一句话打动了我：“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 确实，最后使我下决心的就是这句话。作为一个人，我们其实都很渺小，但是，当有人代表国家对你说：“祖国需要你！”你还能无动于衷吗？ 那几天，劳尔总是玩笑地对我说：“我们的OFFICE都成了詹妮（郎平的英文名）的办公室了。”劳尔的态度很明确，她不赞成我回国，我们认真地交流过，她的想法很中肯：你在国家队那么多年，干得那么苦，压力太大，而且，你家庭情况不好，孩子那么小，你怎么能回去呢？你应该安下心，把自己的问题处理好，可以建立新的家庭，重新开始生活。再说，你还有那么多合同。这样大的牺牲值得吗？ 劳尔是为我着想，她的分析有道理，这是一个朋友的肺腑之言。 这些利弊、得失我自己全都想到了。回国、执教，这个动作确实非同小可，也许会又一次改变我的生活和命运。而执教工作之多，也可想而知。但我更清楚，女排在中国人心目中有一种很特殊的位置，女排打球已经超越了排球、超越了体育本身。虽然，我离开国家队那么多年了，但大家还是想着我，在女排最困难的时候，要把这副担子交给我，我深深地体会到，这是一种信任和托付。 我也反反复复考虑：也许，正因为没有了家庭，心空出了一大块，应该有东西填补；也许正因为女儿还小，不懂事，我还可以抓紧时间干两年。 在反复考虑的时候，我脑海里时常会闪过很多“眼光”，像幻觉一样，熟悉的、陌生的、亲近的、遥远的，这些眼光渐渐地走进我心里，使我终于明白，怎样的“东西”才能填补我心里空出的那一块：为了这些“眼光”，个人作点牺牲值得，我应该去尝试。而且，我有种预感，如果决定回去，不会是一年两年，应该有思想准备：肯定不可能再有个人的生活了。要说“牺牲”，这是最大的牺牲，你得想好了？！ 我想好了，决定回国。 当我把“决定”告诉劳尔时，劳尔笑了：“两个月前，你第一次来和我商量回国的事，那天晚上，我就和戴维（劳尔的丈夫）说，你看着吧，詹妮肯定会走。”因为，劳尔发现，我一谈起中国女排，非常有感情，还是很依恋的。劳尔很恳切地对我说：“虽然，我不希望你走，你要为你的决定作很大的牺牲，但我尊重你的决定，能作为一名主教练去参加奥运会，这的确非常光荣。” 劳尔和新墨西哥大学排球队的全体队员为我开了欢送会，队员们专门去买了一套运动服送给我，因为，我又要重返中国的球场了。 新墨西哥大学体育部主任琳达女士，是个特好的老太太，她送我一张卡，写了很多祝福的话：我们在一起有过很多愉快的合作，我们会永远记住这些日子，希望你在中国的事业顺利，并衷心希望我们能在奥运会上为你加油，我们一定会去亚特兰大看你。 这一番充满感情的送别话语，让我感动，也让我难过，我在新墨西哥大学工作，和这里的同事、朋友相处得很好，生活在他们中间，我已经有一种如鱼得水的融洽感。 我虽然只是在一支大学的球队做助教工作，但也有不少固定的球迷，他们了解哪个队员哪天过生日，都会给她送礼物。有一个球迷，我们都叫她“老妈妈”，她家里有一种烘干机，能把菠萝烤成干，又香又甜，我特别爱吃，“老妈妈”知道我喜欢吃她做的菠萝干，经常会给我送来一些。 这一次，她也听说我要回中国做教练，就来劳尔家看我，我们正好出去了，“老妈妈”留下一大包菠萝干，还给我写了一张纸条：我知道你要走远了，要回中国了，就多做了些，你慢慢吃，经常想到我。“老妈妈”真是慈祥，我回国这么多年，每年生日都会收到“老妈妈”寄来的生日贺卡，从来没有间断过。 1996年奥运会，劳尔、琳达她们真的来亚特兰大看我，为中国女排加油。琳达说：“我虽然是美国人，对于中美比赛，我不作任何表示，我的心情会很复杂，其他比赛我都站在中国队一边。” 我也很珍惜和这些美国朋友的感情，所以，要离开这样一个给我友爱和温暖的生活环境，又要重新闯一番天地，摆在我面前的一切都是未知数。 选择走出家庭，又选择走回中国女排，一个紧接着一个，在我这一生中，都是最重大无比的选择啊。对，还是不对？值得，还是不值得？ 别想那么多了，落子无悔，就看自己怎样地去“杀出一条血路”了！ 终于要走了，租的房子没到期，得付清罚金；关于绿卡问题，要和美国局接触。比较难办的是，和新墨西哥大学排球队以及沙滩排球队解除合同，必然要赔款，这是个信誉问题，要支付一笔数目不小的违约金。 我自己没有经济能力，但也不希望由体委或排协承担，这会造成舆论压力。幸好，春节前夕，一向支持祖国体育事业的香港实业家朱树豪先生向袁伟民表示，愿意帮助我解决回国执教的困难，并要他在美国公司的律师立刻和我的律师接洽，很顺利地办好了有关手续。 剩下的就是打点我自己。那座房子、那两个院子，还有汽车，都留给他和女儿。车需要架起来，用帆布苫盖好。退了租用的房子，还要把家具搬回我们的房子里，我自己的一些书籍、衣服，全都存进劳尔家的仓库。 当我收拾完这一切，忙停了，我才发现，我这样的忙碌十多年，结果把什么都忙没了，属于我的，只有我自己和竖在我身边的两个箱子。 当然，在法律上，我还有半个女儿。女儿还在香港，他没告诉我，他们什么时候回美国。我们互相都在回避，一些有关法律的问题，由文件传递，那都是无声的传真。 要回中国了，一直就是那么远，我很想先飞香港看看女儿，但我不敢触动自己的感情，我得把感情牢牢地封闭一阵，因为，我马上要出师，等着我的是硬仗，肯定要干一番大事业，而且，这一走，是没有退路的，不管前面会遇到什么情况，也不管等待我的是怎么的命运，哪怕彻底牺牲了，我也义无反顾。
1995上2月14日，我离开新墨西哥州，劳尔送我到机场。告别时劳尔哭了，她紧紧拥抱我，还送了我一大把红玫瑰。 我是捧着玫瑰花上飞机的。 很孤单地坐在飞机上，郎平把脸埋在花里，看着一朵朵开得正艳的花，一阵很深很深的孤独感，像猛然袭来的一股冷空气，冲开了她“封闭”的感情，她禁不住流泪了，一颗一颗滚烫的泪濡湿了花瓣。这样大的一次转折，这样大的一段征程，没有爱人相送，更没有爱人陪伴，送玫瑰花的却是一位美国女朋友，以后，还会有人送她玫瑰花吗？ 上飞机前，郎平北京的几个好朋友通电话，何慧娴、张蓉芳，她们都表示要去机场接她。她婉言劝阻：“我不愿意兴师动众，不想把风声搞得那么大，我希望大家把我回国执教的事看得平淡一些，就是工作，像所有的人一样，为国家尽力而已。” 坐在飞机上的十个多小时，郎平尽力调整好情绪，开始做训练计划。在美国时，中国排协已经把奥运会前的一些比赛日程电传给她，根据赛事，她要做个大致的安排。在这之前，她已经把自己的执教思想写成书面报告同样地电传给排协。 3 我不是神，给我时间给我空间 虽然，教练、队员都没有确定，但是，我对中国队的状况是有印象的。在八佰伴世界明星队时，和中国队打过五场比赛，这几年的大赛我也都看，我开始仔细地回忆一些队员的情况：她们每个人的特点，组合起来，这支队伍将会是什么风格，走怎样的路？ 坐在飞机上写着写着、想着想着，我停下笔闭目养神，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大大的疑问：郎平，你胆子够大的，回去接这样一支队伍，你哪来的勇气？！但我绝不盲目、绝不冲动，我是三思而行。 2月初，我给排协写了一份书面报告，比较详细地阐述了我的执教想法，有一个基本精神：坚定信念，卧薪尝胆。
对于回国执教的决定，虽然犹豫了两个多月，但是，我对自己完全有信心。对于一个集体项目来讲，根本的问题在于团结和凝聚力，而这个“根本”，可以由教练来控制，凭我多年的经验和我的人品，我能抓住这个“根本”。而且，我没有任何包袱，反正，现在我又是一个人，赤手空拳，干吧！ 但郎平绝对没有想到，她的回国执教竟是1995年年初中国最大的一条新闻。她人还在美国，她的执教纲领，早已先声夺人地刊登在各大报刊上。而关于郎平哪月、哪天、哪个航班回到北京的确切消息，记者们已从美国航空公司那里问得一清二楚。 尽管，何慧娴、张蓉芳理解郎平的心情，也很尊重她的意见，果然没去机场迎接，但近百记者却早早地把机场的出口处围个水泄不通，中央电视台记者还扛着摄像机等在了机场内，打开明晃晃的照明灯，摄像机镜头早已“严阵以待” 坐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又在考虑训练计划，下飞机时，我有点晕晕乎乎了，头也没梳，稍微理了理，捧着那束玫瑰花跟着大家下飞机。走到机舱门口，我只看到机场上有那么多人，有扛着摄像机的，有端着照相机的，有举灯的，灯都打得特别亮，我还回头看，心想，肯定有什么贵宾坐在这架飞机上。 没等我想明白，这些人黑鸦鸦一片全冲我来了。好，我还迷迷糊糊呢，十几个话筒伸了过来，一个接一个地提问，我都不知道听谁的好，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前拥后挤的，我的脚都好像不沾地了，远远地，我只看了我妈和我爸一眼，他们就被人群挤没了，我也被两个警卫“架”到警卫室，海关都没过，只好走“后门”了。 后来，我听说，在机场的一些外国旅客看到这样的场面，指着我好奇地问：她是谁？我还听说，记者们还把我妈围上了，向老太太提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妈什么也没说，她就惦着女儿有晕车、晕机的毛病，她对我朋友说：“这样真是难为了郎平！” 这就是我妈。 出机场的这一幕“欢迎架势”，把还在晕机的郎平惊醒了，她身穿一套白色运动服，像一团云猛地落到地上，意识立刻清楚：回来了，这就是大家对你的期望！郎平终于回来了，很多人长长地吐了口气，如释重负，好像心安理得地把这份压在心头的郁闷很信任地放到了郎平身上。 1995年2月15日晚到达北京，2月16日下午郎平和首都以及来自各地的新闻记者见面，并宣布上任后的三个目标： 第一、在1995年9月下旬的亚洲锦标赛上夺回亚洲冠军； 第二，在1995年11月初的世界杯赛上争取奥运会资格； 第三、在1996年奥运会上打出好成绩。 记者们争先恐后地提问，焦点明确，大家老想知道郎平究竟有什么“高招”，能带领女排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连翻三滚”，越出低谷？而更多真正关心体贴郎平的朋友和球迷，暗暗地在为她捏着把汗。有人甚至认为，郎平提出的三大目标对于滑坡不止的中国女排简直是个“神话”。 而就在这第一次的新闻发布会上，郎平非常真切、非常中肯地对大家说了一句心里话：“我不是神！大家给我机会，也要给我时间。” 可以想象，当一只小小的排球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一个热点，几亿双眼睛都盯住了它，这小小的球，不啻千斤啊。郎平，要用一个人的肩膀，独当一面地扛起这只沉重的小球，这让很多隔岸观火的旁观者感受到了不寻常的分量。 《北京青年报》很及时地登载一篇署名为黄稚文的文章，题目很温暖：“郎平，我们拿什么送给你？”文章写的情真意切：
我把大家的理解，的确看作最好的礼物。说实话，一下飞机，就被这样一大团腾腾的热气包围着，在我心里又添了把火，让我更有了摩拳擦掌的激情和冲动。 我知道，把女排带上去，这是干一件挺大的事啊，会给大家带来激情和活力。当然，到底能干到哪一步，我没数，我也在心里画问号。客观地说，你要我带着这样一支队伍去冲世界冠军，这要求苛刻了，但做到第一步，冲进奥运会，我觉得不应该有问题。 回来以后，我确实有激情，很兴奋。当时接队，他们告诉我，队里只有一千多元的经费，我好像都没反应过来，根本没在意钱不钱的事情。到柳州集训，柳州市委听说女排很困难，马上组织各企业为中国女排捐款，募集了将近一百万，还搞了一台文艺晚会，大标题就是：祝中国女排再创辉煌！ 编者注：1995年2月郎平回国接任主教练，同年9月获女排亚锦赛冠军，11月获世界杯第三名；1996年再获亚特兰大奥运会亚军；1998年摘得曼谷亚运会冠军，并于1997年被国际排联评为年度最佳教练；任教国家队期间几次累得晕倒，包括在亚特兰大奥运会时。1999年3月，郎平因病引退。 |
